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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例证是一个有才能的新闻记者刘尊棋，也是我熟悉的。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他看来似乎没有中共党的关系，但他的情绪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情绪。他集结了一批有才能的人作为同事。1931 年他在大学中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后曾被国民党拘禁坐牢。以后曾以非党干部身份在“自由中国”从事新闻工作，逐渐著名起来。但是他专心致力支持中共使中国得到解放。1957 年他被认为和外国亲善，并曾与国民党过于接近而受到攻击。这以后20 年他在监禁中度过，无所作为。他在2O 世纪70 年代后期得到平反，有一个时期被任命为英文《中国日报》 总编辑，在北京开创了西方式的日报。
第三个人是一个年轻的女子杨刚，她是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的毕业生，1935 年参加学生运动，成为一个反对国民党绥靖日本侵略政策的左派分子。她参加了中共但做外围工作。她决心用文学唤醒中国群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问她是重庆的一家大报的文艺版编辑，受到该报社长（国民党政学系人物）的庇护。她的特长是在各省旅行采访，报道当地情况和人民的情绪，好使重庆当局知道。革命成功后，她被提升为北京《 人民日报》 的副总编辑。1957 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她因为1946 一1947 年曾在美国一年并且在一个被查禁的杂志上发表过自由言论而忽然受到攻击。在这个打击下，她的信心显然被粉碎，于是自杀死了。
毫无疑问，被中共安排在国民党中国管辖下表面上以自由主义者身份工作的干部，是能够鼓舞自由主义情绪的。革命的理想是解放人民，不是控制人民。然而这些理想主义者在革命成功后都受了罪。
在成千成万这类事例中，我们看到革命开始吞噬革命者了。到里957 年，一群新人开始掌权。他们出身于农民行列，受教育不多，对外面世界无知，满脑子排外和反对知识分子思想。
要试图理解这个冷酷无情的历史故事，一种方法是把它看成一种阶级斗争，即代表群众的新上台的人和那些曾参加过统一战线并贡献过高级技能的现代化的统治阶级的残余这两者之I ' ul 的阶级斗争。千百年积累下来的农民的态度，不是充满善意和宽宏大量的。相反，倒是有一种报复性的、反对知识分子的情绪，似乎表达了一种世代积累下来对少数上等人的仇视。中共党内新＿L 台的统治者看不起学问，对中国现代化问题一知半解，他们是有极大的破坏能量的。总而言之，中国的政治生活由于包容了农民，就被拉下到严峻和无知的农民水平。这是社会变革的一种代价，在其他革命中也都发生过的。
16 大跃进及其后果
1958 一1960年间的大跃进，这场国家的灾难，是直接由毛主席造成的。最后大约2000万到3000万人由于缺乏营养和灾荒而丧生。从死亡人数的统计来计算，这是人类最大灾难之一。究竟什么事搞错了呢？稍为反思一下就可看出，大跃进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种模式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的八年间，给予外面世界的印象是比较活泼和有条不紊的，这是同后来的年代比较地说。这种有条不紊，一部分可归因于领导的团结。
背景因素
在大跃进的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几种因素和一系列因果关系，而不能确定它们各自产生了什么影响。有一个表面的观察可以先说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头10 年左右，革命活动大部分是按照苏联模式、由共产国际的顾问们控制的。只有到加世纪3O 年代和40 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才导致毛领导下的民族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多少有些相似之处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 年开始的八年中，又回到苏联的模式。不过，这次是在经济发展领域，就是中共领导人经验相对较少的领域。到了1958 年，中共在毛领导之下拿出了自己的一套发展经济的办法，就是搞大跃进。这一个比较，虽然很是一般化，却表现出中共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农村问题方面，开始似乎还成功，但用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上，则似乎比较困难了。中共在农村工作经验中实行的社会政治战略，运用到城市来，就不一定都合适了。
如果不回过头看看中国历史传统的某些方面以及2O 世纪50 年代的情势，我们就不能理解大跃进。在中国历史中有一个传统，就是国家当局对农村居民是无条件控制的，例如，习惯上5 户l0 户人家组在一起，成为“保甲”，直到1000 仪刃户人家都登记在一块，相互监督保证。同样，为了工役和纳税，农户也以“保甲”制度组织起来，实行互相担保。从很古老时代起，皇帝就用这种办法在农村征集劳工，进行公共工程。总之统治阶级一面向农民征税，一面告诉他们干些什么。社会被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经理人员与生产者，这种分化，现在可以由现代国家比过去任何时代更加紧密地、更完整地利用起来。毛和中共已继承绘制蓝图的工艺师角色，他们能够制定计划并追求一定的结果。他们运用延安时代已经运用的说服办法，制定斯大林式的指令经济，并且命令周围的农民照章办事。但是，一切中央的命令必须由地方当局付诸实行。中国传统的一部分是：地方官员的士气，他们对中央的忠诚，是决定成果的关键因素。地方的中共积极分子和干部，现在一般说来已经取得帝制时代下级绅士的领导地位。他们仍然可以采用旧式官僚习气，用报告请示办法把事情向上级推，直到得到批准为止，而不切实地为人民服务。〕 当然，当时比较提倡平待待人，提倡用谦虚的语调讲话。可是整个的模式一望可知，存在着一种地方管理阶层，只管发号施令，叫群众执行。地方人民代表会议在表面上看起来例也冠冕堂皇，但是像其他极权主义国家一样，它们是不是有效能的权力机构，人们不能不怀疑。
当士气高涨的时候，地方当局都会竞相向上级报告说他们执行中央的指示如何如何之好。除了过度乐观主义的虚伪汇报之外，他们还会强迫命令要求下面报结果。当1955 一1956 年农业集体化实行得比预料的快得很多时，它至少在名义上使农村人口形成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土地和所有生产工具都实行公有，产品都由国家统一分配。但是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速度之快，至少一部分是纸上谈兵，有名无实。这些以政治起家的党的干部，为了显示他们爱国情绪的高涨或者表现他们是多么尽忠职守而向上汇报成绩。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很多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得太快了，并没有能够像他们吹嘘的那样实际工作起来。
在这种情势下，还有另一延续下来的因素，就是中国农民的顺从性。他们特别驯顺地接受当局的命令，因为他们的和平、安宁和生活一切都依靠当局。此外，在加世纪50 年代初期，中共和中国人民群众仍然觉得，大家都为了建设中国的共同事业而团结一致，所以中共领导的幻想很容易为群众所接受。人民信任毛主席，仅这一点就立刻为乌托邦主义和幻想打开了门户，因为大部分从农民积极分子中抽调上来的党的干部，狂热地紧跟领袖前进，并带动群众一起走。这样，地方上对国家和党的当局的服从心，加＿七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产生了群众性的歇斯底里。人民放弃历来的习惯，工作起来24 小时不停地“连轴转”，几乎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为追求自由而抛弃了一切束缚。
毛和大跃进
大跃进开始时，中共中央委员会有个决议，认为斯大林模式的工业发展速度不适宜于中国的情况。首先，同汾世纪汾年代的俄国相比，中国人口在1950 年是其四倍，而生活水平却只是其一半。尽管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普遍建立，农产品却没有显著增长。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既不足以投资于工业化，也不能发展对外贸易来买机器和养活日趋膨胀的城市人口。
经济学家提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大跃进，而是削减重工业方面的投资比率（当时占到了48 ％ ） ； 把一些投资放到轻工业上去，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增加了消费品的供应，可以转过来增进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给他们提供一种物质刺激。这样做的话，中央政府各部门也可以起较大的作用，就要讲究业务能力，不能单靠狂热精神。这样的效果等于进行农业革命，这本来是许多经济不发达国家必经的道路。
这种缓慢的主张不能适应毛泽东的思想结构。他说服了他的同事们，农村的问颐好办，只要大规模地组织劳动力就可以多多生产。推动力可以来自革命的决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成功就是从这种决心产生的。可以许诺经济上的改善，但是个人劳动的物质刺激只能减少，不能增加，要用提高思想觉悟和自我牺牲精神来代替。这里就包含了对于农民心理极大的而且不可靠的推侧了。造成灾难的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就是那种浪漫主义的想法，以为把人民巧妙地组织起来，便能增加生产力，精神比经济因素对生产更有效力．人们只要把劳动力结合起来，就能生产得更多些。对于一些曾经克服过看起来无法克服的阻力而取得中国中央政权的领导人来说，用长征的精神猛烈地攻破经济问题，便会取得空前的奇迹，那是有道理的。大跃进的最主要妄想，就是认为社会政治动员可以解决经济问题。换句话说，大量地使用人的劳动力，就能改进经济形势。
不错，人的劳动力用在开挖建造运河、截住河流、利用水力灌溉农田方面当然是可以取得成果的。至今中国农村还可以到处看得见1958 一1959 年间靠人工挖的湖泊和水渠。你只要在一块新工地沿着一条人工开凿的石头隧道走上一里多路，就可以看见当年为了让泉水浸灌上壤而汲干的工程，那就是大跃进中大量运用人的劳力的成就。但这一切同改进了的技能和资本设备相比，能增加多少个人平均生产力呢？旁的不说，劳力的动员也应当慎重精密地计算和组织才可以达到经济目的。当中共领导发动大跃进时，似乎有几种因素促使他们有那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一个因素是延安时代经历过的平均主义理想。中国革命中的平均主义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名词。它可以意昧着提高受苦的人和降低享受的人的生活，简单地达到极权主义控制的目标。但是从历史上看，它也可以代表打破社会L 统治阶级与平民问差距的一种努力。这样，大跃进的原始想法就是把知识分子拉下一等。他们没有参加中共的长期战斗的经历，没有他们也无所谓。有人早就宣称过，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