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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病发作，医生为他作了诊治。萨特本想在６月２１日那天赶回巴黎过４９岁生日，这一下不行了。
萨特对他在苏联看到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他特别注意苏联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作家与读者、工人与工厂之间的新型关系。在那里，工作、闲暇、读书、旅行、友谊──这一切都包含着与其它地方不同的意义。在萨特看来，苏联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折磨人们的孤独。
1955年6月，萨特和波伏瓦飞往赫尔辛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萨特在大会发言中谈到要求和平与要求自由的关系。他说：“和平要求每个民族都获得独立，要求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我们的和平只有一个意义，每个民族、每个人都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也就是自由。在我看来，我们事业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要通过自由来建设和平，又通过和平使各族人民都获得自由。”
这一年的9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到中国访问。对他们来说，中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他们对它几乎一无所知。而在中国，除了两三个法国文学专家之外，人们对萨特也几乎一无所知。因为报纸介绍说，萨特刚刚写过一本《涅克拉索夫》，所以与他们交谈的人就经常客气地表示对这部作品感兴趣。除此之外，他们的共同话题就只有烹调了。这种双方的互不了解严重妨碍了他们的交流。
金秋之夜，他们散步在灰色的胡同里，有时似乎忘掉了自我而融入北京古老的文化之中。但在更多的数情况下，他们感到，这是一个他们很想去了解而又找不到入门钥匙的世界。不过中国的京剧使喜欢音乐的萨特欣赏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程式化的做功、悲剧性的急迫打击乐、细致悠长的嗓音，都对他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魅力。
他们在中国呆了大约两个月，这个国家给他们最深的印象是贫困。后来波伏瓦在回忆录中谈到他们当时的感受说，看到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后，他们对地球的看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前他们总是把欧美的繁荣作为看问题的标准，而世界其它地方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十分模糊的存在。从这时起，他们才真正看到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人长期处于饥饿贫困状况；与之相比，西方的富庶和安乐只是一种有限的特权罢了。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中国人为了克服这种贫困所作的努力。11月2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文章《我对新中国的感受》，后来他在法国《观察家》上也发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国》一文，谈到他对中国的感受，赞扬了新中国的建设。
1956年暑期，萨特和波伏瓦在罗马度假，他们喜欢罗马的景色和文化氛围，既有历史也有现在，历史和现在联系在一起。战后意大利左派之间的团结从未被破坏过。他们看到，在法国希望实现的目标在意大利成了现实。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支持共产党，而共产党也一直信守他们的人道主义立场。在意大利，人们常常就政治问题进行气氛热烈、开诚布公的讨论。
在意大利期间，萨特得知匈牙利发生流血事件，苏联军队入侵匈牙利，十分痛心。回巴黎后，正逢苏联第二次入侵匈牙利，萨特立即对《快报》记者发表谈话。他说：“我完全彻底地谴责苏联入侵，但我并不认为这一事件应由苏联人民负责。我将彻底地同那些没有揭露（或者不能揭露）匈牙利屠杀行径的苏联作家朋友断绝关系，尽管对此我非常遗憾。我不能与苏联官僚领导集团保持任何友谊。”萨特在谈话中还谴责了对苏联军队的血腥干涉表示支持的法共领导，指出他们的反应是根本不负责任的。萨特还同一些作家在一份反对苏联干涉的抗议书上签了名。这份抗议书在《观察家》周刊上发表。
1957年1月，《现代》杂志出了一期匈牙利问题专号，内容包括从苏共20大到匈牙利10月事变期间发生的一切。萨特写了《斯大林的幽灵》一文，进一步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他批判了苏联同卫星国的关系，反对苏联的干涉。同时，他又认为，尽管苏联领导人犯了种种错误，但苏联仍然是社会主义，是血肉筑成的社会主义。
许多年以后，在1974年，萨特回忆这一段经历，他认为自己这话是弄错了。苏联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苏维埃夺取政权后消失不见了。当时它本来有一个发展的机会，但由于斯大林，甚至也包括最后一些年的列宁，它逐渐改变了。他不再认为共产党是革命的，但他认为共产党人是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因为当时他看到同这个党联系着的充满错误的罢工、工会政策。
萨特在4年多的同路人经历中对共产党人深有认识。他觉得他们的一大特征就是掩盖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们微笑着，回答他的问题，实际上作答不是他们。他们“消失”不见了，变成了知道他们的原则并根据《人道报》在这些原则的名义下给予的东西来进行回答的人，他们好似一种有程序的计算机。萨特和他们之间，除了一起解决某个特定问题时的暂时一致外，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团结一致。
萨特发现，实际上这些共产党人有一种个人生活，那是在他们多少去掉假面，在他们自己人中间时。他们在同外来者的关系中是没有兄弟之情的。后来萨特总结这一时期说，战前和战后他本来是可以同那些不是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左翼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但他没有注意到他们。而这些人对正统的共产主义提出挑战，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
萨特并不认为自己同共产党人打交道没有意义或浪费时间。正因为他有这段同路人的经历，后来在1968年，他才可能继续介入政治并站在毛主义者一边。否则他会一直不关心政治而置身事外。
萨特晚年说明他为什么只是作为共产党的同路人而没有参加共产党。他说：“为了参加这个党，我不得不去否定《存在与虚无》，否则他们将不允许我入党。或者如果我不正式拒绝这一点，至少我必须写一些多少是按照党的要求特制的文章。无论是这种或那种方式，我都不得不去否定它。而事实是，我没有打算否定任何东西，首先是没有打算放弃我自由探索的基本权利。无论在什么时候，这对我来说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我总是想为自己发现事物。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始终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我的基本哲学格言。”（《萨特自述》）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爱的考验（1）
1945年1月；萨特作为法国记者团的成员第一次来到美国。接待他们的是一位身材娇小的法国女士。她叫多洛丽丝•；瓦内蒂，战前是巴黎一家小剧院的演员，战争开始后去了美国，在美国战争情报处做宣传方面的工作。她同一个有钱的美国医生结了婚。据说在巴黎时她曾经见过萨特写作，不过两人并不认识。萨特当时在文学界还只是小有名气，而多洛丽丝作为一个演员大概也不太出名。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萨特就提出希望同她约会。
看来萨特是一见钟情。而这里似乎还有其它的因素。同萨特一起的记者都是男性，萨特同他们不可能有深入交往。在美国，由于萨特的英语十分蹩脚，他也无法同只懂英语的美国女人交往。没有语言的沟通，萨特就毫无用武之地。现在遇到这样一个法国女郎，萨特真有他乡遇故人之感。萨特和多洛丽丝很快就陷入热恋之中。对于多洛丽丝来说，陷入情网，显然是由于萨特那些非同寻常的情话。萨特在纽约时，将他的语言诱惑的特长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这也许是因为在美国，除了多洛丽丝以外，再难找到其他可以说话的人；不象在巴黎，可以让他发挥特长的女性是较多的。
萨特在美国呆了大约４个月，大大超过了他预定的时间，同多洛丽丝的恋爱是他滞留的主要原因。由于多洛丽丝十分熟悉美国，同萨特希望了解的美国文化界也有交往，她成了萨特在美国的导游和与纽约社会名流交往的中介。她还为他翻译那些必需的英文资料。总之，萨特是通过多洛丽丝来了解这个让他一直深感兴趣而又陌生的国度。晚年他回忆这一时期说，是多洛丽丝给了他整个美国。
刚开始他俩谁也没有考虑这一恋爱事件可能带来的后果，认为不过是一段普通情缘而已。正如对其他任何女性那样，一开始萨特就向多洛丽丝谈到波伏瓦，说明他和波伏瓦是怎样一种关系。而在多洛丽丝这一边，虽然同丈夫的关系不好，处于半分居的状态，也没有确定地要与他分手。所以他俩都以为，随着萨特回法国，这种关系就会自然终结。
回到法国后，萨特将这一切都告诉了波伏瓦，没有什么保留。虽然这是自战争时期以来，萨特重新开始的第一桩风流韵事，波伏瓦并没有当很大回事。她想，这可能只是类似在柏林时同那个“月亮”女人的爱情事件，萨特浪漫狂热一阵子也就过去了。
但实际情况不是如此。这个女性对于萨特的吸引力远非“月亮女人”可比。萨特回到巴黎后继续同她联系，多洛丽丝也情不自禁地给了回应，两人书信往来频繁。于是萨特谋求机会再度去美国看她。正好美国有几所大学邀请萨特讲学，他欣然答应。1945年12月，他登上去纽约的轮船。这次他在美国又呆了4个月。
如果说上一次去还有公务在身，那么这次纯粹是为了多洛丽丝。几个月的时间，除了有数的大学演讲外，他几乎没有干任何事情，全部空余时间都用来陪多洛丽丝，完全是以她为中心生活。他在给波伏瓦的信中叙述了每天的时间安排。大约早上9点起床，然后是洗澡，刮胡子，吃早饭。11点去赴某个预订的约会。午饭是同多洛丽丝或其他想见他的人一起吃。午饭后他一个人围绕纽约散步（大概是多洛丽丝必须上班，不能陪他）。他说，现在他对纽约熟悉得如同巴黎一样。6点在某个地方再同多洛丽丝见面，他俩在她的住处或某个安静的酒吧一直呆到凌晨两点。他向波伏瓦承认，他喝得很多，但以没什么问题为限。星期五的晚上萨特到多洛丽丝的住处，在那里一直待到星期天下午4点。萨特说，这是为了避免引起公寓门卫的注意。多洛丽丝虽然已经同丈夫分居，还没有离婚，所以他俩的交往仍然要慎重行事，以免引起麻烦。因此多洛丽丝开玩笑地将萨特称为“我的囚徒”。而有的星期五他们也到外面去度周末。
像这样长期脱离自己的常规写作活动，是萨特自结识女性以来未曾有过的。此前他总是按照学校的习惯，将一年划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工作时期，一个是休假时期，严格按照这一规律写作和休假。这一生活和工作规律，在同卡米耶、波伏瓦和万达恋爱时都没有打乱，而这次为多洛丽丝破了例，他来美国的时间并非休假期。
萨特最后在信中说：“除了多洛丽丝有些让我惊吓的爱，再没有别的什么可谈的了。此外她绝对是迷人的，而我们彼此从不疯狂。但这整个事情的未来是非常严峻的。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你写这些才不至于对她是不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