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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唯一的选择是撤退。消息传到瑞金，引起了博古和张闻天的愤懑。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萧劲光在黎川城不战而弃，带领他的独立部队仓皇撤退，而让地方部队听任命运的摆布。博古和洛甫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过时了的济南战方法的回潮”于是，黎川失守马上被扯到“罗明路线”上去，扯到毛泽东头上去。
李德支持博古、张闻天的观点，而毛泽东则支持萧劲光，以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萧劲光应当撤退，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在闽西建宁、泰宁一带与敌周旋。萧劲光奉命“收复赤色黎川”。他组建了红七军团，任军团长兼政委。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当前总得知敌一个主力师要赶往浒湾，便命萧劲光率部阻击，以待彭德怀的三军团赶到，向敌发起主攻。浒湾在黎川西北。萧劲光在浒湾跟敌人打了一天一夜。翌日傍晚，彭德怀率三军团赶到。这时，彭德怀患疟疾，冷透骨髓，只得由彭雪枫指挥。第三天，敌人在十几架飞机掩护下，出动了装甲车，冲破了红军的防线，打通了去浒湾的道路。浒湾失利，主要是三军团没有打好。彭德怀主动向前总说明了情况，申明“责任不在萧劲光”。可是，谴责的拳头，仍落到了萧劲光头上。萧劲光这样说及当时的情景：“浒湾失利后，博古同志他们想整彭德怀同志，但不敢动他，就把战斗失利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他们下令撤了我的职，调往前总审查。”李德也力主对萧劲光实行惩罚，下令审判萧劲光。于是，萧劲光成了“军内的‘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前总主办的《铁拳》杂志出了《反萧劲光机会主义专号》，刊载顾作霖等批判萧劲光的文章。
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上午，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庭召开公审大会，萧劲光被押上法庭。法庭上一片紧张气氛。在书记宣读对萧劲光的控告书之后，萧劲光据理争辩：“我手上的兵都调走了，敌人是一个军三个师，我怎能守住黎川呢？再说上级也没有让我死守黎川。我到差不多被敌人包围的严重情况下，才带领七十余人的教导队撤出，这有什么错呢？”旁听的人知道真相，也不再喊口号了。可是，法庭根据李德的意见，仍坚持判处萧劲光五年徒刑，开除党籍、军籍。中央苏区的报纸刊登报道，说萧劲光“把赤色的黎川城，以及红军用血肉换来的一部分军用品送给敌人，做了敌人的内应”。萧劲光被关起来的时候，贺子珍来看他。贺子珍向他转告了毛泽东的话，使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鼓舞。毛泽东说，你应该撤退，做得对！对你的处罚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王稼祥的支持。虽说王稼祥受伤，正在病中，但他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的判决书要他审批。王稼祥拒绝签字！李德坚持要判处萧劲光五年徒刑，找博古帮忙，以压倒毛泽东和王稼祥。博古借口工作忙，不再过问此事。
李德无奈。审判萧劲光之事，不了了之。萧劲光关了才一个月，就被调到红军大学去当教员。王稼祥原本跟王明、博古站在一起，自宁都会议以来，他跟毛泽东逐渐接近。他不仅帮助了萧劲光，而且还帮助了邓小平。邓小平被撤除了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之后，也被关了禁闭。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曾作了这样的描述：
一天，在被卫兵押回禁闭室的路上，他遇上了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我饿坏了，”邓小平对她说，“肚子根本吃不饱。”她可怜他，花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做好后，她给卫兵捎了个信，要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她的住所吃饭。邓小平吃了一只，把另外一只拿回禁闭室。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一百六十五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唐义贞是湖北武昌人，一九○九年七月出生在那里的一个中医之家。一九二六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据陆定一回忆：“记得我们第一次在莫斯科见面时，她穿紫红色的金丝绒旗袍，温存、文雅，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女性’。后来，在共同的战斗中进一步了解她。她是一位勇敢、坚强的女布尔什维克。是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使我们心心相印，使我们由同志、战友发展成夫妻”陆定一和唐义贞于一九二九年冬在苏联结为秦晋之好。在陆定一回国后，唐义贞在苏联学习医务，一九三○年秋回到上海。一九三一年四月，当顾顺章叛变时，周恩来紧急转移，就借住在上海陆定一、唐义贞家。一九三一年冬，何叔衡和唐义贞装扮成父女俩，从上海经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苏区。唐义贞在瑞金担任中央卫生部卫生材料厂厂长。她在邓小平最困难的时刻送给他两只鸡，邓小平在几十年后仍深深记得这件事。索尔兹伯里还写及：“正是在这个时刻，邓的夫人阿金（金维映）和邓离婚，改嫁给高大英俊、深思熟虑的罗迈。”据方志敏之弟方志纯回忆：
那时，“她，约莫二十几岁年纪，高挑挑的个子，清秀的脸庞，一对明眸闪烁着温情的光芒听说她原来在上海，来到江西中央苏区后，与广大红军指战员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每天吃的是‘包子饭’——用席草编成草包蒸的饭，几分钱的菜金；冬天睡的是‘金丝被’——用稻草当垫被；夏天要与‘飞机’、‘坦克’作战——经受蚊子、臭虫的叮咬”“她有文化，又有一张泼辣的嘴巴，无论开会作报告，还是个别促膝交谈，她的一番入情入理、生动活泼的话语，特别能打动人们的心弦。”方志纯：《忆阿金》，《江西党史研究》，一九八九年第一期。
索尔兹伯里说“阿金是广东人”，其实她是浙江省岱山县人，生于一九○四年，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二十二岁。一九二七年二月，她成为中共定海县三人领导小组成员，参加过领导定海、宁波的盐民运动。一九三○年，她在上海担任上海丝织业党团书记。一九三○年她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共于都、胜利县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后来金维映参加了长征。一九三八年春去苏联学习、养病，一九四一年底病逝于莫斯科。
邓小平从禁闭室获释后，被派往中央苏区北部的乐安县南村当“巡视员”。那里是与白区交界之处。派遣者的本意，是因为那里生活艰苦，“流放”邓小平。不料，邓小平去那里才十天，就被急急调回来。起初，邓小平不明白内中的原因，后来才听说，因为那里靠近白区，生怕邓小平跑掉。
邓小平回到瑞金，没有人敢要他。倒是王稼祥敢于要他，对他说：“你到我这儿来吧！”王稼祥调邓小平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当了两三个月，上边有人说：“怎么能让邓小平当秘书长？”于是王稼祥把邓小平安排在红军机关报《红星》报当一名编辑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福州南较场升起“反叛”之旗 1
蒋介石虎视眈眈，在夺得了黎川城之后，正欲发动第五次“围剿”，一桩突然发生的事变，却打乱了他的阵脚。那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福州南较场的旗杆上，忽地升起一面新奇的旗帜——上红下蓝二横条，正中嵌一颗五角黄星。顿时，鞭炮声、鼓乐声大作，上千人在南较场上发出热烈的欢呼。一个新的政权“中华共和国”宣告成立。新奇的旗帜，出现在福州大街小巷，那便是“中华共和国”的国旗。
第一面“中华共和国”国旗，是在福州南较场上由蔡廷锴亲手升起的。蔡廷锴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军长兼副总指挥。他曾受过中共影响，参加过南昌起义，随后率部离去。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当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突然从上海日租界向闸北中国驻军进攻时，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视为异己，调往福建，攻打红军。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让十九路军和红军两败俱伤，坐收渔翁之利。蔡廷锴和蒋光鼐无奈，只得率部进攻红军，与朱德、周恩来交手。蒋介石部队进攻黎川时，红军主力正在朱德、周恩来率领下跟十九路军作战。
前有红军，后是大海，十九路军打不过红军，又后退无路。这支队伍毕竟受过中共影响，又曾高举抗日的旗帜，终于下定决心，举行兵变，实行“联共反蒋抗日”，着手成立“中华共和国”。
蔡廷锴、蒋光鼐寻求与中共取得联系，希冀得到支持。他们物色到一个颇为恰当的人物，以设法打开中央苏区之门。此人名叫陈公培。在《红色的起点》一书中，曾写及他：“虽与陈公博只一字之差，两人其实毫无瓜葛。他是湖南长沙人，原名善基，又名伯璋、寿康，曾用名吴明、无名。陈公培是一九一九年去北京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的。在一九二○年六月他经沪赴法。在上海，他与陈独秀见面，赞同陈独秀关于筹建中共的主张。七月，他前往法国”
陈公培是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他回国后参加过北伐，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他参加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后，他脱离了中共。但是陈公培在中共方面，有许多老朋友。于是，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他携带蒋光鼐亲笔所写《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络证明》，进入中央苏区，在延平的王台会见了彭德怀。彭德怀设宴款待陈公培，那猪肉、鸡放在脸盆里端上来。彭德怀曾回忆说，“我们就是用脸盆盛菜、盛饭，用脸盆洗脚、洗脸，一直沿袭到抗美援朝”。
彭德怀马上电告瑞金。中共临时中央起初回电，批评彭德怀“对此事还不够重视，招待也不周”，大抵以为那“脸盆宴会”未免太寒酸了。可是，没几天，中共临时中央又给彭德怀来电，称“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所谓“第三党”，指的就是处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生产人民党”，又称“生产大众党”。那是蔡廷锴、蒋光鼐正在和李济深、陈铭枢筹建中的一个政党。彭德怀不由得摇头，“觉得知识分子总是有他的歪道理”，朝令夕改，都能说出一番“歪道理”。其实，中共临时中央对于十九路军问题，内部有着激烈的争论。举棋不定，导致朝令夕改。一种意见以为十九路军的反叛，使红军多了一支友军，中共多了一个盟友；另一种意见以为他们搞的是“社会民主党”、“第三党”，要坚决予以斗争、揭露。内中，最令彭德怀困惑的是，项英于九月二十五日来电，要彭德怀对陈公培“耍一个滑头”。电报原文如下：
朱周彭滕：
目前在我军结束东战线向北消灭蒋敌援闽部队（军委已另有命令来），对公培之事绝不能存大希望，可在我撤退与集中时便带耍一个滑头，向公培表示红军履行以前宣言，诚意与他们订立反帝反蒋作战协定，可首先撤退西芹一带之兵，但须绝对注意不要暴露我军之企图，而实际来集中我之兵力，请你们酌情进行。
项英这样的“耍滑头”的谈判，难以取得真诚的成果。于是，陈公培在回到福州之后，只得在十月下旬再来中央苏区。这一回，他跟蔡廷锴的秘书长徐名鸿一起来瑞金，徐名鸿作为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博古给毛泽东打来了电话（那时已安装了军用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