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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呢？
同斯诺谈话中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１９２０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究竟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上述摘引大体回答了具体时间，主观条件，客观原因，及其关键所在。现在就这些方面，作些综合性的扼要说明。
毛泽东是一个在湖南闭塞山村长大的农家子弟（不是书香子弟）
，自幼参加田间劳动，目睹和经历了贫穷、饥寒、失学、欺侮和种种的不公正。经过同父亲的斗争，直到１６岁，才得以读完六年私塾。
读孔夫子的书没有兴趣，但天分高，会读书，能背诵如流。他最喜欢读的是中国历史小说，许多故事都熟记在心。描写造反英雄的《水浒传》，使他神往；对长沙“抢米事件”中无辜者的镇压，使他悲愤；只要力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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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是像他母亲一样，援助受苦的穷人。
为力争继续求学，反抗了父亲的安排，他才得以走出家门，先到邻县湘乡一所新式高小，读了半年“洋学”。这时接受了梁启超变法维新的影响，尤其是“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的《新民说》的影响。从而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辛亥革命前夕，他自作主张来到长沙继续求学，这是晚清以来新旧斗争特别剧烈的地方。当武昌起义，湖南响应时，他立即剪辫从军，过了半年士兵生活。在军营中养成了每天看报的习惯，直到上井冈山从未中断。这就说明，毛泽东一生造反者的气质，最初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时代背景下形成的。
退出兵营后，由于文章写得好，以第一名考取省立中学，但不愿受束缚的性格，难于习惯呆板的课堂生活，半年后即退出学校，在省立图书馆自修了半年。他贪婪地阅读西方各种新书，爱读严复译的名著，尤其是《天演论》。于是进一步接受了“尊今叛古、尊民叛君”的进化论思想。毛自己回忆：“这是我学习历史最有价值的半年”。可是父亲不支持儿子这种自由行为。
２０岁，毛泽东终于又以第一名考取了不收学膳费的省立第一师范。
从１９１３年到１９１８年，他在这个学校读了五年半。这时正是世界大战和中国军阀混战的年代，湖南三次为北洋军阀统治，成为南北拉锯的战场，课堂也是不平静的。当年，这是一所办得好的“新式”学校，有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这样一批思想进步、道德高尚的好老师，学生多出身贫寒，读书用功。一批不满现状力求上进的同学，与学贯中西的杨昌济来往密切，师生之间，切磋问难，交换心得，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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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一个特殊的学生，仍以自修社会科学为主。在这个学校的前期，毛泽东很重视“国学”即中国古典经籍的研究，这主要是指他说的“孔夫子的书”
，包括孔孟儒家和宋明理学的学说，也有墨家、道家和佛家的学说。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主体。毛泽东对这些古籍的熟悉，翻开《毛泽东选集》便知，有关成语典故触目皆是，总不下几百条。
由于时代（国家存亡之秋）和地域（湖南“湘学”传统）的关系，在国学方面，毛泽东深受从王船山、颜习斋、曾国藩、谭嗣同直到老师杨昌济的影响，其最根本处在于重视理想和道德力量，讲究“立志”
“修身”的理学精神，同时又重视经验、重视实际、重视行动、重视“知行合一”
、“即知即行”的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
《新青年》出版之后，毛泽东和他的朋友成为这个刊物热心的读者，他进一步接受了“德赛二先生”
（民主与科学）的熏陶。于是“胡适和陈独秀代替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一时成为我的楷模”。他还向该刊投稿，参加了《新青年》的战斗行列。从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中，他在这个学校的后期，特别喜欢哲学，手抄杨昌济翻译尚未出版的《西洋哲学史》七大本；尤其以批判精神读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１０万字的《伦理学原理》，批注达１２００余字。这些书引导他的世界观由儒家的唯心主义转向心物二元论；而且在“物质不灭”这类批语中，已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至于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则更为明显。由于早已从中外古今学说的参照中得到启迪，加之自己坚持体育锻炼等实践经验的体会，关于辩证法的理解、掌握和运用，在批语和文章中（发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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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的长文《体育之研究》）
，就表现得更为自觉了。
在第一师范五年半以自学为主的学习生活中，毛泽东勤奋读书，独立思考，从不作书本的奴隶，而是真正眼到、心到、手到；他读过的书多是打满各种记号，密布批语；所写的读书笔记共积有一大网篮。
除开读书外，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天天仔细读报，特别关注时事，常向同学们解释时局的发展，头头是道，被誉为“时事通”。反对袁世凯称帝时，他做了卓有成效的宣传活动。他的忧国忧民之心，被朋友们称为“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他主持学友会，锻炼同学们的自学能力，活跃各种课外活动。他创办工人夜校，精心为失学工人服务。在南北军阀混战、一次长沙城短暂真空时，他领导同学护校，竟缴了一支溃军的枪械，同学们以双关语戏称他为“毛奇”。
他喜欢漫游，要读无字书，“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学之”
；为多了解社会实情，一个暑假，以“打秋风”送字方式，不带一文钱，与好友萧子升周游洞庭湖滨五个县。此外，他还带动同窗和朋友，实行冷浴、冬泳和露宿等抵抗自然外力的活动，有意识作“野蛮其体魄”的锻炼。这些方面，说明毛泽东在求学时期，就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书生，而是一个知行结合、凡事身体力行的实践家。
毛泽东在学校时，没有机会接触纯粹讲唯物主义的书本，他只能从教科书和课外读物所涉及的古今中外各种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哲学中，以及从《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的思潮中，加以分析、批判和选择，以树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当时他认为哲学是一切事物的“大本大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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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宇宙真理”
，又是“思想道德”。
“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
他强调一个人要确立信仰和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他认为人生目的在“实现自我”
，极力主张“身心并完”
，“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
从而十分强调个人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即“个人精神主义”
，追求“独立所有”
的道德完美境界。
基于夸大个人主观意志的作用，谭嗣同和杨昌济都弘扬“心之力”的作用，毛泽东以“心之力”为题，写了一篇作文，唯心主义的老师对此文奖掖备至，打了一百分。这种从学生时代形成的“改造世界”
、“舍我其谁”
的唯心观念的积极意义在于：用自己的理想唤醒国人，变化民质，来改造这个旧世界。
这个从学生时代形成的观念，似乎贯穿他一生。
毛泽东当年这种探究大本大源的另一思想特征，来自他年青时所掌握的辩证法，即认为运动、抗争为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他从体育之研究，人皆乐“动”
，而得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这一理论观点，认为“动”是天地身心的本性。
他对一切差异、对立、冲突，不仅持肯定态度，而且持喜爱态度；自然界水力、风力因遇地势之抵阻，而益增其奔猛怒号；战国、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他的结论是：“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所喜也。”不断运动，顽强奋斗，克服外界抵抗，实现自我，成了他身心存在不可缺少的一大需要。他在早年的日记中写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看来也并非单纯从身体锻炼得来的偶感，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本源思想，并且是一贯身体力行，也为后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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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证明的他的人格个性的一个特点。
有感于国家的危亡和追求个人的进步，毛泽东和同窗好友蔡和森、萧子升、萧子暲兄弟、陈昌、张昆弟、罗学瓒等十五六人，都深受杨昌济老师影响，再加上校外好友罗章龙，他们都具有“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
，都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
，如何达到这种目的？
他们感到急待讨论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从１９１５年到１９１７年冬，他们“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大概在百次以上。”最后的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新民学会于１９１８年毛泽东毕业前夕的４月正式成立。学会的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１９２０年学会宗旨改为“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会员最多时达七八十人。学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打基础的作用，其中３０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
１９１８年初夏，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从上述情况可以作这样的总结：有两个方面为他尔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从事艰巨的革命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是他自己的学识才具、革命气质和思想方向，已经树立的世界观、人生观，尤其是知行结合的实践精神。二是，他不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斗，而是结合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一个进步的团体，共同追求真理，共同从事战斗。
毕业之后，恰遇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毛泽东和一群学会会员第一次来到北京，这是他久已向往的地方。十多个会员前后两批到法国去了，他决心留在国内，潜心研究中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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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探求救国救民之道，并为学会打好基础。在北京停留的半年使他眼界大开，进一步了解到俄国和欧洲革命的情况，以及国内政治和思想界的新形势。
他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接触了许多思想激进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