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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年我还看到过别的一些景象，比方说，在灯光球场上种的实验田，那一片灯光通霄不灭，据说对庄稼生长有好处，但是把全世界的蚊子和蛾子全招来了，形成了十几条旋转光柱，蔚为壮观；还有广播喇叭里传来的吓死人的豪言壮语。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广场上的大炼钢铁和我划破了手臂。我的一切都是从手腕上割了个大口子开始的。后来我开始学画，打算做个画家，因为不如此就不足以表达我心中的怪诞——我不知达利是不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当了画家。至于我是个色盲，我还没有发现。不但如此，我还自以为辨色力比所有的人都好。以一棵胡萝卜为例，别人告诉我说，看起来是一个橘红色的疙瘩，但是我看就不是这样。它是半透明的，外表罩了一层淡紫色的光，里面有一层淡淡的黄色。再往里，直抵胡萝卜心，全是冷冷的蓝色。照我看这很对头，胡萝卜是冷的嘛。这样画出的胡萝卜，说它是什么的全有。有人说印象派，有人说毕加索的蓝色时期，还有人说是资产阶级的颓废主义，就是没人说它是胡萝卜。七七年我去考美院，老师们也是这样议论纷纷。假如我故作高深状，坐在一边一声不吭，大概就考上了。倒霉就倒在我去对他们说，胡萝卜在我眼睛里就是这样的。后来不知哪位天才出主意叫我去医院查眼睛。查完了回来，那些老师就笑得打滚，把我撵了出去。其实不过是眼科的辨色图卡有几张我没认出来。我也能画出一套图卡，叫谁都认不出来。
我的辨色力是这样的：我看到胡萝卜外面那层紫是紫外线，心里的蓝是红外线。只有那层淡淡的黄色是可见光。用无线电的术语来说，我眼睛的频带很宽。正因为我什么都能看见，所以什么都马马虎虎，用无线电的术语来说，在可见光的频带上我眼睛的增益不够大——假如眼睛算是一对天线的话。像我这样的人，的确不适合当画家：紫外线、红外线画家，和超声波音乐家一样，没有前途。但是我的视力也不是没有好处，因为能看见紫外线，所以有些衣料对我来说几乎是透明的，穿了和什么都不穿是一样的。到了夏天我就大饱眼福；而且不用瞪大了眼睛看，眯缝着眼睛看得更清楚。这一点不能让我老婆知道，否则她要强迫我戴墨镜，或者用狗皮膏药把我的眼睛封起来，发我一根白拐棍，让我像瞎子一样走路。我的艺术生涯已经结束了，但不是因为我是色盲。这是因为我自己不想画了。也是因为人们没有给我一个机会，画出所见的景象。假如他们给我这个机会的话，就能够通过我的眼睛看到紫外线和红外线。
5
老鲁总想逮王二，但是总不成功。她最好的成绩是抓到了他的一只鞋。那一回很危险，因为她藏在塔下的角落里等着，等王二看见她已经很近了。逼得王二只好在车座上一跃而起，抓住了上面的梯蹬，任凭崭新的自行车哗啦一声摔在地下。就是这样，也差点被她揪住了他的脚脖子，鞋都被她扯掉了。后来她把这只解放鞋挂在了办公室前面的半截旗杆上耀她的胜利，并且宣布说，谁来要都不给，非王二自己来拿不可。但是下班时他骑着车，一手扶把，一手持长竹杆，一杆就把鞋挑走了。那一次总算是侥幸毫发无伤，连鞋子都没损失，但是王二怕早晚有一天会在铁梯上把嘴撞豁，还有别的担心，比方说，怕在工厂里骑快车撞倒孕妇（当时有好几个大着肚子来上班的）等等，所以王二就改为把车子骑到隔壁酒厂，从那边爬墙过来。酒厂和豆腐厂中间还隔了一条胡同，但是还有一条送蒸气的管子架在半空中。王二就从上面走过来。不好的是胡同里总有老头子在溜鸟，看到王二就说：这么大的人了，寒碜不寒碜，这时王二只好装没听见。
最后王二被老鲁追得不胜其烦，就决定不跑了，从大门口推着自行车慢步进来，心里想着：她要是敢咬我，我就揍她。但是打定了这种决心以后，老鲁就再也不来追王二，甚至在大门口面对面的碰上，她也不肯扑过来，而是转过脸去和别人说话。这种事真是怪死了。以前王二拼命奔逃时，想过好多“幸亏”：幸亏他在半空中上班，幸亏他从小就喜欢爬树上房，幸亏他是中学时的体操队员，会玩单杠等等，否则早被老鲁逮住了。后来王二又发现一点都不幸亏：假如他不会爬树上房，不会玩单杠，不能往天上逃，那王二就会早早地站在地下，握紧了拳头，想着假如老鲁敢来揪他的领子，就给她脸上一拳，把她那张肥脸打开花。假如是后一种情况的话，问题早就解决了，根本用不到实际去打。这些幸运和不幸，再加上复杂无比的因果关系，简直把他绕晕了。
这个被追逐的故事就发生在我身上。当时是一九七四年，冬天空气污浊，除了像厕所里的淫画和各种政治运动，简直没有什么事情可供陈述。而政治运动就像天上的天气，说多了也没有意思。当时北京的城墙已经被拆掉了，那座古老的城市变得光秃秃的，城里面缺少年轻人，这样的生活乏味得很。当时我二十二岁了，是个满脸长毛的小伙子。也许就是因为这个，老鲁才决定要捉住我。那段时间里，我经常是躲在房上，但是每月总有几次要下地，比方说，签字领工资，到工会去领电影票等等。只要逃进了会计的办公室，把门插上，也就安全了，危险总是发生在这段路上，因为准会遇上老鲁。每到开支的日子，会计室门口总会有好多人等着看热闹。到了这种日子，老鲁的脸准比平时红上好几倍，头发也像被爆米花的机器爆过——在攻击敌人时，狒狒的脸也要变红，眼镜蛇也要炸腮；这些都不重要，不要为其所动，重要的是看她进攻的路线。假如她死盯着我的胸前，就是要揪我的领子；假如她眼睛往下看，就是要抱我的腿。不管她要攻哪里，她冲过来时，你也要迎上去。正面相逢的一瞬间，假如她举手来抓领子时，我一矮身，从她肋下爬过去；假如她矮身要抱腿，我就一按她肩膀，用个跳马动作从她头顶上一个跟头翻过去。那个时候老鲁抓王二是我们厂的一景，每月固定出现几次。但是这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有关我呆过的豆腐厂，有好多可补充的地方。它在北京南城的一个小胡同里，虽然那条胡同已经拓宽了，铺上了柏油，但是路边上还有不少破破烂烂的房子，房门开到街面上。窗子上虽然有几块玻璃，但是不要紧的地方窗格子上还糊着窗户纸。那些房子的地基比街面低，给人异常低矮的印象，房顶上干枯的毛毛草好像就在眼前。我们厂门口立了两个水泥柱子，难看无比。里面有个凶恶无比的老鲁等着捉我。这一切给我一种投错胎转错世的感觉。虽然这一切和别人比起来，也许还不算太糟，但是可以说，我对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缺少精神准备。我小的时候可没想到会有这么个堆满了碎煤的院子，里面在杂诠腐，更没想到会有这里有个老鲁要咬我。
6
我现在已经四十岁了，既不是画家，也不是数学家，更不是做豆腐的工人，而是一个工程师。这一点出乎所有人（包括我家里人和过去认识我的人）的意料之外，但是我自己一点也不感到意外。把时光推回到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门前是一大片鸡圈，那时候我手上的伤疤已经长好了。从我住的二楼凉台往下看，只见眼前是一大片蜂窝式的场所，因为这些鸡圈是用各种各样的材料隔出的空地。在那些材料里有三合板，洋铁皮，树枝树杈等等，原来的设想是用这些东西就可以把鸡圈在里面不让它们出来，但是不管什么时候你都能看见很多的鸡在圈间的空地上昂首阔步地走着，而且到处都能闻见鸡屎味，和不带过滤嘴的骆驼牌香烟的味道一样。除了楼前的空地上有鸡圈，楼上的阳台上也养上了鸡。
有一只公鸡常常在楼下起飞，飞到我头顶四楼的阳台上去。我能够从它漫步的姿态判断它何时起飞，所以也就很少错过这些起飞的场面。通常它是在地上一蹲，然后跳到空中拼命拍动翅膀，就拔地而起了。据我的观察，它只能够瞬时克服重力，垂直升上去，不大能够自由飞翔；因为它常常扑不准阳台，又从空中扑扑拉拉地掉下来。当时我看鸡飞上阳台十分入迷，却不知道这预示着什么。过了近三十年，我到了美国圣路易城，在那个著名的不锈钢拱门下和一架垂直起落的鹞式战斗机合影时，才带着一丝淡淡的懊恼想起这件事来。这是因为这架飞机的外形和那只公鸡很像，飞起来就更像了。我的懊恼是因为觉得应该由我把这架飞机发明出来。所有这些事说明了除了攀登外，我的生命还有一个主题，就是发明。这也是我与生俱来的品性，虽然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明过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小时候我在挨饿，那段时间我们家门前满是鸡圈。但是你要是以为中国的大学里就是满地鸡窝就错了——那段时间并不长，而且不光是养鸡，还养了不少兔子，因为兔子也可以被杀了吃。不光是挨饿，还缺少一切东西。但是缺少的东西里并不包括钱，但是光有钱没有票证什么都买不到，除了只含水份和木棍的冰棍。钱这种东西假如买不到东西就没有什么用，擦屁股都嫌太硬，而且还犯法。连青菜都要票，这一点连最拥护社会主义的我爸爸也觉得过份了。有一天在家里听见楼下有人吆喝道：不要菜票的菠菜勒！我姥姥就打发我去买。买回来一捆菠菜，立起来比我还高好多。只能用来喂兔子，不能喂鸡，因为会把鸡噎死。我姥姥是个来自农村的小脚老太太，她咬着手指说：从来没见过这么老的菠菜！后来她动了一阵脑筋，想从菠菜里提取纤维来纳鞋底子，但是没有成功。这说明我姥姥身上也有发明的品性。而且如果肚子里空空如也，每个人都会想入非非。
我小时候也没有手纸，我爸爸把五八年的宣传材料送进了卫生间，让我们用它擦屁股。那些材料里有好多是关于发明创造的，我在厕所里看这些东西，逐渐入了迷。与此同时，我哥哥姐姐在厕所门前排起了队，憋得用拳头擂门，我却一点也听不见。那些发明里有一些很一般，比如什么用木头刻珠子做滚珠轴承，用锅熬大粪做肥料等等，一点想像力都没有。但也有些很出色。比方说这一个：假设有一头猪，在一般饲养条件下每天只能长八两的话，本发明能让它长到一斤半，其法是用一斤花生油，加鸡蛋黄两个对它作肌肉注射。据说这样喂出的猪不光肥胖，肉质还十分细嫩。当时我就想到了这个发明虽好，但还不是尽善尽美。应该再打点酱油和料酒进去，使它不等挨刀子就变成一根巨大的广东香肠。说实在的，用这些发明擦了屁股，我感到痛心。当然，被用来擦屁股的不光是发明，还有别的东西。比方说，有好多油印本的诗选。五八年不但大家都在搞发明，而且人人都要写诗，参加赛诗会。我哥哥五八年上到了小学三年级，晚上饿得睡不着的时候，给我念过他作的诗：
共产主义，
来之不易。
要想早来，
大家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