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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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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
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是对我国当时社会矛盾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八大根据这个基本论断制定的政治路线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解决这个矛盾。这条路线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当时中国的国情。
有关组织路线，在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很明确地规定，要坚持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和反对个人迷信、个人突出。思想路线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毛泽东从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我主义出发，坚持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主要矛盾，也就是后来确定的九大路线：“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四清”要整党内走资派。到“文化大革命”
，越发展越玄，在社会上找不到资产阶级了，就索性肯定“资产阶级就在党内”
；并宣布，“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种完全背离我国社会现状也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分析，以及据以制定的政治路线，只能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打倒一切，给全党、全国人民造成十年浩劫。
３、两条主线、两种倾向的斗争。
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即不赞成八大决议中有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论断，并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违反八大路线。第一次是１９５７年反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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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引蛇出洞”的不正当办法，开展反右派斗争，整了５０多万“右派”
，从此失信于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第二次是１９５８年１月，在南宁会议上错误地批判反冒进，批评周恩来、陈云（实际也涉及刘少奇）
，为他推行一套“左”倾错误扫除障碍。
紧接着进入三年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的一次大破坏。
对毛泽东“左”的错误第一次大的抵制是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会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作了调查研究，准备上山反“左”倾。会议开始阶段，毛泽东对一部分同志的谈话中，也表示要纠正“左”倾错误。但当彭德怀按正常程序写了一封完全正确的信，张闻天作了长篇很深刻的批“左”发言后，毛泽东即独断专横地发动了一场反右倾的斗争，全国整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第二次是从１９６０年冬开始，经过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首先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总结了三年严重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不得不轻描淡写地讲了几句自我批评的话，实际上并未正视自己多年来的“左”的错误，仍然不顾大家的反对，继续坚持“左”的错误走下去。第三次是在调整任务尚未完成，广大人民还没有完全解除饥饿状态的情况下，毛泽东又将斗争升级，在１９６２年７月北戴河会议和９月十中全会，又大讲阶级和阶级斗争，批“黑猫白猫”
，批包产到户，批单干风，批翻案风，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１９６３年又要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四清运动”）
，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毛泽东沿着“左”的错误越走越远，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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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抵制，但他一意孤行，到１９６６年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发动“文化大革命”
，乃至把党内大多数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统统打倒。
在十年浩劫中，党章、宪法遭践踏，党的正常生活遭破坏；政治局、国务院名存实亡；３０名政治局委员打倒２７人；书记处１７人打倒１４人；１０个元帅，除病故、休养的和林彪外，全部被打倒或靠边站。上自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即使在这种困难形势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仍然作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如“文化大革命”前夕，彭真提出“二月提纲”
；“文化大革命”
已经泛滥之后，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等严厉批判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１９７２年总理主持中央工作后，在四届人大重新提出了四化任务；１９７５年初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一方面在政治局批判“四人帮”
，一方面抓全面整顿，批判派性，平反了部分冤假错案等等。至于全国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抵制和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出现了坚持反对四人帮，不惜以身殉的张志新、郭维彬等一批英雄人物。
１９７６年在天安门广场和全国许多大城市掀起群众性的“四五运动”
，是广大党员和群众自觉同“左”的错误进行公开斗争的一次高潮。
回顾我党２０多年来同“左”的错误斗争的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虽然由于种种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使毛泽东整套“左”
的错误长期占了统治地位，使坚持正确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是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仍然坚持进行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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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艰苦、曲折的斗争，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贺龙和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功绩，以及张志新式的英雄人物，在《决议》中应有充分的反映。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希望，增强对我党的信任，提高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
（二）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问题。
评价毛泽东的一生，功是第一位的，过是第二位的，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但建国以来的２７年如何评价，写法上应认真斟酌，以求既能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又能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毛泽东在建国以前的２８年，是革命的实践家，也是革命的理论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历尽艰辛、曲折，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践和理论的正确，举世公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取得革命胜利的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这不仅对中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伟大的贡献。
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２７年，在１９５６年以前，路线基本正确，全党胜利地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成绩显著，但他的“左”的思想已经露头。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７６年，他背离了八大路线，也越来越背离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推行了一套“左”的错误的东西，个人迷信发展到文革十年中的造神运动，由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变成一个独断专行的唯意志论者。这对党、对人民和毛泽东自己，都是一场历史大悲剧。
说明这一悲剧的原委，吸取造成这场悲剧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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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决议》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
评价毛泽东的功过，还必然涉及到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由于他的晚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给概括毛泽东思想的确切内容，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大家认为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思想混乱。为此，建议在《决议》评定毛泽东功过一节中，宜于肯定毛泽东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坚持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这一基本原则，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有若干新的补充。
（三）毛泽东犯错误的主观原因。
毛泽东由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变成长期坚持“左”的错误的独断专行者，客观原因是，一方面，我国的封建制度历史悠久，基本上是个农民国家，专制主义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我党长期在战争环境中活动，民主集中制不够健全，又受共产国际和苏联斯大林集权领导的影响，加上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以及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落后等原因。
但亦有他本人的主观原因：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同美帝国主义交了手，认为美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上台，揭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认为苏联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国内三大改造的胜利，比预料的迅速，认为中国自己有了一套经验。
于是，在这种形势面前，胜利冲昏了头脑，逐渐把中国也把自己摆在世界革命领袖的地位，忘乎所以，失去自知之明。反右派，封住了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嘴；反右倾，封住了党内坚持正确意见同志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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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失败了，又不认输。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采取了不承认主义。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
，一意孤行，走上了唯意志论的道路。
毛泽东还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法家治国和农民战争打天下的种种影响。他历来欣赏秦始皇、刘邦、朱元璋，却不谈汉文帝、李世民。自认“坑儒”比秦始皇还多。直到临终时，还念念不忘汉高祖的遗嘱：“安刘氏者勃也”。到了晚年，常用中国的古书来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深挖洞”来自明初朱升给朱元璋提的建议。深居中南海，不接触群众，连政治局委员都很少见。让江青当政治局委员，发号施令；毛运新当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最后当高级联络员，把自己同外界隔绝开来，将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一意孤行，乃至给别有用心的林彪、四人帮以可乘之隙，陷入他们的罪恶包围，酿成个人与中国历史的一场大悲剧。
毛泽东迷信群众运动。从延安“抢救运动”开始，发展到“文化大革命”
，都是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来发动和领导，一切工作、一切事情都要大搞群众运动，而且一次比一次升级，破坏性后果一次比一次严重。每次运动都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整掉大批干部，使党和国家不得安宁。这种运动群众的方法同群众路线完全是两回事，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今后应禁止搞这种“群众运动”。
毛泽东远贤人，亲小人，喜欢奉承，听不得批评，使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之流投其所好，得到重用。
而同生死，共患难，正派刚直，不唯命是从的战友，如刘少奇、周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