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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模式同样演进下来的。再没有比这种想法更暖昧的了。西方两次对中国思想界的冲击：自由主义一次，马克思主义一次，都是我们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它们放了一架马鞍子在中国身上，但它并不真正合适。我们今天乘在这架马鞍子上，并不比毛泽东乘在上面好多少。把中国的新秩序叫做“社会主义”是一种时髦，如果你夸奖〔 或者害怕）这个名词的话；可是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那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什么时候都区别得清清楚楚的。“资本主义”在近几个世纪中，有过丰富和多样的经历，这个名词现在除了修辞外，几乎没有实质意味。不管叫杜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反正现代中国政府正在领导着中国的改造，并且它带着类似新朝代的很多特征。尽管它有其新奇的一面，但它同元明两朝过渡时代的朝代“循环圈”有着共鸣，正如它同法国的，英国的或苏联的社会主义有着共鸣一样。它也可以同日本明治维新做一个比较。但说到最后，中国毕竟还是中国，照例还是按它自己的格局改革。它的社会主义是可取的，因为总的说来，日常生活趋向于集体和群体，而不是趋向于个人。经过150 年的政治活动，我们曾经走出的地方和我们走进去的地方，似乎相距不是很远。
我们既已承认过去发生的一切为中国的革命奠定了基石，那么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事实的另一面即，从18 伪年到1985 年的发展和变化过程。简单说，人口和商业的迅速增长，导致了城市化和农村社会的开放。城市生活需要更大的分工，更多不同的就业机会和社会公认的行业的增加。城市移民的增长是一个世界趋势。拥入城市的有小规模的经营者，梢客，店员，讨好有钱摆阔的上等人家的工艺品专家等，不一而足。
从这些人当中，渐渐出现一批“上层活动家”，就是上层阶级中以私人资格参与地方和省、市级活动并经常关心政府和国家大事的人。络绅担负地方责任、出面解决地方问题的历史传统也助长了这种趋势。这也因为清政府没有和社会的发展同步前进，所以造成了这种局势。
满清朝庭在1860 年以后没有引导出一个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的现代发展历程，原因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政治的，另一部分是机制的。政治方面，这个王朝曾经有过它的最美好的岁月，因此它总是朝后看，极端保守地尽力维护它的伟大传统和对中国的控制。这里有两种因素起着作用：第一，朝代生命力的衰竭，能力、创造力和领导力的丧失；第二，自己是一个非汉民族，而当时代要求汉族中国人发挥民族主义精神时，自己还牢牢守着手中已有的权力。这两种因素妨碍了满清实行西化和做出像日本一样的现代化努力。
第二部分原因在于清朝固有的机制。这个帝国在理论上和礼仪上是优越的统治者，但是在地方上它是虚弱的、无效率的。上面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朝廷政府，可是它却很松散地凌架于一个分散的经济和社会之上。经济和社会在发展，可是政府的财政收人（举例说）毫无增长。所以，上层“社会活动家”大部分存在于官方渠道之外。本来2O 世纪初是个很好的机会，当时清朝的改革是可以激发、甚至培养中国汉族改革家的，但它没有给他们以参与地方和全国政府工作的机会。
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更广泛地继承了这种上层社会活动的传统（虽然规模宽广得多）和19 世纪沁年代已开始的富国强兵运动。沁世纪加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在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和北伐战争时期，这两项运动就合而为一了。但是这种混合自加世纪30 年代初以后又被破坏得无法进行，一方面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侵人和国民党加紧备战，另一方面中共完全不要搞什么改革，一心动员和武装农民干革命。在日本的侵略和中共武装革命之间，南京政府扶持倾向洋的人中国自由派仅仅几年时间，没有机会使他们有所发挥。当然，他们可能完成什么事业，始终不敢断言。
用政治术语说，清朝是靠笼络汉族上层阶级而统治中国的。士大夫在地方事务中是容纳于官方系统的。如果创造出一些新的形式让地方士绅参与公众生活（不要说大规模参加）就会使整个制度失去平衡。1911 年以后，袁世凯、各派军阀以至于蒋介石，都一仍旧贯地继续表现了这种无能状态。他们都忙于固守或追求中央大权，无暇为地方自治或农民参与政事打开门户。这样就给了中共以可乘之机。
但是，1949 年以后，中共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毛搞群众政治动员的本能和他的同事们想把经济和国家事务现代化的要求发生了矛盾。他是一个缺乏建设中国的现代化知识、谦逊的态度和忍耐力的农民英雄。毛太专注于他那最新式的农民造反传统，而不屑于理解中国应该和他的“五四”时期的前辈那样，刻苦研究外部世界和中国本身。中共强调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一种打破旧的机构并让农民闯进去的政治策略。但是把知识分子赶下来的阶级斗争，是一种民粹派式的蛊惑活动，说不上是建设国家。所以毛的最大缺点导致他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感染了皇朝创业者和革命者的致命通病― 只顾向前快跑。他领导中共获得政权的那种战斗精力，变成了一种他用来破坏它的蛮劲。总之，他是属于王朝统一者式的伟大传统人物。
如果我们不仅仅看见“朝代循环”的残迹，而更多看一看进步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看到1800年以来的中国，不仅在物质技术的现代化水平方面，而且在底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方面，都有无可比拟的成长和变化。清朝帝国的专制统治，因个人私有制的广泛扩展而被冲淡。这不是指西方的那种私营企业的自由经营，而是我现在要特别强调的一种有特定意味的集体主义的中国式的自由经营。中国从一个粗犷的群众和俪雅的知识分子二者分离的社会，经历了一个普通农民生活的解放，到上层阶级中又分为官僚和专业人物二者相区分的过程。
本书第三章用稍稍不同的词句把物质和文化的现代化同价值观的缓慢变化区别开来。在当前四个现代化的时期，我们认为晚清末期中国的发展就是因为迟迟不愿接受外洋思想、外国贸易和技术，以致落后的。从这个观点出发，反对偶像论者可以声辩说，在中国，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根本没有什么发展。这种看法也可以引日本明治维新之迅速向西方开放以及比较近期的南朝鲜与台湾表现的事例加以论证。
此外，我也可以说，中国在19 世纪没有实行门户开放、积极发展而守旧不改，保持了一种泊的阶级结构，就是80％脱离政治的农民习惯于由一部分站在武装队伍前面、绷住一副排外面孔、看不起一切外国事物的上层人士统治着。从这个透视角度来说，倾向美国的中国自由派（现在看来，他们似乎又一次时髦起来）正在促使上层人士现代化，而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作却开始在群众中做现代化工作。但是一旦农村群众开始参与政治，他们就会像攻击旧的上层阶级那样攻击外国事物和知识分子了。
自1800年以来，中国革命是一种打破旧枷锁的斗争。虽然说世界上大多数革命差不多都是如此，但在中国，由于历史的连续性以及中国特有的文化之故，（如我上述几章所强调的），它却成了一个重大问题。举例说，文化大革命把“反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揭示出来，大书而特书。这些根深蒂固的文化特征和价值很受到毛的重视，他认为它们是拖住中国不能前进的重大因素。
打破历史栓桔的努力可从对知识分子和官吏― 上层阶级分子的报复性和残酷打击中看出来。有几种设想可以解释：第一，千百年积蓄下来的农民对于少数特权阶层的愤恨。农民群众有一种本能的极端主义观念，却世世代代地受孔孟之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阶级歧视的压抑。对于个别上层阶级分子的毒打、折磨、破坏，本来是农村地方械斗的野蛮传统。不错，红卫兵不是农民，而是城市青年，但是他们的行动是出于毛所鼓励的农民舆论气氛。1949 年以后群众参与政治，打开了地狱炼火之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一放手，就像“总算账”似的无所顾忌了。
除开这些暴力行为的说明外，中国悠久的历史影响仍是在环境中不可磨灭的：语言，文字，民间传说，政治惯例，商业的以及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这个实在情况却也说明现代化还存在严重的问题：例如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就需要创制一套法律体系。专家在他们业务部门内有了自主权，文艺作家在他们自己范围内也有了自主权，但仍然都受政府的限制。法律、教育和中国的自由主义，肯定会有一个伟大的前途，但不大会像西方的形式。2O 世纪80 年代中国的生活正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是在每一个人不可避免的对人际关系的依靠上，都可以看得见过去的瓜葛。这些看起来似乎是逃避官僚主义纠缠的惟一出路，可是亲朋故旧，加上腐败，也会使改革的努力受到掣肘。
每一个世代的历史学家都有一个任务，就是把过去和我们当前有关联的事呈现出来。人权和法律程序在美国已变成重大问题。如果我们以此作为现代化的标准并且发现中国比我们的缺点还多些― 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我们会产生一种记忆错觉。我们以前对一个不大熟悉的国家做出过判断。
没有注释的话
这本书怎么没有注释呢？答案很简单：这里写注释，会引起误解、讨厌和不适当。会引起误解是因为我的话几乎没有一个特定的来源。列出一二部参考书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反而会漏掉其他的参考书。开出一个长长的参考书单，就等于抄一大堆目录，例是适合于做一篇博士论文。不仅如此，如果遗漏了一种主要著作，那就很令人讨厌，对于没有罗列出来的作者，显得不公道。总之，注释对于专家不适当，对于非专家又没有必要。
最后，拼凑这篇故事的乐趣是借便做出推测和也许不大恰当的比较。我不愿意让这种意想天开的话，叫人看起来似乎是根据一些无辜和认真的单行本作者以注释的形式列举出来的。泛泛而谈的著作总是不大精确；谈论的内容越广泛就越不精确。人们可以回顾一下，汤因比教授的《历史研究》 （十二卷）使多少读者着迷呀，但他论及专业的部分另当别论。
这部关于中国长期灾难、斗争和再生的个人记述，是我自己的“家酿”，虽然配料是从几百部别人的著作中提炼出来的。我特别感谢《中国剑桥史》 第十至十五卷（论述1800年至19800年间事）的50 多位撰稿人。我钻研了这些高水平的精湛的研究成果，深受裨益。我是这些卷的编辑和撰稿人之一，但本书却决不是企图总结这6 卷4500页的巨著。在另一方面，本书之所以能够写成，主要归功于这些学者的成就。我自己不能枝查原材料，也不能精通它们的文字，但每遇关键处，我就求教于这些学者。
我要特别感谢的是卓安？ 希尔，她在《 中国剑桥史》 和本书的出版工作中，经常给以机敏的帮助。在书稿的文字方面，给了我很多助益的是劳埃德伊斯特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