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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暴动。九月五日，他在安源写给中共湖南省委的信中说：“约定十一日安源发动，十八日进攻长沙。”《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这时的他，受“领袖同志”瞿秋白的影响，也想进攻大城市。
就在毛泽东从安源前往铜鼓县途中，他落入了敌军手中。这是毛泽东漫长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他差一点被处死！倘若不是他逃出了险境，中国的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就要另写了！据考证，毛泽东被捕的地点，是在湖南浏阳县和铜鼓县交界处的张家坊。
后来，毛泽东面对美国记者斯诺，如此饶有兴味地叙述他当时的“历险记”：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二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所幸毛泽东所遇上的是民团，不是国民党特务。这次死里逃生后，毛泽东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捐躯沙场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修铜后改为“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平浏（平浏即平江、浏阳，湖南县名，后来作者改为“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写的这首词《西江月·秋收起义》，勾勒了湖南秋收起义的情景。对于毛泽东来说，秋收起义是他第一次实践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不过，毛泽东自知光是依靠农民的长矛、梭镖是难以“出政权”的。他在八月十八日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便讲得很明确：秋收起义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否则终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护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
毛泽东要寻找枪杆子，要寻找“一两团兵力”，正巧，一支正规军正驻扎在江西和湖南交界不远处的修水县。这支正规军是一个警卫团，团长居然是中共党员！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穿过湖南和江西的边界，朝江西进发，才在半途发生那番“历险记”
这个团自武汉来，原本是守卫武汉国民政府的警卫团，可谓精兵，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中共指派了叶挺独立团的一位团参谋长，出任警卫团团长。这位团参谋长既是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又是中共党员，名唤卢德铭。卢德铭成了警卫团团长，便使这个团处于中共领导之下。
中共在南昌发动“八一”起义时，卢德铭奉命率部开赴南昌，参加起义。当他们从武汉东下到达黄石时，得知起义部队已退出南昌，而九江又被张发奎部队控制，只得率部来到鄂湘赣三省交界“三不管”的修水县暂且栖驻。这支精兵，马上被正在寻觅“枪杆子”的毛泽东所看中。于是，二十二岁的卢德铭被任命为秋收起义总指挥，毛泽东则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成了毛泽东最初的战友。卢德铭这个“四川伢子”，在上中学时就读《新青年》，思想日趋进步。十九岁那年，他千里迢迢，去报考黄埔军校。离家时，正值春节，他挥毫写下一副春联，贴在家门两侧：“问客何来想是仙风吹到，留君不住须当明月照归。”当他不远千里来到广州，黄埔军校招生考试已过。他求见孙中山。孙中山见他小小年纪，革命愿望如此强烈，便召见他，当场面试，十分满意。这样，孙中山介绍他进入黄埔军校，成了第二期学生。
在黄埔军校，卢德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卢德铭来到中共领导之下的叶挺独立团，担任连长。独立团成了北伐先锋，一路过关斩将，屡建奇功。卢德铭从连长升为营长，升为团参谋长，进入武汉后，调任警卫团团长。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作为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在江西修水县渣津宣布：“现在我们起义了！”他领导的警卫团，成为起义部队的第一团。
第二团由安源工人和醴陵农民组成。
第三团是由平江、浏阳农民义勇军组成。
第四团是经过改编的夏斗寅残部。
宣布秋收起义时，毛泽东正在江西铜鼓县城萧家祠——第三团团部。
秋收起义最初的行动计划是攻取长沙：一团、四团打平江，二团、三团打浏阳，然后分两路包抄长沙。
一团、四团在朝平江县城进军途中，四团突然哗变，袭击一团，使进攻平江的计划受挫。
二团、三团先克醴陵县城，才占领了两天，不得不在强敌面前退出。改取浏阳县城，占领后陷入重围。
两路兵马均出师失利，攻打长沙无望，遂退至浏阳文家市。
九月十九日夜，文家市的里仁学校里像开了锅似的。各路兵马的首脑人物齐聚那儿，前敌委员会会议在书记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讨论的主题是“向何处去”。
虽说从九月九日至十九日，不过十天光景，毛泽东的头脑却变得冷静。原先他受“领袖同志”瞿秋白的影响，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而秋起的受挫，使他清醒，意识到长沙“啃不动”，连醴陵、浏阳这样的县城都“吃不了”。毛泽东审时度势，知道绝不可与强敌硬拼。他在会上提出，向“萍乡方向退却”，以求避开强敌的锋芒，保存自己的实力。长沙城内有九千敌军驻守，攻长沙势必败北。头脑发热的人，依然在会上嚷嚷：“进攻长沙！进攻长沙！”两种意见针锋相对。总指挥卢德铭是位精明聪颖的人，他以为毛泽东的话在理，投了赞成票。卢德铭在军队里威信甚高，他倒向毛泽东，使进攻长沙的主张遭到会议的否定。翌日，这支打着“中国工农革命军”的队伍，朝江西萍乡方向前进。行军的第四日——九月二十三日清晨，当部队从萍乡东侧的芦溪镇出发不久，突然枪声如同炒豆般响起。
原来，那是江西军阀朱培德部队的一个特务营和一个保安团，布下了伏击圈。当毛泽东、卢德铭率部进入伏击圈时，一声口令，伏兵倾巢而出。在激战中，二十二岁的总指挥卢德铭饮弹而亡。毛泽东痛失他最初的得力战友。卢德铭倘若不是过早地死于非命，定然会成为元帅级的中共军界领袖人物。
毛泽东幸免于难，且战且走，带领着受惊的队伍绕开萍乡南进毛泽东要把队伍带向何方？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当革命的“山大王”
毛泽东胸有成竹：他要把部队带上井冈山！
井冈山，在中国众多的大山之中，不算出众。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却是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大山。毛泽东选中了井冈山，不能不说是天才的选择！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山高林密，翠竹长青，山泉淙淙，地势险峻。它处于两省四县的交界处，两省即湖南、江西，四县即遂川、永新、宁冈、酃县，在那“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年月，交界处最容易求得生存。何况那儿离长沙、武汉、南昌都远，乃穷乡僻壤的所在。
井冈山最大的优势，在于易守难攻。在崇山峻岭之中，唯有通过五个险峻的哨口，方可上山。守住了哨口，也就守住了大山。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何况井冈山四周，那时没有公路，要想调兵遣将前来攻山，辎重难行，只得靠两条腿和轻武器。井冈山的“井”，其实并非水井，而是指天然的泉水。井冈山有“五井”，即大井、中井、小井、上井、下井，乃是山中五口泉水罢了。泉水之处有人家，有“井”也就有村。山上五个小村，就以井命名。山上有一条小溪，叫“井江”，于是山得名“井江山”。又因土语中“江”与“岗”音近，所以人称“井岗山”。一九五四年第一批简化汉字把“岗”简化为“冈”，于是今名“井冈山”。毛泽东深知当时湘、赣军阀各自为政，他带领兵马朝井冈山进发时，故意走“S”形路线，时而进湖南，时而回江西，在两省交界的夹缝之中钻行，甩掉了尾追的敌军。
毛泽东此前并未上过井冈山，他怎么会作出如此“天才的选择”呢？笔者在井冈山采访时，求教于原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朱本良。据他了解，那是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来到湖南衡山县城，访问过当地的妇女会干部张
琼。张琼说起她有个表兄，遭国民党追捕，无处可逃，逃进了井冈山。那儿山高皇帝远，国民党鞭长莫及。她的表兄在井冈山上躲了几个月，知道山上的详细情形，知道山上有“山大王”——土匪盘踞。毛泽东很注意张琼提供的信息，从此井冈山存储在他的脑海的“信息库”里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上就提出了“上山”的主张，以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谈得更明确，说要“担任土匪工作”。也正因为这样，九月十九日晚上，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当毛泽东提出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南下萍乡，向井冈山进军时，便有人说他是想当“山大王”。毛泽东站起来反驳，说了这么一番话：“历代都有‘山大王’。‘山大王’凭借山势，官兵总是没有办法消灭他。如果说我们也要当‘山大王’，那么这个‘山大王’是从未有过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闹革命的‘山大王’。我们不是不想要长沙，而是现在我们的力量太弱，打不了长沙。中国地方大，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平衡，我们要找敌人势力最薄弱的地方去站住脚跟。井冈山就是敌人势力最薄弱的地方。”
毛泽东从学校里借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