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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懂德语，在战俘营萨特被安排为医院的翻译，同两个战俘同居一室，平时可以在营内走动。他后来回顾战俘营的境况时说：“这儿既不能过又很容易过。”正是在这里，在战俘集中营，在这所监狱里，萨特才真正找到他自以为有使命找到并通过文学把它公之于众的关于世界历史的真理。他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面临各种危险的国家里，他自己正面临着各种危险。他体会到被囚禁这一深刻的异化，体会到在极端情况下人与人的关系，体会到敌人，真正的敌人。而他和同伴们有一种整体感，一种被打败的思想，一种当了战俘的思想，这在那个特殊时刻比任何别的东西都重要得多。
在这里，他得同自己的敌人接触，还得服从他们的命令。这里有一个战胜者的社会和一个战败者的社会。什么是敌人，他现在有了真正的认识；这并不是同一个社会中用文字或语言来攻击你的人，而是全付武装、随时可以置你于死地的人。
萨特经受了一次死亡的威胁。一天晚上，在打了熄灯铃后，他正慢慢走回住的房间。突然，一道手电光照射在他的脸上。哨兵开始喊叫起来，用枪刺威胁他。萨特猜想这个家伙不一定会刺穿他的腹部致他于死命，但很可能想刺伤他的大腿让他疼痛难受。这个哨兵正等着萨特转过身去。萨特慢慢地转着身，转得很慢很慢。他从未像现在这样生动而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背部肌肉的无力。最后他被狠狠地踢了一脚，摔倒在住处的门上。当他走进这房子时，他大笑不止，──这是神经紧张的反应。当他告诉同室人他为什么笑时，他们也跟着大笑起来。
在战俘营同德国人接触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更多的是同自己人在一起。在这里，萨特重新寻找朋友和友谊。他结识的一个朋友是贝尔纳，战前也住在勒阿弗尔，是一家报纸的编辑。贝尔纳性格开朗，为人风趣，能说会道，还善于弄到别人很难弄到的食物——这在食品匮乏的战俘营实在是一大特长。他常常帮助萨特；更重要的是，在战俘营他们一起工作，共同抵抗通敌的官兵，这是他们友谊的基础。
萨特还同一个叫勒鲁瓦的神父关系很好。他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之间有时更谈得来一些。勒鲁瓦根本不在意萨特是一个无神论者，有一次他甚至对萨特说：“如果上帝诅咒你，我也不会进他的天国。” 这个神父为人正直，不自私。据说被俘教士中有一个获释的名额，许多人都去争夺这个机会，而他拒绝这样做，他说神父的职位没有给他任何特权。萨特因此很敬重他。他也很喜欢萨特，乐于向萨特说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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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中还有不少人以前读过萨特的作品或听说过他的名字，他们有意同他结交。萨特对他们说，如果能找到一些听众，他可以作一个演讲。大约有20来个战俘聚集在一起，萨特给他们讲述了德国诗人黎尔克、法国作家马洛和德国哲人海德格尔关于死亡的观点。在这个随时可能遭遇死亡的时刻，萨特的演讲具有特殊的意义。
大约３个月后，也许德国人有了更合适的人员，萨特的翻译职务被解除了，他很可能接着被派去干苦力。为了避免这种不利环境，萨特报名参加演员的行列。所谓演员，就是星期天在一个大仓库为集中营的战俘和管理者作表演的人。他们有吹小号的、玩杂耍的、拳击手、摔交手等等，大约十几个人，单独住在一个大房间里。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应征、被俘、抵抗（2）
这些人萨特都不认识，但他可以同他们打成一片。晚上大约8点半钟熄灯。熄灯后，他们把蜡烛放在小罐头盒上，萨特开始讲故事，大家都喜欢听。他坐在营房当中的桌子旁边讲着，没有脱衣服。而别的人都在床上躺着。这时萨特感受到一种个人的重要性，他是使他们高兴和感兴趣的伙伴，他使这些听着故事并乐得大笑的人结成一个总体。在这个总体中他承担了自己的自由。他在自身自由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小小的社会，他第一次有了一种关于社会性的实在感。
萨特努力同周围的人接触，同他们建立某种关系。但他对周围的人并不是一视同仁的，而有着严格的区分。有些人他很不喜欢。他不喜欢那些不光明正大的人。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中总有某种规则。在这个战俘营，人们在一起生活，要相互信任，相互征求意见等等。而那些为自己捞好处的人很可能变成真正的敌人；这些人不能待人以诚，不愿意承认自己做过的事，胡乱编造一些东西骗人；萨特无法容忍这种骗子。
作为战俘，萨特是不自由的，但他经受战俘生活的方式中具有某种自由。萨特认为，自己的行动并不是由一种外部原因决定的，他应该对一切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他就以这种态度来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最主要的是抵抗。
圣诞节快到了，教士们准备搞一个圣诞剧，他们想到萨特，请他编一个剧本。萨特产生一个念头：将它写成一个号召战俘们抵抗的戏剧。这个剧叫《巴理奥纳》，从表面上看，是一出关于基督诞生的剧，实际上，萨特假托罗马占领巴勒斯坦来暗指德国占领法国，剧中的台词充满对当前局势的暗示。演出时，全场非常安静。德国人不理解它，他们只是把它看成一个圣诞节戏剧。而战俘们一下子都看懂了剧中的含义，大家十分兴奋。有的战俘后来回忆说，本来他们思想有些悲观动摇，受到这个戏剧精神的鼓舞，开始变得坚强起来；他们尤其为剧中黑人国王的表演而感动。而黑人国王的扮演者正是萨特本人。
进行抵抗的重要方式是从战俘营逃跑，萨特一直在想办法逃离战俘集中营。为写《巴理奥纳》，他推迟了逃跑的时间。战俘营离法国与卢森堡的边境很近，有不少犯人越过边境逃走了。战俘营有人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向战俘提供身份证和服装，通过各种巧妙的办法，把他们送出边境。萨特曾考虑采用这种方式逃跑。
正在这时，出现了另一个机会。战俘营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老百姓，他们是在路上或村子里被抓来的，德国人已同意放他们走。如果一个人有了预备役付款簿就能证明自己的老百姓身份。如果他服兵役年龄太小或太老，或者身体状况不行，德国人就会把他们放走。而制造假付款簿是很容易的，战俘营有一些刻制图章的高手。萨特给自己弄了本假付款簿。
德国人疑心很重，对那些声称身体不合格的人要逐个进行详细检查。检查轮到萨特时，萨特装出一副很可怜的样子，翻开自己那只坏眼的眼皮，露出几乎完全瞎了的眼睛说：“视力模糊。” 医生对这个证据很满意，把他划到老百姓的行列。萨特和其他老百姓一起被运回法国，在德朗西，被塞在一个营地的大楼房中。两星期后，萨特获得自由。
回到巴黎，刚开始时，萨特对周围的一切有一种强烈的陌生感，甚至对波伏瓦，他最亲密的女人，都有一种难以理解的感受。他对巴黎市民们仍然一如既往地过生活感到惊讶不已：德国占领下的巴黎显得那么平静，人们照常在咖啡馆消磨时间，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萨特想不通：“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心安理得地照常生活下去呢？”那些跟他一样从前线归来或获释回来的人，应该有着同样的感触，但他们为什么不起来抵抗呢？
当他给波伏瓦讲述自己在战俘营9个月的生活和逃跑的经历时，并没有从她那里得到预期的强烈兴趣和共鸣。而且他对波伏瓦的一些行动也看不惯。巴黎物资供应特别紧张，波伏瓦不得不在黑市上买点东西，而萨特认为不行，即使是偶尔买一点茶叶，在他看来也是违背道德规则的。当局要求居民在一份声明自己既不是共济会员也不是犹太人的材料上签字，波伏瓦签了。萨特认为这也是错误的，这是对当局的妥协。波伏瓦向他解释说，在巴黎，活着就意味着妥协。但萨特还是不理解，对一切都看不惯，经常发脾气。
这里，显然是境况的差异造成萨特的不适应。在战俘营；敌我界线十分鲜明：敌人就是敌人，同志就是同志。要么就是站在抵抗运动这一边，反对德国人的统治，要么就是倒向德国人那一边，成为通敌者，中间的道路是没有，也不存在着妥协的余地。在巴黎，在德国占领区，情况就复杂得多。人们要想生存下来就得向当局作某种妥协。即使进行抵抗，那形式也跟战俘营大不相同，其中有许多中间环节和过渡阶段，往往还会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综局面。这些，是生活在阵线分明、“非此即彼”的战俘营中的萨特一时难以搞清楚的。
萨特一度想：“与其这样毫无意义地呆在巴黎，不如当初就留在战俘营！”在那个不自由的地方，他反而充分体会到自身的自由和价值。当然，他只是想想而已，不会真的回去；现在他毕竟是生活在比战俘营自由得多的环境里，而且有这么多爱他的亲人。不回集中营，但他要在巴黎创造一个同样能战斗的环境。在回来的第一个晚上，他就对波伏瓦说：“我回来不仅仅是享受自由的甜蜜，而是为了采取行动！”早在战俘营时萨特就已想好，回到巴黎的第一件事就是创立一个抵抗团体，逐渐争取多数人起来抵抗，由此实现一个驱逐德国人的暴力运动。他并没有绝对把握可以成功，相反地，他估计成功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十。即使这样，他认为仍然应该奋起抵抗，因为最后德国人终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消耗光自己的精力，这就像罗马一样，它征服了一些国家，同时也摧毁了自己。
萨特把准备创建的抵抗组织定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选择这个名称，是同他在战俘营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这时他认为一种包容自由的社会主义是可能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战俘的生活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内容──虽然是一种凄惨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财产，食物是被分配的，义务也是由征服者强加的，但这是一种集体生活，一种公社。萨特由此想象，如果他们的生活不是战俘的生活但保留了这种共同性，那麽这可能是一种幸福愉快的生活。当然，他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同所有的人在一张桌上吃饭等等，而是试图让个人的自由同他人的自由一致起来。
萨特回来后不久就开始着手组织这个抵抗小组。他找到以前教过的学生，还找过梅洛─庞蒂。萨特、波伏瓦、博斯特、让─普隆、梅洛─庞蒂，还有萨特的几个学生，在波伏瓦房间聚会，“社会主义与自由”这个组织就算是成立了。在讨论这个组织的宗旨时，有人建议使用暴力，但多数人认为没有必要使用炸弹和手榴弹。他们决定，在短期内，除了赢得更多的支持外，以搜集情况为主要任务，然后设法散发简报和小册子之类的东西。他们不久得知，法国有不少类似的组织。萨特开始同它们联系。
这一年暑期，萨特和波伏瓦商量决定到自由区去度假。最主要的目的是同其它抵抗组织取得联系，再就是办理萨特退役手续，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