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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卯年代的革新运动建立起一些研究团体，有些革新派受到了传教士们为宣传基督教而设立的小型学堂的影响。1905 年废除科举以后，情况大变，中国在曲折蜿蜒中走上了革命的进程。
2D 世纪初帝制末期的革新时期，日本是训练中国留学生的中心。他们中间不少人彻底变成革命者，但多数人回国后在名义上改成新式学校的旧式院校中教课。一种受日本影响建立起来的新学校是法政学堂，日本人喜欢用这类学校来培养新型知识分子。
但此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大西洋地区，主要是美国。在1905 年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资助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以后，美国对中国的现代教育基础就产生了影响。出身于中国上层阶级的学生到法国和德国留学的，回国后常常变成了革命者，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的兴趣和活动，都是高度政治化。而从英美回去的学生多倾向于科学和人文教育方面，英美学校似乎也是长于开那些课的。
由于这些影响的结果，加世纪邓年代兴起了许多国立大学，即政府出资的大学，在1928 年以后更是如此。此外还有十几所基督教大学，其中的教职员一部分是外国人，一部分是中国人。除此以外，还有几个私立的中国院校，是富有的机构资助的。沁世纪20 年代中国也开始有了基金会的活动。洛克菲勒基金会带头捐款于高等教育，1925 年以后庚子赔款的余额归还给了中国，专门指定给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使用。这样，当1928 年国民政府上台，按照欧洲模式创办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央研究机构时，中国教育已有多种不同的体制了。
还有，这个时候，平民教育运动也在日本和中国青年会秘书的影响下发动起来。中国青年会的秘书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去法国帮助中国劳工写家信。在外国的农民大多是文盲，这件事启发青年秘书们在国内展开识字运动。这个运动的发动者为了接近农民，开始在农村工作。早期的革新者如张容开办了几个与工业发展有关的技术学校，而高级官吏如张之洞则开办了一些学校专门教新兵识字。
国民政府沿着这些传统，1928 年以后从新的国立大学和代表当时外国影响前沿的基督教大学吸收了不少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员，同时还在农村试验办平民教育。不幸的是，国民政府即使在那些有限的地区也没有抓住中国的主要问题，因此它的乡村教育规划始终停留在有限的范围内。把扫盲运动普及到普通人中去，并把他们逐步提高到现代化的高级社会中，这个课题只好留待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去完成了。
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群体早已开始按照科举时代的传统，就是集合到皇朝政府的考试中心举行示威请愿的方式采取行动了。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学生们的爱国活动和追求革命的活动，也就是在这样的新制度中进行的。它表明现代学生承担了自己的义务，继承一r 孔夫子的学说，试图去“治国平天下”。当然这也与欧洲的传统不谋而合。
这样，中国就有了一个东鳞西爪拼凑而成的教育制度。为了初等和其他各级教育，现在有了像商务印书馆那样广泛供应教科书的新出版社。官方的编译机构组织出版了日本以及西方各种书籍的中文版本。先是用日本名词，接着又发明了各种学术名词。早期回国的留学生花了很多力气解决各种术语问题，以致对现代思想中的经济、社会、个人主义、权利等名词，都提供了适当译名。自然科学也经过原来在国外受训练的专家之手，引进到中国生活中。许多中国的技术学校也有所贡献，一般高等教育机关都保持了受教育的人应该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传统。从教会学校开始，妇女也被卷人教育的主流，甚至在农村中缠足的风气还没有绝迹以前，已有女生上学。从本世纪初，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科学已经开课；地质学和考古学的成就也广为传播。
同时，中国的耶稣教教会，也学会了用两条腿走路― 办医院和教育。大约200 所教会学校和几所大学办起来了。1920 年，这些学校有的合并了，后来一共有12 所基督教办的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首屈一指。燕京的领导人物是十几个中国和美国的教会教育家。他们在1919 年组成了一个宗教学习团体，取名叫“生活联谊会”。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相信中美双重文化教育和笃信耶稣基督是挽救中国的道路。在军阀横行和政治动乱中，燕京因为是一个在纽约注册并大都由那边出钱办的美国机构得到了保护。他们用美国出的钱构筑了美丽的燕京校园。燕京大学位于用庚子赔款建设的清华大学一英里外的郊区。虽然加世纪初期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不断高呼打倒外国势力，燕京大学中国基督徒的领导地位始终岿然未动。1928 年以后，燕京大学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校务委员会，在国民政府注册立案；原来在纽约的董事会，则根据英文的章程继续掌管学校的基金。
在中国的耶稣教会有一种世俗倾向，就是爱千预当地的社会问题，而不仅限于精神事务。这种倾向是适应中国环境下人们的需要的。在美国，福音传道事业是为了改善人们由现代化所引起的紧张困厄状况，它起着安慰、舒解的作用；在中国则是吃饱了肚子才谈得到精神上的和平和安慰。换句话说，美国人需要在快速多变中得到精神和平和向导，中国人则必须克服贫穷、疾病、无知和混乱的可怕境况。由于处境不同，精神上需要的文化自然不一样。19 世纪8O 年代，青年会在美国是应付城市青年的需要；在中国，这时的青年会也开始应付中国城市和教育的需要。福音传道变成了只是基督教会工作的一部分，虽然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1922 年举行了一次耶稣教各教派会议，成立了一个全国基督教协会，以统一联系3000名传教士和25 万到父万中国耶稣教徒的工作。在衡量这个群体的影响时，必须看到中国受教育的上层人士数目极少（在为世纪30 年代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不过10 万）这个特点。调查研究工作显示出耶稣基督教会对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广泛和多方面的贡献。
夭主教对于中国的现代教育也做出了贡献，虽然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做法和耶稣教的做法十分不同。它在中国的活动于16 世纪欧洲探险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天主教的耶稣会派和其他派别不同，他们一开始就接触统治阶级，并且相信熟悉中国语文和风俗习惯和向有兴趣的中国学者表演西方科学是取得成功的办法。耶稣会派的天主教徒循着利玛窦的先例，以求学名义取得了官方身份，然后出任钦天监，负责天文和订定历书的事。天主教中的方济各会派和多明我会派后来控诉耶稣会派，认为他们接受了过多的中国文化和教条，并在祭祀祖先问题上发生争执，最后发展成中国皇帝与罗马教皇的对立。而不幸的是耶稣会派站到了中国皇帝方面。1724 年以后他们统统被驱逐出中国，留下来的也只能在北京以外秘密传教。1773 年耶稣会在罗马也被取消，直到在1814 年才恢复；19 世纪叨年代拿撤路派在罗马当权时，耶稣教传教士才在中国重新出现。
天主教传教士不大关心个人的改教，而集中注意争取全家或者全村的人改教。不像耶稣教徒那样，天主教神甫多穿中国服装，对现代化兴趣也不大。主要的天主教大学是上海的震旦和复旦，是由精力充沛的中国神甫马相伯创办的。
20世纪20年代中外合办的事业是多方面的― 灾害救济和农村发展、文字改革和现代科学名词的制定，以及财政方面的合作等等。教会董事会继续从美国支付薪金给教会学校的教育家，中国教职员则由中国方面出钱开支。因而基督教大学一般来说都是男女生同校，在学生中助长了西方生活方式，这些学生大都也是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家庭。有一个时期基督教大学成了政府机关的人才培养所。20世纪20 年代，北京的国立大学同燕京大学和私立的南开大学之间，有很多人员互相交流口这样，传教士为现代中国要建立的新秩序画出了一部分草图。有一个时期，他们扮演了中心角色。
由凡尔赛和约和1919 年“五四”学生运动点燃起来的民族主义运动，于1923 年导致了反对教会设施的活动。民族主义的“收复权利”运动，也包括把那些总部不设在纽约市的教会大学改归中国董事会。外国人和中国教职员在住宅和薪资方面的不平等待遇，似乎也使一切爱国人士感到屈辱。
1928 年国民政府上台以后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外国人在教堂和其他机构中的主导地位逐渐减弱；第二是日本的人侵，它导致了1937 年的侵华战争。这一趋势倒把传教士变成了中国爱国主义的可贵的同盟者了。因为传教士仍享受着治外法权，日本不运用政府力量还不能强制他们。这就使中国人推迟了取消治外法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时间。在19 世纪见年代帮助过改革的人，现在在20世纪3O 年代反对日本侵略中也起了帮助作用了。
当北大在北京受军阀干扰在财政上日益拮据的时候，在华北口岸天津出现了一所成功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是张伯等个人的成功事业。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北方人，青年时读了些书后投身海军，在1894 一1 985 年战争中他的战舰被打沉了。为了救国，他就转而从事教育，先在天津财主家办私塾，后来他响应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号召。当时夭津青年会的秘书通常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体育健将、教师和传教士。张在学校中重视体育，提倡师生间教学相长，团结互助，学习科学，讲求爱国主义。他于l903 年访问日本，1908 年访问美国，所见所闻使他更加笃信这些原则。后来他做了基督教徒，他的南开中学在举办体育比赛和组织学生演话剧方面常走在全国的先列。1917 年张伯答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两年后他回国创办了南开大学，接着附设一个女子中学（1923 年），一个实验初小（1928 年），一个经济研究所（1931 年）和一个化学研究所（1932 年）。南开经济研究所在两位耶鲁大学出身的经济学家何廉和方显庭主持之下，开始从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基本问题的研究和出版工作。这个研究所希望效仿伦敦经济学院，1930 年它协助从伦敦来的客座教授汤恩内撰写他的经典著作《 中国的土地与劳工》 。（张伯答、何廉和其他几位南开教授都是“成志会”的会员。）虽然南开也得到一些庚子赔款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但它主要是私人创办和资助的。
在基督教影响盛行的时代，还有一个机构取得了成就。基督教青年会适应了城市青年娱乐、交谊和品性指导的需要。体育、讨论和操行对于一个人的身体、思想和品德的磨炼，似乎比过去孔孟之道来得更好些。1920 年20 个城市和200来个公私立学校里都有了青年会。绝大部分秘书、干事都是中国人。1920年天津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基督教青年会代表大会，有500代表从上海乘专列与会，中国总干事则从北京赶来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