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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批语对拿破仑事迹说得不准确，如果说：“欧洲各邦多次结成反法联盟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
，就对了。因为１８１４年联军攻入巴黎是拿破仑败亡之始，而在此以前并无各邦围困巴黎的事。虽说这个举例说得不确切，但是他要说明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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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还是表达清楚了的。书中说，“不幸之境遇，若失败，若坎坷，乃适以训练吾人，而使得强大纯粹之效果。盖吾人既逢不幸，则抵抗压制之弹力，流变不渝之气节，皆得藉以研练。故意志益以强固，而忍耐之力，谦让之德，亦足是养成焉。”批注者认为，这是“振聋发聩之言”。
毛泽东甚至认为，没有挫折，没有冲突，没有波澜的理想的大同世界，是人生所不堪的。为此，他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
有之，其惟仙境。
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
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又生出波澜来。然大同亦岂人生之所堪乎？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
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
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
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
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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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可以概括毛泽东一生处世行事的心态，但晚年发展到“大跃进”
，再发展到“文化大革命”
，不能不令人遗憾。
批语有不少辩证法。在论及生死、成毁的时候，更显示了辩证的思维。原书引述了歌德的观点：“死者，自然界所以身多许生活之善策也。夫自然界欲营历史之生活，计诚无善于有死者。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不死之人类，其将营所谓非历史之生活乎。此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焉。”批注者发挥说：“惟土石不死，然则人类将欲营土石之生活乎？”
这些见解都说得很好。只是有的地方讲辩证法讲过了点头，就显出思想的混乱来了。
例如，批语说：“且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
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
不仅死为未死，即生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有何可惧哉。
且散非一散而不复聚者，散于此而聚于彼。“
“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
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国家有灭亡，乃国家现象之变化，土地未灭亡，人民未灭亡也。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
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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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批语所说的”必尚有各种人生以外之世界“
，恐怕不是指今天人们想象的外星人，也就是地球以外是否存在高等智能生物的问题，而是生活在此岸世界的我们也有可能去经验一番彼岸世界。辛弃疾词中说的，“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
，大约也是这意思吧。在这里，特别是在论及成毁之处，显然有着佛教哲学“劫”这一范畴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世界每经历若干万年要毁灭一次，重新再开始。每一个周期经历“成”
（生成）
、“住”
（存在）
、“坏”
（灾害）
、“空”
（消亡）四个阶段。
看来那时毛泽东接受了这种发展观，当然也接受了这种发展观中所包含的辩证法。辩证法强调事物的相对性。毛泽东在强调相对性的时候，走得远了一点，辩证法变成了相对主义。
这一点表现得最突出的，是这样一条批注：“余曰：观念即存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观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像生即死，男即女这些提法就应该看作是一种诡辩了。
毛泽东在这本书上的批注，尽管有某些不正确之处，但是人们没有理由去苛求一个师范学生。难能可贵的倒是他读书时那一种认真的严肃的态度。他好学深思，涉猎面广，知识面宽，这些都在这些批注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这一万多字的批语，总的来说，反映了毛泽东在学生时代一些基本的哲学观点和他自己的思想特征。这里应当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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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的是，整个１２００多字的批语，完全是批者就原书所论发抒自己的独立见解，多是一些片断的东西，是阅读时随手写上的，显然不是都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些更是即兴之笔，因此常发现互相矛盾着的思想观点。这种矛盾状况，除以上所引述的外，如关于道德问题、真理问题、时间、空间问题等，都多少存在。这说明有关哲学的许多重要问题，批者正在探索研究的过程中，在不断澄清自己的思想，不断作自我批判。
作为一个严肃的思想家，这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一种习惯。
然而这１２００多字的零碎的思想札记，正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青年毛泽东在纯粹思辨领域内的兴趣有多么大，他的思维能力又是多么高。从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他在学生时代所表现出的这种品质：沉静的抽象的思辨习惯同热烈的现实的实践行动是如此紧密地结合着。历史这样告诉我们：正是在这样一本不足道的二元论的哲学著作上所作的艰辛的精神劳动，却是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阶梯；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他当时的某些思想特征（不论是唯物的、唯心的）
，在他的一生中也时隐时显，随着主客观情况的变化，有时占据主导地位。
反映毛泽东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最完整的资料，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他是一贯主张“身心并完”
、“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的。因此，这篇极可珍贵的文章可说是《心之力》的姊妹篇。这不但是一篇论述体育问题的文章，而且是在体育问题的考察上充满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极其出色的文章。当然，文章中的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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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观点也还只是主要反映在自然观方面。根据这篇文章来判断毛泽东当时在哲学思想上所已达到的水平，自然要比《伦理学原理》书中那些片断的批语更接近实际情况。
文章一起始，即用唯物主义观点——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阐明了体育的意义，体育同人的关系，认为身体是人从事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
“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
文章明确指出，人类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依赖于人的整个身体官能，“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故可谓间接从体育以得知识。”
这就是说，人认识周围世界和接受知识，都是身体特别是大脑的作用，是以整个身体五官为物质基础的。
从以身体为基础的观点出发，文章进而反复说明了体育和智育、德育之间的辩证关系，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一个人的体质如果不强健，就不能很好受教育，增知识，乃至强意志。
“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
“今世百科之学，无论学校、独修，总须力能胜任。力能胜任者，体之强者也；不能胜任者，其弱者也。”针对当时学校教育不重视体育，文章强调“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从而批判了所谓精神活动与身体无关的片面观点：“又尝闻之，精神身体不能并完，用思想之人，每歉于体；而体魄蛮健者，多缺于思，其说亦谬。”指出这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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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国自古以来重文轻武的观念有关：“我国历来重文，羞齿短后”
，①“积习难返也”。
关于宇宙事物无不处在运动变化之中，对立着的事物经常在互相转化，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文章中有比较明确的阐述。
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家，多非动主静。
文章对此极不以为然：“朱子主敬，陆子主静。静，静也；敬，非动也，亦静而已。老子曰无动为大。释氏务求寂静。
是或一道，然余未敢效之也。
愚拙之见，天地盖唯有动而已。“
认为动才是养生的要义。
“动之属于人类而有规则可言者，曰体育。”
“今日之运动，承乎昨日之运动，又引起明日之运动。”
而人的身体是在不断变化发展中的。
“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事盖有必至者。”
“天地盖唯有动而已”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想，即在作出这个论断的时候，作者必定有更深更广的思考，而决不是只限于体育之道。这在前述《伦理学原理》批语中，已反映出这个极其重要的思想特征，这是作者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一个中心观念，可说贯穿于一生。
由于树立了“天地盖唯有动而已”的坚定的认识，文章于是特别谈到人的身体强弱这个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