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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会的这一天，讨
①“汤诰”是《书经》中的篇名；诰即号令，帝王向民众宣布的话。
②１９１８年４月１４日，学会成立时共到１２人：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萧子璋、陈绍休、邹彝鼎、罗学瓒、张昆弟、陈书农、周明谛、叶兆桢、罗章龙；４个月后，又有何叔衡、周世钊、李维汉、邹泮耕、熊瑾玎、熊光楚、陈昌、傅昌钰、曾星煌等９人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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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了由毛泽东、邹鼎丞二人预先起草的章程。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应当说，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为首的第一批会员，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他们都是品学兼优、很有抱负的青年。正如毛所言：“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他们决不愿庸庸碌碌虚度一生，都希望能为社会为国家有所作为。像毛泽东、蔡和森等少数人，还自认为对国家和社会负有“根本改造大任”
，以及造福全人类的宏大志愿。但他们还没有找到一条如何达到这个目的的道路。他们当时将中国贫弱落后的原因，主要归于国民“思想太旧，道德太坏”
，认为革新学术，改造全国旧思想为首要之务。
因此，他们提倡“学问要进步，品性要改造”
，寄希望于会员之间切磋学术，砥砺品行，互相帮助，共同向上，以清除个人的孤寂盲目。这个宗旨是很符合他们当时身份和思想状况的。除开宗旨以外，章程中还有会员“须守之各规律”
：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这五项戒律，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陋规恶习，也是杨昌济平时最为厌恶而自己洁身力戒的。
毛泽东多年来就与朋友相约：不谈钱，不谈女人，不谈身边琐事，早就过着一种锻炼身心的苦行生活。在岳麓山蔡和森家开的成立会上，萧子升当选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当选为干事。
大家一起聚餐。
“餐毕，讨论会友出省出国诸进行问题，至下午散会。天气晴明，微风掀拂江间的绿波和江岸的碧草，送给到会诸人的脑里一种经久不磨的印象。”
学校毕业之后，首先是出路问题，大家都认为应向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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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此时正值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已经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即将此事写信告诉毛泽东、蔡和蔡、萧子升等。蔡是最主张向外发展的。经过一次全体会议的讨论，决定由蔡、萧二人“专负进行之责”。蔡于６月下旬到北京之后，与李石曾、蔡元培接洽，“知留法俭学及留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为此事筹集款项的湖南负责人为熊希龄、章士钊，蔡随即同他们取得联系，写信回长沙告知这一好消息，所筹款项，还可以帮助那些无借债能力的人。
学会刚成立时，不到３０个会员，几个月以后，增加了一倍多。会员多是刚离开学校的学生和一些小学教员，他们还没有多少社会活动的经验。可是主其事的毛泽东和他的挚友蔡和森，对学会都有着很大的雄心和计划。１９１８年７月２６日，毛写了一封谈学会组织及会务如何开展的长信与蔡，蔡于７月底的复信中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尚待何时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者也。”
辛亥革命后，新的党派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争夺议席，分抢官职，社会上对党派之争，印象极坏。如当时曾被选为湖南省议会副议长的徐特立，即视一切党派为狐群狗党，愤而辞去此职。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官僚政客更是结党营私，朝秦暮楚，乌烟瘴气。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俯仰随人，也毫无出路。
针对着当时中国的情况，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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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执意将学会造成一个坚强的战斗团体，以改造国家、社会为职志，具有一种崭新的党派观念。因此，蔡的复信提出了这种为当时“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的说法。这就是说，他们为了挽救中国民族的危亡，并不忌讳当时社会上一般对所谓“政党”所抱的鄙视态度，而是同这些结党营私的“政党”迥然不同，准备开辟一条新的、别人“不敢为”的道路——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建立一个崭新的政党；将学会的前途与中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将改造中国的责任放在学会的肩上。蔡在复萧子升的信中说道：“吾等皆有心人，然只恐心量不大，有‘苟能是，是亦足矣’之心，则群治之昌明愈亦无望，此弟最近之瞿然猛觉者也。”并且根据他和润之兄的壮志，大胆发出这样的雄心：“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从这些信中看到，像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订交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这两个朋友是何等心心相印、志同道合啊！
毛泽东这时主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一是人才的分配与培养，这关系到学会组织的巩固与发展；二是学会的基础置于何处；三是如何求学——寻求救国之道。他认为学会有限的同志必须做合宜的分配，很不赞成过多的人去法国。譬如根据罗学瓒宜于从事教育工作的特点，就曾劝他不必一定坚持去法国。
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１日，毛泽东给罗写了一封信，上面说道：“不如从事教育之有大益，性质长，此一也；可使研究与性相近之学，如文科等，二也；育才作会务之后盾，三也。”
罗学瓒后来参加勤工俭学留法预备班是学的教育，到法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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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从事华工教育工作。
关于培养人才，蔡和森复信中，谈到他们两人的一些共同看法：“润兄七月二十六日之信，已经收到。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学会之会员，须加以充足的物色与罗致，不当任其自然发展也。至于求才，其方亦自多端：１、遇；２、访；３、造。遇中得人，一见倾心，此属特别少数。
访中得人，其数不定，自身之吸力大同化力大者，所得必多，反是不得不少。造之一层，尤为必要，尤较可靠。“这种”造“的想法，大概是毛泽东信中着重谈到的。当时何叔衡、陈章甫等一批学会会员，都在长沙的楚怡、修业、周南女校等校教书，那时有些”小学生“的年龄比较大，程度比较高；中学和专科学校，则更有发展余地。毛是一直注意长沙这个基本阵地的，因此他想把罗学瓒也留下来。
蔡的信中接着说：“造分两号：一是造相遇相处之同辈，二是造幼龄之小学生。
前者如兄来京时，便当施行；后者则弟甚望同辈中多出几个小学教员，万勿以个人暂时之不经济，忘却远大之举。来书‘失此不为，后虽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势不顺而机不畅，效难比于此日矣。
‘弟深以为然。“
１９２１年，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以及附设补习学校和初中班）之后，毛泽东的这种理想，才终于实现。
为了向外发展，当时学会中许多人都已离开或正准备离开长沙。
根据各种情况和条件，特别是湖南青年不满现状、思想激进的很多，毛泽东认为长沙是学会最重要的基地，尤其在培养人才方面，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代替。他很不同意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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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骨干何叔衡、陈章甫等再到外面去，这样，学会就可能浮游各处，而没有后方了。后来他们都终于留下来，同毛一起在湖南活动。蔡和森是很赞成毛这种深谋远虑的。他在复信中引用毛信中的话说：“若其大意，则在‘吾辈总要如何秉了现在之志向，于现在立一可大可久的基础，以为后来活动地步。
‘吾兄颇以去长沙为遗恨，弟则久思所以补救之方。“
他也不同意陈章甫再去日本，以为留在长沙的学会同志，应当“毅然决然就省中教席，以与鼎丞提挈会中大事，三四年后，必有可观，为会中立其基础。”他觉得他们如能“出以挥霍旁通之才，广联高小、中学、专门（学校）之学生，而且介绍京湘之常常通信，实无异亲炙也。”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长期打算的以长沙为基地的组织准备，五四运动时期，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领导之下，长沙和湖南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并且最后获得驱张运动的胜利。
关于求学的方法，毛泽东历来不赞成从外国资产阶级模仿来的那一套学校教育，而主张自由研究，自学为主。关于到外国留学，是否要进学校，他也有很多疑问。为“求得世界的学问”
，他当时主张采取大规模自由研究的方法。
一方面有计划地派人去世界各重要地方，尽快吸取新的思想学说；另一方面，在国内组织一个类似后来实现了的自修大学这样的团体，大家在一起作共同的研究。
（１９１８年７月间，在写给蔡和森的另一封信中，曾提出这一想法。）蔡对此极表赞同。
７月２４日的复信说：“大规模之自由研究，最足动吾之心，慰吾之情，虽不详说，差能了解。
兄之‘梦呓’，尤是弟之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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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我智絯，祛我情瞀，①其为狂喜，自不待言。前者对于大学之兴味，全在制造友生；对于往法兴味，全在团结工人。
自由研究社略分内容与外延，今兄于外延已略揭其端，远矣大矣，只有巴黎一处，当加矣！“蔡也早就怀疑进资产阶级学校读书是否必要。信中表达了这样不同凡俗的观点（这种观点自然同他的润兄是一致的）
：“私窃以为不但本国学校无进之必要，即外国学校亦无进之必要；吾人只当走遍各洲，通其语文，读其书报，察其情实而已足，无庸随俗拘苦为也。”
之后在８月２７日的信中他又谈到这个问题，并以杨昌济的情况为例：“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
由于新民学会的积极倡导和组织，湖南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活动很快形成高潮。
第一批２５人（近一半为学会会员）
，由毛泽东、萧子升等率领，于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９日到了北京。在北京时，学会会员十多人，曾在北大文科大楼分别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之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
后来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各地青年共分为三个预备班，分别在保定、蠡县和北京学习法文、数学等。毛泽东决心留在国内，作为学会的总后方负责人。
经过五四运动之后，学会会员发展到７４人。
１９１９年末和１９２０年为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新民学会会员共去了
①智侅、情瞀，都是严复译斯宾塞《群学肄言》中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