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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国家公敌”（3）
接着萨特和波伏瓦去了罗马。萨特应弗朗兹•；法农的要求，为他的书《全世界受苦的人》作序。法农是一个黑人，一位精神分析医生，他曾取得法国国籍，有一个法国妻子，但他仍然经常感受到种族歧视。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他毅然放弃法国国籍，宣称自己是阿尔及利亚人，为它的独立而战，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关于暴力的文章曾在《现代》上发表。萨特哲学对他有很大影响，《辩证理性批判》中关于恐怖和兄弟般友谊的部分让他着迷。
这时法农也在意大利北部休养，他患了白血病，是不治之症。他要来拜访萨特和波伏瓦。波伏瓦和前一天到达的郎兹曼去机场接他。他们４人相见，一起吃午饭，谈话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两点。波伏瓦委婉地对法农说，萨特需要睡眠。法农听了大发脾气，他对郎兹曼说：“我不喜欢人们把精力贮藏起来不用。”他俩一直聊到早上8点。法农每天只睡4个小时。他说，他要告诉萨特许许多多事情，还有许许多多事情要问。他笑着对郎兹曼说：“只要萨特能从早到晚同我聊两星期，我愿意每天出2000法郎。”
这人思路清晰，知识渊博，性情活泼，口才出众，富于幽默感。虽然他也有夸大自己过去功绩的毛病，但这与他是一个黑人、又得了白血病的遭遇分不开。他说，他是殖民地民族的一员，因此必须不断地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形象。
他同萨特谈起哲学来十分轻松。他突发奇想，责备萨特没有充分赎罪：“你们怎能像往常那样生活和写作呢？”他甚至要求他们去牺牲生命。他想象，如果萨特宣布直到战争结束不再写一个字，就会从根本上动摇舆论。他还建议，萨特应该故意让自己被关押起来，这就会引起全国恐慌。萨特无法说服他事情并不是这样的。看到这样一个充满热情、犹如一团火的人就要被病魔夺去生命，萨特他们有说不出的惋惜和难过。后来法农去世，阿尔及利亚为他举行国葬，郎兹曼还专程去参加他的葬礼。
回到巴黎后，秘密军队的暗杀活动比夏天更加猖獗。萨特打算住进一家旅馆，旅馆经理得知萨特身份后一口回绝。萨特只好让他的秘书克劳德•；福克斯先以自己的名字在圣日耳曼大道租了一间带家具的公寓，萨特和波伏瓦随后搬了进去。
9月5日，戴高乐终于承认撒哈拉属于阿尔及利亚，秘密军队组织试图暗杀他，同时对穆斯林进行更大规模的迫害。10月1日，萨特和其他左翼分子号召知识分子在莫贝尔广场参加静坐。萨特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解释人们为什么要举行示威。11月18日，巴黎举行了一场突然发生的游行，为了防止警察事先获得情报阻扰，会合地点保密，各部分人临时才得到通知。当一列高举“阿尔及利亚要和平”标语的队伍突然出现时，一群群的人马上加入其中，人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大。
萨特和波伏瓦挤到队伍前列，他们手挽着手，紧随标语牌前进。大家高呼口号，走过许多地方。突然，前面出现大批警察，手舞特制警棍驱赶群众。队伍开始溃散，许多人跑向右边一条街，萨特、波伏瓦和郎兹曼跟着往那边跑。然后他们向左一拐，进了一家小饭馆。饭店老板认出萨特，马上关上门，向他苦笑着说：“你也许会以此为题写一篇小说，把我也写进去；请你千万不要这样做，这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我有３个孩子，我不想搅和到政治里去，那是有钱的人干的事！”虽然觉得很滑稽，萨特仍然郑重答应了。
1962年1月7日，萨特在波拿巴街的住所又挨了炸弹。这次炸得很厉害：门被炸开，壁橱被炸得粉碎，楼顶开了天窗，地板上尽是纸片，墙上、天花板上、地板上蒙着一层烟垢：萨特再也不能搬回来了。波伏瓦和博斯特去看了现场。这时，楼里住的一个50多岁的有钱人向他们吼道：“都是因为你们搞政治才弄到这个地步，让我们跟着遭罪！”
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萨特立即收到许多表示慰问的电报和信件，福克斯还代他接了不少慰问电话。他的一些朋友还在被炸现场示威，高喊：“秘密军队组织杀人犯！”在一家饭馆，一个顾客走上来同萨特握手说：“尊敬的萨特先生，您是好样的！”
萨特现在寓所的房东也知道萨特的身份了，他怕引火烧身，想撵他们走。萨特再次搬了家。正好搬家那天，对面一栋楼又被炸，虽然这次目标不是对着萨特的。他和波伏瓦找了一所公寓，离塞纳河很近，环境还不错。公寓坐落在一所大军营的中间，后来他们才知道，有两名秘密军队组织的杀手就在这个军营里，这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1962年春，萨特应邀去布鲁塞尔作一个关于阿尔及利亚和法西斯主义的演讲，博斯特开车送他和波伏瓦去。由于比利时的法西斯分子力量很强大，一路上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直到临出发的前一刻，对方才以事先约定的暗语通知萨特他们怎样走，中途还换了车，有几辆载着荷枪实弹的士兵的汽车护送。
到达的当天晚上，萨特在一个工厂大楼的6楼作了演讲，听众多达6000人。在大楼附近，每一个角落都布满了警察。萨特就主题作了全面而简洁的阐述，演讲产生极好的效果。一位在现场守卫的警官对波伏瓦说，他也完全被萨特的逻辑力量征服了。
1962年4月8日，法国举行公民投票。结果表明，差不多每一个法国人都赞成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但这可能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结束的。7月初，萨特在莫斯科，得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和秘密军队组织之间达成协议，实际上秘密军队已开始投降。7月5日，阿尔及利亚人欢庆独立。7年来，萨特和他的朋友时刻盼望着这一天，它来得太迟了，而且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萨特此时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心情。
回顾过去这一段经历，萨特既是在极度痛苦中度过的，同时又充分体验到自己的自由。从十四、五岁起，萨特就有了一种明确的政治态度：把殖民主义看作一种反人类的兽行、一种为了物质利益毁灭人的行为。自由使他成为一个人而殖民主义却毁坏了别的人。因此，要使自己立身为一个人，就意味着要反对殖民主义。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辩证理性批判（1）
1958年，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由于左派在全民投票中的惨败，萨特精神状况极坏，身体也出现危险症候。他开始经历一场危机。这时他正在写新的哲学巨著《辩证理性批判》。沉浸到复杂艰深的哲学世界中，对他或许是一种解脱；但过度紧张的脑力劳动，也许是他的危机状态的重要诱因。
萨特对于辩证法的探讨开始于1945年。在写《圣•；热内》一书时，他已经对辩证法有深入的研究，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融于这书中。这本书虽然不是哲学著作，却充满了关于自由思想的辩证意识，萨特对它是很满意的。
从1952年开始，萨特的思想有了一个大的飞跃，一段时期他停止了文学阅读和写作，用大量时间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哲学对他成了一种政治性的东西。1956年因匈牙利事件与共产党决裂，而他又不想向右转，在政治上处于一种被流放的状况。这时他觉得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努力把共产党人拒绝加以思考的东西一直思考到底。正好他的波兰朋友约请他写一篇关于存在主义在1957年的境况的文章，这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把数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系统地论述出来，实际上是想确定自己哲学的地位，首先是同辩证法的关系。萨特写得很快，他在三、四年的笔记中匆匆记下来的思想得到清理。这篇文章以《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为题发表在波兰《创作》杂志1957年第4期上。后来这个长篇论文在《现代》杂志上重新发表。为了适应法国读者的要求，也因为原来的本子不是很好，萨特改写了它，并改题目为《方法问题》。
正如这篇论文的题目所显示的，它探讨的是方法论，也就是“今天我们是否有方法来创立一种构成的和历史的人学”这个问题。在结束《方法问题》3个月后，他开始写《辩证理性批判》，这是他的哲学或人学辩证法本身。
萨特集中精力写这部哲学巨著，还有一个原因是想结束长期以来文学、哲学串流的状况。自从他花大工夫研究辩证法以来，他一方面进行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又坚执地进行着紧张的哲学思考。结果这两个方面老是串流，哲学思考对文学创作有了干扰。不论他在写什么东西，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把这些思考加于其上。现在他感到这样下去不行了。他得首先把自己的全部哲学思考──用他的新术语说就是人学的政治基础──作一番清理，放进一部专门的著作中，然后才能安下心来从事文学创作。
萨特怀着极大的热情来写这本书，甚至达到疯狂的程度。平时写东西，他总要停下来思考思考，修改修改，有时还把写完的一页撕掉，然后从头开始。这次情况完全不同。他一连几个小时不停地写，写完一页又一页，根本不回过头来读一读，看看自己写了些什么。萨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他的笔赶不上思想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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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这种状态，萨特服用兴奋剂科里特拉纳。一天的剂量是常用量的１０倍。这样干了一天，到了下午五、六点钟，他终于精疲力尽，神经松弛下来。于是他的表情发呆，说话颠三倒四。晚上他们在波伏瓦的公寓里度过，萨特常常要喝一杯。这时波伏瓦就对他说：“就喝这么多吧！”但他不够，波伏瓦只好为他斟上第二杯，接着他要第三杯。但这样他就会酩酊大醉。长期服用兴奋剂，使萨特的动作表现出一种神经质。他甚至在坐着的时候手肘也在不停地动。他激动起来就喜欢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波伏瓦房间的地毯，因为他的走动被磨破了一大块，她不得不去把它补好。
实际上，这种用过量兴奋剂支撑着的长期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已经对他的身体造成危害。他的舌头糜烂了，听力大大减退，有时处于半聋状态。一次波伏瓦去他那里，足足按了5分钟的门铃没有人答应。她想他是不是出去了，就坐在楼梯口等他或萨特母亲芒西夫人回来。坐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现出来：“会不会是他突发心脏病倒在房里了！”她越想越可怕，赶紧橇门扭锁，闯进他的房间：嗨，他正好好地坐在书桌旁写东西呢！原来他什么都没有听见──波伏瓦虚惊了一场。
《辩证理性批判》是一部奇书。它大气磅礴，行文如长河巨流，一泻千里；时有突发异想和神来之笔；放得开也收得拢，在错综复杂的分析之中显得游刃有余。但它在文字上不够简练，有许多长句子长段落，篇幅也过长，让一般读者难以读下去，这也许跟他当时那种近乎疯狂的写作状态有关，但这不是根本问题之所在；正如萨特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