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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建可不想跟他继续打哑谜，但初来乍到的，又不得不敷衍几句。就在他不厌其烦之时，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匆匆跑了过来，气喘吁吁地说道：“王副所长，刘研究员的报告会马上开始，张所长问您这边忙完了没有？”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王副所长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回头说道：“小田同志，手续办完了，你也是咱们所里的人了。今天的会议很重要，必须参加。”
一来就开会，这还真是中国特色。不开会已经很多年的田文建，不得不硬着头皮跟了过去。会议室里济济一堂，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会议桌前居然还摆着一块块标有名字的小牌子。
与会人员的平均年龄大概在55岁左右，坐在他们中间田文建很不自在，恨不得立马站起来坐到后排，与那些年龄相仿的助理研究员作伴。
丹心献雪域，援藏立新功一看那大横幅上的标语，就知道这是一场事迹报告会。令田文建倍感意外的是，英雄不但活着，而且有血有肉的坐在前排。事迹也极其感人，可以说是催人泪下。
“……古新华同志在X藏社科院一间不足 1 5平方米的斗室中，孤身一人，在空气稀薄、严重缺氧的艰苦环境下，忍受奢因缺氧造成的头发脱落、鼻塞咽肿、流鼻血、夜间呼吸困难的痛苦，几次差点窒息倒地……
啊尽管环境如此艰苦 ，但是……他从来没有因此而动摇过援藏的信念，并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扎实的功底、踏实的工作态度、锐意革新的意识，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组织上分配的任务。”
事迹的确很感人，可听了近一个小时，田文建还是没整明白古研究员到底是干什么的？
就在他一头雾水之时，王副所长敲了敲话筒，接着讲道：“在援藏期间，古研究员严守工作纪律，不与院内外作者发生任何‘礼尚往来’的关系，谢绝方方面面的宴请，从来没向受援单位提出过任何个人要求。连因公下乡往返十几里地，也从未要过车，尽可能步行或以自行车代步。
……他的生活异常简朴，经常是盐水泡饭。但是，当同事遇到困难时，他却非常大方，并慷慨地解囊相助。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古研究员担任副主编的《X藏文学》汉文版，荣获了第二届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称号和 2 0 0 2 2 0 0 3度“国家期刊奖”……”
原来是编辑呀，还以为是孔繁森呢
尽管“不与院内外作者发生任何礼尚往来的关系”有点搞笑，“经常是盐水泡饭”更是有些夸张，但田文建还是认为一个在内地生活了几十年的人，能到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工作，其本身就值得尊敬。
同时也给自己敲了一个警钟，讲台上的领导们绝对不能得罪，古研究员回来了，现在正缺一个援藏干部呢。谁不听招呼，谁敢兴风作浪，那他就是《X藏文学》汉文版的第二任副主编。
醉翁之意不在酒，事迹报告会早不开晚不开，偏偏等自己报到了才开，这不是一出明摆着的下马威吗？说真的，田研究员还真不怕，事实上他早就想去雪域高原看看了，只是时间不对，小娜再有几个月就要生了，在这个迎接下一代的关键时期，就算天王老子也别想让他离开小娜。
会议一直开到中午十一点，与英雄合影之后，在职的和不在职的两百多位专家学者，在所办人员的组织下前往餐厅聚餐。王副所长的那一番餐前介绍，专家学者们这才注意到所里来了个名气不小的新人。
社科院不比中科院和工程院，不但没有院士，甚至都没有普通大学那样的“长江学者”和“紫江学者”。反而省一级的社科院却可以通过一些不为人知的运作，带上本应属于大学教授的荣誉光环。
被江大解聘了，特聘教授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但长江学者荣誉却一时半会摘不掉。正因为如此，田文建这个新人的风头，一下子盖过了所里刚树立起来的正面典型，成为了餐厅万众瞩目的焦点。
“……前段时间学生们问过一些道德方面的难题，显然他们是看过你的授课视频。小田教授，在我看来评价你的课其实是件很难的事。当然，如果我是出版社的枪手，大可以毫不费力地东拉西扯出五千字，可是那样做没有意义。”
“小田教授，你的授课视频我也看过。关注人民福利，塑造公共德性，促进社会团结，激发爱国主义用了那么多好词，不如直接说就是社会主义者。”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田研究员毫不例外的成为众矢之的，几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走了过来，大有灯不拨不亮，理不辨不明的架势。
还没等田文建开口，一位连走路都成问题的学术泰斗，就义正言辞地说道：“深度决定高度，那样的课其实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小田，不是我倚老卖老，你还是犯了文青和政治哲学家的老毛病，对经济学缺乏理解。以你举的例子为例，张巡食人的确有着可指责之处，但从跟本上批的人大多是左派，出发点就错误了。而且，这个问题也不是能用道德来解决的，太一厢情愿了。”
哲学不是自然科学，道德更不是法律，再说人家压根就不跟你进行理性的辩论，而是先划定一个小圈子，让你在他们的理论基础上反驳，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田文建头都大了，不得不连连摇头道：“各位前辈，文建只是一个教书匠。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才来哲学所跟诸位前辈学习。大家的批评很有道理，受教了，受教了。”
本以为挂起免战牌能躲过一劫，却没想到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学术之争，而是哲学所由来已久的左右之争。见田文建被马列老头们围攻，几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研究员走了过来，哈哈大笑道：“李老的话我不敢苟同，田教授的授课视频我也看过，我怎么没发现他说过‘关注人民福利，塑造公共德性，促进社会团结，激发爱国主义’诸如此类的话？”
“是啊，乍一听还以为是说希特勒呢。”
一位久负盛名的右派学者，拍了拍田文建的胳膊，随即转过身去，似笑非笑地说道：“这就是栽赃的嘛，先把道德和自由置于对立地位，然后让人选，谁选自由谁就是道德的敌人，李老，您这太欺负了吧？”
学术思想南辕北辙，政见更是水火不相容的死对头插了进来，把老爷子气得七窍生烟，“嘭”的一声扔掉不锈钢自助餐盆，指田文建的鼻子，痛心疾首地说道：“一个负责任的大学教授，应该以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拓宽学生的理论视野、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提升学生的理论境界为目标。
以探讨哲学特性为主要内容，系统地论述了哲学的思维方式、生活基础、主要问题、派别冲突、历史演进以及哲学的修养与创造，从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辩证智慧的人生态度。可他呢？就知道哗众取宠，标新立异，他那样授课方式跟演讲有什么区别？跟煽动有什么区别？”
哪里是辩论呀？分明是不带脏字的吵架嘛。见越来越多的人围了过来，田文建真不知道该谢谢，还是该臭骂一顿这几位“打抱不平”的学者。
就在他准备找个理由开溜之时，那位中年学者更来劲了，冷嘲热讽道：“李老，您是老前辈，你应该比我更明白哲学在最早的语境中，其意义是“爱与智慧”，在现代的语境里也就是“认识你自己”。
只有通过思考、分析、质疑以及与人交流，才能得到属于自己的结论。也只通过这个过程，我们才能得以认清自己是谁，我想这才是现代哲学的真意。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田教授似乎并没有做错，毕竟我们谁也不能舍本求末，一味的去学习那些概念和技巧。”
这就是为什么学哲学的问题，说白了也就是大众哲学和学院哲学之争。那么多哲学大师争了几百年都没能争出个高低，田文建可不想再掺和进去，连忙笑道：“各位前辈，晚辈第一天上班，又正好赶上开会，到现在还不知道办公室门朝哪开，就先走一步了。”
田文建的落荒而逃，似乎并不影响他们的兴致，接着刚才那个话题，跟往常一样面红耳赤的吵了起来。
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那位打抱不平的中年学者，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他的大名田文建早就有所耳闻。哪怕在哲学所这个马列思想的大本营，他都能说出“当今世界上一些旗帜鲜明坚持民族主义的国家，往往也就是最抗拒现代化主流文明的国家，有的甚至也就是当今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和“不民主不爱国”等诸如此类的话。
像这样的国家大事，田文建是没兴趣掺和的。经历了那么多，他只想也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正因为想踏踏实实的干点事，才不能跟这些备受争议的人走得太近。
没有研究项目、不带研究生院的研究生，也不想发表什么论文的田文建，成了哲学所最闲的人。再说研究单位管理很是松懈，上不上班都没人管，要不要办公室更无所谓了。
一个上午就领教了两次下马威，让田文建连去图书馆转转的兴趣都没了，干脆来了个破罐子破摔，连招呼都没打便走出了哲学所大门。
母亲和小娜在陈洁的陪同下游山玩水，姐夫陈拥军和老政委王荣海要上班，百无聊赖之下，田文建也不管波士顿现在是几点，拨打起安晓彬的电话来。
“这会打电话，你还让不让人活了？”振铃声响了好一会，听筒里才传来安晓彬那哈欠连天的声音。
田文建笑了笑，一边打开冰箱找吃的，一边问道：“我就是想问问你们什么时候动身，不然怎么去机场接你。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再过二十来天就是春节了，见吴博澜吴晓艳父女要回来过年，安晓彬和肖凌也坐不住了，前天刚给田文建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他们也要回来看看。
“公司里都安排好了，下个周四准时动身。对了……去翰林院报到了没有？感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一去就吃了两个下马威。”
安晓彬乐了，顿时哈哈大笑道：“我就说嘛，翰林院大学士不是那么好当的。兄弟，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趁早收拾行李滚回来吧。”
被半夜吵醒的安晓彬来了精神，昨晚没休息好的田文建倒是困了，打了个哈欠，有气无力地问道：“东亚研究院的工作早辞掉了，就这么过去你养我啊？”
“我的讨债事业正在上升期，昨天又从花旗银行接了一大单，正缺人手呢。你不是还修了个法学硕士吗？回来给我当法律顾问，专门对付联邦调查局那帮孙子。”
安晓彬的事业越做越大，从向外籍人士讨债，发展到现在的向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伸手。甚至还借鉴了国内讨债公司的一系列经验，把那些债务人骚扰得怨声载道，以至于半年内就被二十八次送上法庭。
尽管官司基本上没输，但高额的律师费用却成了除购买债务外，他现在最大的一笔运营支出。当然，这也让他在“业界”得以崭露头角，连花旗银行都愿意跟他合作。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自从他出了那本有关于讨债的畅销书后，几所知名的大学还给他抛出橄榄枝，邀请他担任客座教授，主讲金融债务方面的课程。
毫无疑问，田大博士对他的讨债事业并没有什么兴趣，想都没想便笑骂道：“得了吧，连你老婆都不愿意掺和你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