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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正好是小说中年轻姑娘的年龄，萨特自己也长成一个小伙子了，而当一个教师大概也是萨特按照外祖父的希望给自己预设的职业。小说中疗养院的那排房子的气氛被萨特渲染得有点恐怖，这或许是当年小女孩之死给他留下的阴影在作品中的反映。萨特说当时他还不知道肺结核是怎么回事，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其实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应该知道了，因为他所喜爱的小女孩就是患这个病死的。
萨特写《病态天使》时确实还没有任何性经验，其中有关这对年轻病人相处时的描写，也反映了处于青春期的萨特对于男女之间性爱关系的一种神秘感受，以及对此的一种无意识的渴求。 《病态天使》写于《猫头鹰耶稣》之后，却发表在它之前，刊登在《无题杂志》1923年第1期上。这两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实际上都是对于已经死去的人的怀念，而这些人都是萨特十分喜欢或至少是印象很深的人。
萨特实现由模仿英雄故事到创作写实故事的转变，除了回巴黎后接触到许多新的文学作品外，他以前的阅读积累也起了作用。尽管在拉罗舍尔的那一段时间他沉迷于游侠传奇之类文化品位不高的作品，此前他在外祖父书房里也接触过另一类完全不同的作品，很小的时候，他就读过雨果的《悲惨世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这样的经典之作。在接触当代最新文学作品时，这些童年的阅读经历想必也会同时起作用，使他能够很快地完成这一转变。试想一下，如果是一个从未接触过纯文学的孩子，恐怕就很难有这种转变，或者即使有，也不会这么快。
这一期间除了文学阅读和写作以外，萨特在比较形而上的领域即宗教信仰和哲学观念方面也有重大变化。首先，他不再相信上帝了。而这一突变是在拉罗舍尔完成的。前面说到了，由于外祖父家宗教信仰不一致，萨特本来就没有虔诚的信仰，但他在家庭的教育下，还是经常去教堂做礼拜，因此他对上帝有一种模模糊糊的认识，这只能说是一种感受，还不能说是从宗教教义的角度对上帝有什么明确认识。萨特后来比喻说，这种感受是，上帝好象是一只眼，时时刻刻在盯着他看；又好象是一道用火柴一划就会出现的光，一闪即逝。
在拉罗舍尔，一天，萨特像往常一样，等待他家隔壁的三个小姑娘一起去上学。突然，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中闪现：“上帝并不存在！”萨特后来回忆说，从这一刻起，上帝就再也没有在他头脑中复活过。也就是说，他从13岁起，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自己的宗教问题，成为一个无神论者。
这个过程看起来十分偶然，实际上具有必然性，因为萨特本来就不具有真正的信仰，这一突变只不过是将原来潜存着的东西变得十分显明。至于为什么恰好是在拉罗舍尔，我想，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由于拉罗舍尔恶劣的生活环境，由于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暴力关系，遮在上帝脸上的最后一块仁慈温情的面纱已经被萨特在精神上撕开，终于露出其虚无飘渺的本来面目。
失去宗教信仰这一点，对于萨特一生具有重要意义。上帝不再存在，但宗教传统那种对绝对、永恒、不朽的追求并没有在萨特头脑中消失，而是转化为文学的价值。文学就是他的绝对观念、就是他的上帝。通过文学创作，他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浇铸在文字里面，从而使自己永垂不朽。萨特自小就相信这个，但那时还是模模糊糊的；待到明确地抛弃上帝观念之后，这一思想就更为清晰而确定了。萨特有大半生都对此深信不疑。
正是凭着这种信念，萨特专注于写作，而将生活中其余的一切置于不顾。这种坚执使他在文学领域获得巨大成功。但后来他逐渐意识到，成功就是失败，赢者输。他将自己痴迷于文学而不能自拔的状态比喻为一种病，他称之为文学神经官能症，他说自己很小就得了这种病。他后期一直在同自己清算这笔账，实际上是在清算那残留的宗教情结。
回到巴黎后，萨特在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还有一些非文学的思想性的东西涌入他的头脑中，他很想把它们梳理出来。一次在地铁候车，他拾到一个空白的“米迪栓剂”笔记本，这是米迪实验室发给医生用的，上面按照字母顺序排列页码。萨特觉得这个笔记本正合用：他可以按照字母顺序在上面记下自己的思想。如一个思想是由Ａ字母开头，就记在Ａ页；如果是由D字母开头，就记在D页；等等。萨特在这个本子上记下了自己各种各样的思想。
大约在读文科预备班的第一年，一天他去一家电影院看电影。当他走出电影院时，看到街上人来人往，突然，一个概念或者说一个思想涌现出来：偶然性。于是萨特赶紧把这个发现写在他的“米迪栓剂”笔记本上：“这个偶然性是存在的，人们能由在电影院和到街上之间的对比来发现这个偶然性。在电影院没有偶然性，而退场到街上却正好相反，除了偶然性什么都没有。”萨特的意思是，偶然性其实是最根本的存在，而人们通常觉察不到，但他发现了这一点。他认为这一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世界的根本尺度，就像古希腊人将命运看成世界的根本尺度一样。
这种关于人生存的偶然性的思想，早在萨特的童年就已经潜存着；到了开始具有抽象思维能力的年龄，这一思想自然会表现出来，潜存的东西会以显明意识的形式涌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发现看似突然，也不突然。对这种偶然性的发现方式是偶然的，但萨特发现偶然性似乎又应该说是必然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不得不发现它的，是被迫发现它的。
萨特此时关于偶然性的思想还只是一个萌芽，还不成熟。在这以后，他花费了10多年时间，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以独特的形式充分表达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这就是他的成名作小说《恶心》。关于偶然性的思想，萨特保持了一生；其间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基本的东西是没有改变的。萨特到了晚年总结说，他之所以将偶然性视为世界的根本尺度，是因为它被人们忽视了；现在他仍然这样认为。
偶然性的问题显然应该属于哲学问题，不过萨特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他发现偶然性时，对哲学还没有什么认识。他生活的家庭环境没有任何哲学传统。外祖父是教法语的，完全不懂哲学。正因为不懂，他对哲学持一种嘲笑的态度。继父是学工程的，也不懂得什么是哲学，在他看来哲学仅仅是科学哲学。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萨特对哲学几乎一无所知。在中学的最后一年和文科预备班的第一年，都开有哲学课，但讲课的老师都不怎么样，有的讲得特别难懂，萨特简直不知所云，因此对哲学一直没有兴趣。
在读文科预备班的第二年，来了一位新的哲学教师迪斯特利先生，他个子矮小，身带残疾，脚有点跛。在学生中传说这位新老师遭遇过一次车祸，人们围着他说：“真难看！”其实迪斯特利先生一直都是这样，并不是什么车祸造成的。这位老师人长得有点丑，课却讲得极好。正是这位迪斯特利先生使萨特对哲学产生兴趣。
他给学生出了一个讨论的题目：“什么是持续”，并要他们通过阅读柏格森的东西来解答这个问题。这样，萨特读了柏格森的《论意识的直接材料》，这本书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意识的直接材料、持续的反思、意识状态这样一些东西，而这正是他迫切需要的。
萨特一直认为，一个作家，一个正在写书的人，应该以自己作品来揭示世界的真理，应该向读者展示他们以前从没有想过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他得靠自己的头脑和意识。所以他对研究自己头脑中发生的东西深感兴趣，对意识的材料、思想形成的方式、感觉的出现和消失等等深感兴趣。只是以前他还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同哲学联系在一起的。现在通过老师的指导，知道哲学正是研究这些的，他就很自然地转向哲学。
萨特从小立下的志向是当一个作家，他想写出像《巴黎圣母院》或《悲惨世界》那样的小说，它们到了后世仍会得到人们的承认。现在，当哲学从一个侧面进入他的生活时，这一志向没有任何改变。但他的思想开始包含着某种新的东西。他认识到，文学有着哲学基础，这基础关涉到世界和意识生活，关涉到他原以为只有哲学家才感兴趣的主题。因此应该把哲学当作一个认真研究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作家必须是一个哲学家，哲学是对作家的根本要求。这时萨特对于哲学的认识是，它是对一个人心理状态和活动的方法上的描述，它将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方法和工具。他认为，通过哲学教师资格会考，成为一个哲学教师，会让他能更好地从事文学创作。
正是基于这种想法，在临考的前一年，萨特改变了原先报考巴黎高师文学专业的志愿，改报了哲学专业。这一改变对于萨特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像《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这样的哲学巨著不可能诞生，萨特在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会完全不同。也许全力投入文学领域的萨特会多给我们几部《恶心》、《魔鬼与上帝》、《词语》这样的文学杰作。但后一种假设是有问题的：萨特如果不是具有那么深厚的哲学素养，他恐怕也写不出《恶心》等作品来，或者说《恶心》也就不是《恶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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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孤独（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保尔·尼赞（1）
回到巴黎后，萨特恢复了与旧时同学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同尼赞的友谊。由于尼赞喜欢看书，也醉心于写作，萨特原先就跟他特别谈得来。现在萨特发现尼赞在这一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懂得不少他甚至没有听说过的东西。尼赞向他介绍新出现的文学流派和人物，帮助他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他俩的友谊也日臻深厚。
在有志于写作这一点上，尼赞和萨特在班上显得特别突出。同学们知道这一点后，都用一种尊崇的眼光看着他们，觉得他们不同寻常，将来的前途难以估量。萨特自己倒不觉得怎么样，而尼赞的自我感觉则十分良好。有一天，他突然对萨特说：“ 我，你，咱俩都是超人！”虽然以前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获此殊荣，听到好朋友这样一说，他也欣然接受了。于是这个世界上就多了两个超人。尼赞为了将这一点体现出来，还给自己和萨特各起了一个闪特族的名字，他叫 R'ha，萨特是 Bor'hou 。尼赞将这两个神秘难懂的符号写了满满一黑板，更导致全班同学的敬畏之情。
班上有个关系跟他们不错的朋友知道他们的超人称号后十分羡慕，希望能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对于他的申请，两个超人进行了严格审查。他们提出了苛刻的条件来考验这位超人的申请者：他必须公开大声宣布，他将去败坏法国军队，弄脏它的军旗。这位同学吓坏了，不敢再提加入的事。于是这世界上仍然只有两个超人。
萨特晚年回忆当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