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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布拉姆再度强调，“这些小猴子”每天只需要和真的猴子玩半个小时。他说：“真的很神奇，没想到我们的神经系统只需要这么一点点改变，就能恢复正常了。”
听他这样说，我心里稍微感到一些安慰。因为这表示要毁掉一个孩子没那么简单。轻微的晃动，柔软的触觉，和真人互动30分钟，任何母亲都做得到。不管勤劳或懒惰，不管是职业妇女、家庭主妇，或是人工母亲，都做得到。
如果哈洛的这项发现是可信的，那么说明他已完全掌握了爱的内涵，但为什么我们需要如此大费周章，才能领悟这些道理？为什么在深入探究感情之后，我们会对呈现的结果不寒而栗？不只你我，哈洛自己也开始动摇。他再度发生婚外情，他就是无法忠于一个女人。
当哈洛发现与触感柔软的假母猴为伴的幼猴竟有自闭倾向时，他开始酗酒。威斯康星州的白昼很短，日照微弱，才刚傍晚，已是一片昏暗，只有杂色玻璃反射出昏黄的光线。哈洛感受到极为沉重的压力。他最早的发现赢得了肯定的喝采，他必须维持下去。1958962年，他拼命努力，发表多篇报告，勇敢地宣布由代母养育的幼猴出现了严重的情绪问题。他更加投入，找来更多猕猴进行研究，设法找出其他变量，避免情绪问题的发生。最后他终于发现，关键在于动作，以及与同类的真实互动。
哈洛的助理勒罗伊（Helen LeRoy）说：“他总想高人一等，总是不断寻找另一个高峰来征服。”他将这种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喝得酩酊大醉，但仍挥洒如椽大笔，以超出常人的旺盛精力征服一座又一座的人生高峰。知名专家兰德斯（Anne Landers）也引用他的实验，给初为人母的读者提建议。他接下来将实验什么？
温馨的结论，残酷的现实
他的妻子得了乳腺癌，绵密的乳腺被癌细胞入侵，她的乳头分泌出恶臭液体，她还有几年可活。哈洛越发投入地工作，不知道他的心要在哪里安歇。失去母爱的猴子神智失常，不停发抖。他先前发表的研究结果影响惊人，深受幼儿保育界所重视，最显著的事例莫过于婴儿背袋的发明，这种设计能让婴儿感到温暖。
知名小儿科医生西尔斯（William Sears）因提倡亲子依恋关系而闻名，他主张父母应和小孩同床，随时保持亲密。这些主张显然深受哈洛的影响。孤儿院、社会福利机构、妇婴用品产业，也都受其实验结果的启发，进而出现了重大变革。哈洛的研究使孤儿院的人员知道，只给这些弃婴喝奶是不够的，他们还要有人拥抱摇晃、有人注视，对他们笑。感谢哈洛等人对依恋关系的研究，它让我们都更人性化。然而这么感性温馨的结论，却是以相当残酷的手段取得的，其中的矛盾，不言而喻。
身患癌症绝对不是好事，而在20世纪60年代，就更是雪上加霜。放射治疗以高剂量的辐射光束，照射身体特定部位，黑色X记号宛如箭靶的靶心，触目惊心。化学疗法才刚起步，医生将所需的剂量，装入抗腐蚀的巨大注射器中，注入血管，病人只觉得恶心，浑身燥热。哈洛和妻子一星期要去医院好几次。医生按压注射器，清空里头残余的空气，喷出的药剂在空中画出一道优雅的圆弧，随即像眼泪一样掉在瓷砖地板上，接着把针头扎进病人的血管。哈洛手捧脸盆，凑进佩琪身边。化疗药物让她极度不适，突然一阵反胃，她会把所有东西都吐出来。
哈洛的儿子强纳森说：“那段日子真的很难熬！”佩琪被诊断出癌症时，他才11岁，6年后，佩琪去世。当时佩琪病情日益严重。我想她当时一定面色蜡黄，瘦削的脸庞衬着尖细的牙齿，真与猴子有几分神似。哈洛原有酗酒的倾向，那段时间更加变本加厉。在他学生的记忆中，他常常在深夜走进当地酒馆，将哈洛从高脚凳上架起，开车送他回家。同事也提到有好几次开会时，他醉到不省人事，他们还得扶他上床，他倒头就呼呼大睡。
哈洛的强暴架强暴了谁
光阴荏苒，当年和代理母猴在一起生活的猕猴逐渐长大。这些猕猴不会嬉戏，也不会交配。长大后的母猴已有生殖能力，青春期来临，卵子已经成熟。哈洛脑中浮现出新的疑问与想法，他想让这些母猴生育后代，不知道这些幼时失去母亲的猴子，会成为怎样的母亲？要知道答案，一定得让这些母猴怀孕。不过这些可恶的猴子就是不肯翘起尾巴，以展露它们多毛的臀部。哈洛将交配经验丰富的公猴放进笼子里，母猴死命抵抗，抓伤公猴的脸。最后哈洛发明了“强暴架”（rape rack），以此固定母猴的身体，并将它们的头往下压，公猴便能骑到母猴身上。这工具果然管用，20只母猴受孕产下幼猴。
哈洛于1966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幼时与母亲及同伴隔离的猕猴的哺育行为》（Maternal Behavior of Rhesus Monkeys Deprived of Mothering and Peer Associations in Infancy）的论文，叙述实验结果。这些在强暴架上受孕的母猴，有些杀死幼猴，有些对幼猴漠不关心，有些表现“还算正常”。这项实验结果也极具震撼力，可是我不禁怀疑，这项实验真能带来实质的启示吗？还是残害了更多的猴子，却只印证了我们凭直觉即可知的事实？
福茨认为，哈洛这一连串剥夺母爱的实验，结论不仅不证自明，而且是拾人牙慧。他说：“哈洛从未提过达文波特（Davenport）与罗杰斯（Rogers）也做过类似的研究。两人曾将黑猩猩关入笼里做实验，目睹结果后，两人决定再也不做这种实验了。”
猿猴研究专家罗森布拉姆说：“哈洛的表达方式让人难以认同。他会刻意煽动群众。”罗森布拉姆接着谈起了一件既有趣也让人尴尬的事情。有一次哈洛上台领奖，在场的都是心理学家。其中还有3名修女，她们身穿白色修女服，戴着羽翼般下垂的头纱，胸前挂着沉重的十字架。哈洛站在讲台上，对观众展示两只猴子交配的照片，罗森布拉姆边笑边说：“修女们的表情相当难堪，低头不语，整张脸几乎都让头纱遮住了。”
罗森布拉姆说：“哈洛就是这样，他总想引人哗然，他喜欢说‘完蛋’，而不说‘结束’。他为什么不把强暴架称为行动控制机？如果他这样做，现在就不会毁誉参半了！”
哈洛显然偏好戏剧化的气氛，不过我认为罗森布拉姆举错了例子。毕竟引人争议的焦点不是这部机器的名称，而是我们对动物做了什么事。哈洛的实验就某些层面而言，促成了动物保护运动的兴起。每年“解放动物阵线”（Animal Liberation Front）都会在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的猿猴研究中心前举行静坐抗议。参与抗议的民众坐在广场上，面前摆着数千只玩具猴，以此哀悼为动物实验而牺牲的猴子。他们的抗议隐含着一个严肃的事实，值得我们深入反思：心理学家凭什么拿动物来做实验？哈洛让这个存在已久的问题浮上台面。
向为实验而牺牲的动物致敬
福茨既是动物心理学家，也积极致力于保护动物，很少有人同时兼具这两种身份。他住在俄勒冈州山间的一个小镇，那里降雨丰富，树木长年翠绿，空气中充满了树叶的香气。福茨大半生都在那里从事着有关黑猩猩的研究，并和所研究的黑猩猩瓦苏成为好友。瓦苏每天早上都要喝咖啡。几年研究下来，福茨逐渐爱上了黑猩猩，他不愿意为了科学研究而伤害它们。福茨研究猩猩如何学会语言，这方面的研究不至于让猩猩遭受生理心理的伤害。福茨说：“研究者做研究时如果会牺牲动物，那么他的道德应该受到质疑。”目前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研究黑猩猩的曼森（20世纪60年代曾师承哈洛）认为，结果未必能使手段合理化。他知道伤害动物不对，但身为研究动物的科学家，势必要用动物来进行实验。换言之，曼森认为，这样做虽然与道德良知相悖，但他知道自己为何这样做。
保护动物人士对于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不以为然，他们对他进行严厉批判，指责哈洛是残虐冷酷的法西斯分子。撇开这些夸张的情绪性字眼，深入问题核心，保护动物人士认为，用动物进行实验得出的结果，很少能提供真正有效的信息，他们不假思索地便可举出已禁用的安眠药萨利多胺（Thalidomide）的惨痛教训。
20世纪50年代，动物实验的结果显示，萨利多胺不会造成畸形，但人类服用后却导致胎儿畸形。类似的例证不胜枚举。研究人员为研究艾滋病，而给黑猩猩注射艾滋病病毒，结果却不见其出现任何症状。阿斯匹林导致老鼠生下畸形的后代，对猫的伤害尤其严重。
至于猿猴，也许与人类极为相似，但毕竟不是人类的翻版。猕猴的脑容量是人类的1/10，发展速度相当快。刚出生的猕猴脑容量已有成猴的2/3，而婴儿的脑容量只有成人的1/4。从某种动物所得结果，能否适用于其他动物？如果可以适用，那么可以适用到什么程度？答案就要看你是问谁。每个人都可以把猴子当做某种范例，但要套用范例来描述所指称的对象，再完美的范例都只是近似值。近似值是个相当模糊的字眼，比重高低就要看由谁来诠释。
福茨与帕切科（Alex Pacheco）等保护动物人士可能会说，即使猿猴和人类的相似程度极低，我们也没有权力以各种残酷手段对待实验动物。但加州大学知名的记忆研究专家佐拉摩根（Stuart Zola…Morgan）就认为猿猴的脑部具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可以说明人脑的运作模式。佐拉摩根以手术刀划开猿猴脑盖，深入猴脑内部，试图找出掌管记忆的区域。
佐拉摩根犹如外科手术般的实验，加深了我们对记忆的理解，这点毋庸置疑。人类心智变化难测，记忆因此更为重要。为了更了解记忆，佐拉摩根必须将研究用的猴子麻醉，在颈部缠绕线圈，阻断血液的供应，等脑细胞逐渐死去，再将猴子唤醒，研究它们的记忆是否受影响。他反复研究它们脑部受伤、萎缩，甚至死亡的区域，只见脑叶布满灰白伤痕。
佐拉摩根在接受布鲁姆采访时说：“我认为人比动物更有价值。我们当然有责任照顾动物。然而如果问我，儿子和猴子哪一个比较重要。我不用想就可以回答。”但我得想一想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无法那么笃定。我不认为人类天生比较高级。猴子颈部缠绕线圈的残酷景象让我于心不忍。想到哈洛的“铁娘子”、“强暴架”，不管这些实验带给人类多少知识，这种做法都让我惶恐不安。也许哈洛和我有同感。尽管他表明自己并不在乎他的实验猴子，也不喜欢动物，但有些学生表示，实验的残酷本质确实让他深感困扰。这么多年过去，哈洛的酒越喝越多，想必有事一直困扰着他，也许还不止一件。
实验者的实验
1971年，哈洛的妻子佩琪去世，同年他获得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