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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坎德尔正将心力投注在回忆录上。我在一个晴朗的春天见到他，阳光透过窗户，照进他的办公室，坎德尔正在整理他的回忆录。他挥舞着一叠纸对我说：“你看，这是我的回忆录，我刚开始写，希望来得及完成。”
他把那叠稿子放在茶几上。我们分坐茶几两边，我想拿起稿子瞧瞧，不过我知道这样做很不礼貌。坎德尔的眼光从手稿上移走，望向窗外。他说：“集中营与我近在咫尺。我想尽可能将这些记忆宣泄出来。”
坎德尔告诉我，他几个月后要去维也纳。他正在筹划一场座谈会。我以为是和科学有关的，但他说不是。他说：“其他的欧洲国家都已面对纳粹屠杀的历史，但奥地利至今仍未坦然面对。我打算举办这场研讨会，帮助奥地利面对过去发生的事。”
我想像他到时候会拿个针筒，里头装满含有CREB的强效药剂，为奥地利这个国家打上一针，让所有混杂纷乱的思绪，全部回到“水晶之夜”事件发生的时候。坎德尔的成就，虽始于极其微小之处，但有着极为庞大复杂的内涵。他一贯采取简化的研究方法，但成就却远远超出各项实验的总合。
红色的小药丸能改变什么
和坎德尔见面几天后，我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坎德尔广场，四周有好几家咖啡馆和书店。我在波士顿住了一辈子，却从未到过这里。这里是学术的殿堂，成群的学生紧握手机，快步经过我的身边。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只是漫无目的地走下去。春天的空气弥漫着淡淡的肥皂香味，闻起来很舒服，木兰花盛开，让我想起坎德尔的红色小药丸。
我想，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不仅可以返老还童，而且还可以吃一颗药丸就能长生不老，我们会想要这样吗？可以看到百年后的子孙到底好不好？如果这样，我们是否丧失了某些人类的本质，毕竟生死循环是记忆的开始与终结，也建构了生命的原形。坎德尔带领我们到达了更高的认知层次，但有时我们会发现自己正腾空旋转，毫无立足之地。
此时我看到一位年纪很大的老人，靠在护士身上，沐浴在阳光下。在旁边那栋建筑的斑驳的大门上写了些字，我眯起眼睛，看到上头写着“精神科门诊处”。亨利不就住在那里吗？我知道那位老人不可能是亨利，却不禁这样幻想。我沿着人行道走下去，这位长者眼神呆滞，在双眼之上，我仿佛看见斯科维尔摘除海马回后留下的空洞。尽管在这个不断拓展的学术领域中，亨利占有重要地位，但他却不记得自己的遭遇，这似乎是很不划算的交易。当我看到那位老人时，我知道我宁愿拥有记忆，也不要每次都是全新的经验，我不想每次咬下水果，都像第一次品尝，过去的记忆都被脑中的无底洞吞噬，消失无踪了。坎德尔的药片如果真能上市，就让我们一口吞下吧！如果我们活得够久，我们应该能逃脱遗忘的宿命。
但我可以确定没有这样一种药。没有一种科学可以让我们脱离肉体的牵绊，到头来曙光乍现，转瞬熄灭，我们又回到了幽暗的黑洞。
老人和护士开始向建筑物走去。他们打开嵌着深色玻璃的大门。我靠近门口往里看，只看到玻璃上映出我的脸，感觉有点说不出的怪异。也许是玻璃门板的晃动，也许是颜色的关系。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面容憔悴，脸上坑坑疤疤，眼窝凹陷，额头上有些奇特的斑点，晒斑、痣都清晰可见。也许这些是我脑中老化的神经元的投影。不管我多么努力思考，依然无法让神经元突触不萎缩，只能任由老废的神经元散置在大脑皮层中。
* * *
1938年德国发生犹太难民刺杀外交人员的事件，德国政府遂对奥地利境内的犹太民众展开报复行为。此事件是德国政府首度公开袭击犹太人。——译者注
＇2＇ 法国作家，著有《追忆似水年华》。他的写作形式独树一帜，以潜意识记忆触动感官，引出无止境的印象记忆，表现生命的纷乱与丰富。——译者注
第10章 切割大脑 莫尼斯与20世纪最前卫的心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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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今天的精神外科执业医生都会坚持认为，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前额脑白质切除术（leucotomy）、扣带回切除术（cingulo…tomy）等手术，绝非是没有根据的摸索性实验。然而就连这些名词是如何定义的，医生们都众说纷纭，更遑论其他饱受质疑的做法了。
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之父是葡萄牙精神病学家和神经外科医生莫尼斯（Antonio Egas Moniz）。他由于发现了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对某些心理疾病的治疗效果而获得了1949年诺贝尔医学奖。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葡萄牙人。
尽管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及衍生的扣带回切除术目前已获得普遍的认可，然而在实际操刀过程中，理论知识与推断臆测的比重其实不相上下。手术过程犹如未知的旅程，只能在幽暗中摸索前进。综观20世纪，实验心理学一再触及重要的道德议题，而精神外科发展百余年来屡次挑战道德尺度，更是引发激烈的辩论，但同时也开拓了重要途径，让后人得以窥得人脑的奥秘。
他的肖像被印在葡萄牙的邮票上。对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之父来说，此等尊荣实至名归。每天都有几千人舔湿他的后脑勺，把他贴在信封上，丢进邮筒。
邮票上的人名叫莫尼斯。他于1874年生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几公里外的小渔村。我们对他母亲了解不多，莫尼斯的父亲家产丰厚，在乡里颇有地位。莫尼斯幼时住在宽大的豪宅中，家里有间礼拜堂，银烛台的烛火从不熄灭。
莫尼斯并未与母亲同住，与父亲同住的时间也很短。青少年时期，他都在邻镇与叔叔阿巴戴德一起度过。阿巴戴德是位神父，总穿着僧袍，一丝不苟。照常理推断，他应该会教导莫尼斯许多宗教教义，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
阿巴戴德对葡萄牙的辉煌历史深感荣耀。他朗读经典文学作品给莫尼斯听，所以莫尼斯还没入学便可背诵多首史诗、翻译拉丁文章。莫尼斯的头脑在叔叔的锻炼下，像刀锋般敏锐。毫无意外地，他上了大学。大四那年，他决定研读医学。那年冬天里斯本很冷，皇宫里的孔雀都冻死了。
莫尼斯患有痛风，所有关节红肿疼痛，他的手指蜷曲，无法伸直。他终生都为痛风所苦，日后他在施行前脑叶白质切除手术时，也需旁人帮忙操刀。他的助理负责关键部位的切除，莫尼斯在旁监督，下达指令。病人意识清醒，躺在手术台上可以听见莫尼斯说：“切断神经束，再深入左脑叶。M太太，你如果感觉不对劲就给我一个手势！好，换边，钻下去。”
前额叶传来的灼热刺痛
不过那是多年以后的事了。19世纪末，莫尼斯还在科英布拉学院（Coimbra College）就读。尽管饱受痛风之苦，他仍满怀雄心壮志，想在精神病学界留名。痛风的症状缓解后，他收拾行囊前往巴黎，追随马里（Pierre Marie）与德泽林（Jules Dejerine），两人都曾是法国学者沙可的学生。莫尼斯穿梭在巴黎萨尔佩替耶（Salpetriere）综合医院的精神科病房，看见有人口吐白沫、有人晕厥、有人颤抖。形形色色的病人必定让他印象深刻。人类的行为、心神竟如此怪异。
对莫尼斯来说，精神与实体是不能分割的。所以他从一开始便将精神疾病视为有机体的病变，是神经系统的纠结所致。回到葡萄牙后，莫尼斯开始思索怎样才能看见大脑。在头骨的包覆下，这么重要的器官显得遥不可及。如果能看见大脑，也许就能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如，肿瘤、血管破裂。
莫尼斯先以染剂与尸体进行实验。早在17世纪，科学家如果需要观察极其微小或混乱模糊的物体，便会使用染剂凸显所要观察的部分。这些染剂包括用压碎的番红花制成的红颜科、显现叶脉纹路的硝酸银染剂。但从未有人直接将染剂注入病人的脑内进行观察。莫尼斯最初只想一窥究竟，并没有想过要改造人脑！
莫尼斯发明一种染剂，可由颈部血管直接注入体内。染剂流入脑部，再以X光机照射，原先隐藏的血管与脑叶一一现形。莫尼斯的发明可以帮助找出肿瘤或其他病变的位置，发现脑部的病源。不过成功必须付出代价。神经学家瓦伦斯坦因（Elliot Valenstein）说：“你想想看，谁敢把溴化物直接注射进活人的颈动脉？有很多人想过，但最后都作罢了。不过莫尼斯不仅抱负远大，而且敢作敢为。”
用尸体实验过后，莫尼斯再从他的病人中挑选出若干人，进行了注射染剂实验。其中一人死亡，只见其脑部影像一片红光，掺杂些许蓝银相间的色块。莫尼斯表示，他对这名病人的死“深感歉疚”。
然而莫尼斯仍然继续为许多病人注射染剂，观察其脑合影像。他将这种方式称为血管造影法（angiography），这种技术日益普遍，至今仍广为应用。血管造影技术已有了显著进步，也成为近代医学相当倚重的诊断方式。莫尼斯进入他人的生命，取走原本不属于他的东西，因而招致诸多抨击，不过他仍具有重要影响。你也许痛恨精神外科之父莫尼斯，但你不可否认，他对我们的脑袋仍有诸多裨益。
我们得先看到一样东西，才会想着去拿到手。莫尼斯也是这样，他先看到大脑，再伸出因痛风而肿胀的手去触碰，进而试图加以改造。20世纪二三十年代，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很少，精神病人通常被送入疗养院与世隔绝，任其自生自灭。莫尼斯在神经科执业期间，所接触的病人有超过1/3患有精神疾病，他深知精神病人的处境。
当时医生试过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治疗方法，包括引发低血糖症、冷却疗法、拔掉牙齿、切除结肠、注射疟疾病毒等。与此同时，来自维也纳的弗洛伊德提出了心智运作完全受过往经历影响的理论，这个理论广受各界瞩目。此时莫尼斯则深信，只有从生理层面着手，才能治好精神疾病。精神疾病究竟源于化学物质作用，还是过往经历影响，要用药物治疗还是要借助心理咨询，两派争执不下，由来久矣。对立争辩一再重演，却未必有更深入的见解。
1935年，61岁的莫尼斯前往伦敦参加了一场神经医学研讨会。宏伟的会场中，放置了多尊法式石膏半身人像，大理石的地面。现场冠盖云集，各个西装笔挺，佩挂眼镜，前来聆听最新的实验结果。有人谈到烧灼狗的大脑皮层的运动神经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有人宣称已将猴子大脑皮层中掌管听觉的部分实施了切除。
接着轮到耶鲁大学教授雅各布森与生理学家富尔顿（John Fulton）发表研究成果。两人谈到一只性情相当暴躁的母猴贝琪。贝琪喜欢尖叫，随地便溺，一生气就打翻装盛食物饮水的容器。两人设法让贝琪熟睡，然后掀开了它的头盖骨，剪掉连接前脑叶与边缘系统的神经束。当贝琪醒来时，性情大变，变得文静温驯，且智力似乎毫无损伤，能力与其他猴子无异，不管是何原因导致它先前的行为，而此时已全部消失。莫尼斯听到贝琪恢复正常的案例，想到他在葡萄牙的病人，于是他在金碧辉煌的会场中起身大声发问：“为什么不用外科手术来消除人类的精神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