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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儿就特喜欢文学和历史。”谭卫国有感而发地说道：“原来读老三篇的时候儿我就琢磨，你说，张思德是因为烧炭而死的，肯定不可能比倒在战场上的人更壮烈；白求恩是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才来到中国的，肯定不可能比自愿参加革命的本土人士更伟大；最可气的就是认死理儿的大傻子愚公，你说，他住在一个不适合生存的地方儿，既不修路也不搬家，却异想天开地挖起了太行山和王屋山，后来怎么样啊，‘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如果没有天帝之命，愚公的愚蠢会把子子孙孙的前程全都断送在挖山上！张思德和白求恩的精神是可取的，愚公的精神是不可提倡的，到了穷途末路都不求思变，一味蛮干，简直是愚昧之极！我要是愚公，就带着全家迁徙到发达地区，让我的子孙们为国家繁荣民族昌盛作贡献！”
“没想到，谭馆长年轻的时候儿思想还是挺活跃的嘛。”金兆枫说。他意识到，自己以前小看了谭卫国。“愚公移山精神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在当时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任何一个民族都是需要精神信念的，愚公虽然愚钝，可他坚忍不拔、持之以恒、敢想敢干，这种精神在某些时期是非常有作用的，不只在中国！”
说笑间，菜上来了，很香。酒是谭卫国点的，五粮液。
“今天没外人，都自己吃自己的，”金兆枫看着谭卫国说：“咱们也别互相劝酒了，慢慢儿吃喝慢慢儿聊，尽兴地聊，我今天特有兴趣听老兄你深聊一回。”
于是，各自开吃开喝，细嚼慢咽，心里揣摩着话和题。
“谭馆长，给我们讲讲文革吧。我们都比您小，挺想听听的。”金兆枫出人意外地请求道。素日里，他对文革的话题是非常敏感甚至说是厌恶的。
“对，说说。”左思南也搭下茬儿（搭下茬儿：北京俚语，意为接话。）地说道。“文革开始的时候儿，我们还都是刚断奶的孩子呢。”
第三章 人生极乐 （17）壮烈忆文革
“ 那就随便说说吧。”谭卫国摆开了架势。提起文革，他的心里顿生出一股豪气。“文化大革命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大浩劫，把民族和百姓都毁了。1966年，号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的《5•；16》通知号召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5月25号，聂元梓带人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由此，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8月18号，天安门举行群众大会，毛泽东穿着军装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北师大附属女中的宋彬彬把红地黑字的红卫兵的袖章戴在了老毛的胳膊上。宋彬彬是当时的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毛泽东太有才了，他问过宋彬彬的名字以后，神采飞扬地说：‘要武嘛’，接着，宋彬彬的名字就改成了宋要武，小巧文静的女学生一下儿就变成了恶魔。十一中学原来是中央军委子弟学校，八一中学是聂荣臻创建的学校，‘十一’、‘八一’这几个学校里的红卫兵都是军队高干的孩子，他们强烈信奉血统论，充分继承了父辈的虎狼本色。北京最早的红卫兵基本都是行政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家庭子弟，他们既排斥普通干部家庭子弟也排斥平民阶层的子弟。那会儿的红卫兵领袖都是高中生，初中的基本都是打手。当时的孩子真是杀人不眨眼，现在想起来都哆嗦！从8月到11月，老毛八次接见红卫兵，我参加了其中的两次。当时还开展了全国性的大串连，坐火车一律免票。那工夫儿，我去了井冈山和韶山冲，到了那种地方儿，特别热血沸腾。老毛真聪明，鼓动中学生为自己的政治策略杀开了一条血路，从那时候儿开始，全国上下武斗不断，真枪实弹地互相厮杀，鸡犬升天了，好人全他妈倒霉了，人和人之间除了提防就是告密，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甚至连家庭成员之间都如是。红色恐怖把人性变成了狼性，老红卫兵残暴疯狂得简直超过了当年的法西斯！因为文革，国家的经济发展停滞了，城市里产生了大量的闲散人口，所以，从68年底起，‘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老红卫兵们完成了历史使命，好多人都远离父母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我是第一批上山下乡的，这一走溜溜儿就是八年！”
“您当红卫兵的时候儿，没糟践过人吧？我是说……女的。”虎黑子迟疑地问道。
“ 绝没有。”谭卫国斩钉截铁地回答。“当时十七八岁的孩子可远没有现在十七八岁的孩子开放和早熟。那时候儿时兴拍婆子，我也拍过，那女孩子儿是二炮的，人特漂亮。因为西城一人儿想戗行（北京俚语，产生于文革时期，意为抢别人的女朋友。），还碴过一架呢，我把那小子给捅了。我们那会儿除了互相搂搂抱抱亲个嘴儿没别的，撑死了也就是找个地儿刷夜（刷夜：北京俚语，产生于文革时期，意为也不归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肉体关系。大院儿里的孩子拍婆子一般都这样儿，属于朦朦胧胧的纯情接触。拍婆子在当时也是一种充满激情的时尚，应该算是属于精神层次的亲近，它跟带（带：专用于文革时期的俚语，意为男性与女性相好。）圈子（圈子：北京俚语，产生于文革时期，含义与女流氓接近。）有天壤之别！婆子提供的是精神愉悦，圈子提供的是肉体享受。要玩儿就玩儿高境界高档次！”
第三章 人生极乐 （18）豪迈少年时
“没想到，老红卫兵除了残忍也有情调儿！其实，精神上的占有比肉体上的占有更崇高更伟大，也更值得回味和留恋。”金兆枫感慨道。
“您当红卫兵的时候儿参加过造反和武斗吗？”左思南问。
“ 参加过，说没参加过那是撒谎装孙子！我不像有的人，好多手里有命案的闯将后来都把自己说成了文革的受害者，肏他个妈的，一想起那些事儿我就想骂他们丫挺的，一堆没脸没屁股的王八蛋！那年头儿里，我干过好事儿，也干过糊涂事儿。说出来你不信，当时的精神老是特疯狂特高亢，干什么都觉得自己是在忠于毛泽东！年轻无知，少不更事啊。”谭卫国略带忏悔地说。
“幸亏您上山下乡了，要不然的话，指不定得犯多少罪呢！”虎黑子气不平地说。“文革那时候儿，红卫兵全他妈疯了，整天打人斗人，我当时刚上小学，打也打不过他们，可我从心里恨他们！”
“ 插队第二年，我回过北京，呆了半个来月——我爸因为路线不稳，挨完批斗就给下放到外地的农场去了，我是回来给他送行的。”谭卫国接着说道：“那些天挺孤独的，大院儿里的朋友不是插队了就是参军了，所以，我就偶尔拎着冰鞋去什刹海冰场滑滑冰。当时的什刹海冰场是北京各路江湖好汉的聚集地，你们太小了，体会不到。”
“肏，有什么体会不到的呀？！”虎黑子不屑一顾地说。“不就是一帮老泡儿在那儿逗咳嗽耍流氓嘛，军呢子大氅儿、羊剪绒帽子、脸上再糊一大白口罩儿，看着还挺壮门面的，实际上没几个硬货，碰上不要命的照样儿吓得尿裤子！一句话，只要是鸡巴，再长再硬也打不死人。我小的时候儿也不是省油的灯，可就一样儿，我从来不叫朋友帮我背黑锅，也从来不打比我小比我弱的人。您可着四九城儿打听打听，有几个真正的顽主是靠单打独斗起家的，谁都甭跟我牛屄！我是在没人敢欺负我了以后才走正路的。”
“唉，真是本性难移呀！”金兆枫笑嘻嘻地讽刺着虎黑子。“一遇见合适的土壤和温度，你的流氓意识就会跟良种似地生根发芽。哈哈哈哈……闭上嘴，老实点儿。”
“得，我又错了。”虎黑子知趣地一缩脖儿，不说话了。
“ 我去陕北那八年里，一共才回过五趟北京。那几年，北京出了好几拨儿有名的顽主，有的认识，有的只是听说过。70年回北京的时候儿连吃了两回老莫儿（老莫儿：莫斯科餐厅的昵称，始自文革。），在那儿碰见过好多过去的朋友，都是耀武扬威的。我返城以后，在知青办托人把我分到了博物馆。工作刚安定下来，原来的几个社会朋友就找我来了，可是，我不想跟他们混，陕北的那几年苦日子早就把我的脑筋变得又死又硬了，我当时就想好好儿工作，熬到退休算了。我参加过77年的高考，没考上，到现在还恨自己呢。我原来大院儿里的好多朋友现在都当官儿了，都够得上行政十三级了。”谭卫国把经历说得极简洁，尽量躲避着过于敏锐地表述。
“您那些当官儿的朋友们文革的时候儿是不是都是好孩子呀？不会经常犯错误吧？”左思南边喝饮料边问道。
“哪儿啊！我原来的朋友都算不上是好孩子，净是军挎里装着凶器就上学的。瞧瞧人家现在，军队的，机关的，全是大干部，满口的国计民生。哈，细一想啊，这些人的人生也太有看头儿了，活得都掉了个儿了！”谭卫国感叹道。
“ 列宁不是说过嘛，‘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文革期间犯错误的，大多数儿都是受骗上当被人利用，也是政治牺牲品，他们犯错误是因为忠诚！怪只怪毛泽东的政治策略和手腕太高明了，能随心所欲地把整个儿国家和民族玩儿得滴溜儿乱转。革命家留恋和沉醉的是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是必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坚定信念，就像美国的巴顿将军适应不了和平的生活，这是长期经历所形成的惯性！毛泽东太看重自己手里的权力了，太多疑了，他的疑心病害死了多少好人哪！上至国家主席、元帅，下到平民百姓，惦记上谁谁难逃一劫。都说毛泽东也是受人挑唆，可除了毛泽东，谁能把刘少奇诬蔑成叛徒内奸工贼呀？国家都解放十七年了，为什么偏偏到了文革才彻底认清国家主席的本来面目哇？纯粹是淡屄！十年大浩劫，整天都是乌云压顶豺狼当道的，也就梦游天姥的时候儿才能看见什么叫‘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祸国殃民！”金兆枫愤愤地说。他抄起酒杯，大大地喝下一口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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