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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重错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毛泽东本人思想演变会从不同的角度穷本探源，纵横比较，来进行评价。弄清楚它同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这不论是总结过去、对待当前或瞻望未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五四运动留学高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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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认为研究西学必先通中学，他的职责是守在国内。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次到苏联外，平生未出国门，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直接接触。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对仅有的几本马列著作反复研究，独立思考，学以致用。延安时期他才有可能系统读到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
“大跃进”
失败以后，他才着意研读政治经济学。自早年到晚年，观世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至深且巨。
全国解放后，显然对中国古籍更感兴趣，他首倡标点印行的古书第一部是《资治通鉴》，其次是《二十四史》。
尽管运用观点，不必引证，但以下情况也决非偶然：通观《毛选》五卷，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皆是，从五经四书、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笔记小说，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尤其《资治通鉴》是常置案头的，跟人说过，他读过七遍。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
一般来说，儒墨道佛尤其儒学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主要支柱。这些传统通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是如何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相结合的，吸取了哪些，扬弃了哪些，其间的吻合、差异、背离又如何？是非常值得学术界继续研究和深入探讨的。十月革命后，在俄国的中国人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
，又有人将“社会主义”译为“均贫富、等贵贱”的“大同之学”
，等等现象，足以说明弄清楚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何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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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灵魂。在《实事求是与儒家文化传统》一文中，作者深刻地指出：“实事求是”不仅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出的理论概括，而且也是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儒家思想自孔子以后，即以孟子、荀子为代表，向“内圣”
“外王”两途发展。以后宋明理学家程朱陆王援释入儒，一意讲求“内圣”修养；而陈亮、叶适则致力于事功之学，至顾炎武、颜习斋更提倡“经世致用”和习行哲学，蔚为“实事求是”的学风。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喜好此种学风，身体力行；参加革命后，更加重视实地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从而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将斯大林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者，曾嘲讽毛泽东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创举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的表现，攻击毛取得反围剿胜利的军事路线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他们可笑地提出，“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作者对此作了一个很好的偶比：“如果说，清代诸儒的‘经世致用’之学，是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一种反动。
那么，毛泽东所创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则是在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发展了‘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一种反动。“
作者还考察了晚清及近代湘学传统的重要特征，理出从王船山——曾国藩——杨昌济，影响到毛泽东这样一条“实学”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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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络，尤其对“封建末世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曾国藩为学治事的实事求是精神给予早年毛泽东的影响，作了切实的论证。在延安发动整风学习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名报告中，毛对“实事求是”这一命题作了新的科学解释，用它来清算一度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思想，开创了一代新的学风和新的思想路线，为中国革命在理论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作者指出：“实事求是”本是儒家实用理性的表现，它凝练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这个古老命题加以改造，就把中国这条革命巨龙点活了。
如果说，毛泽东的实践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知与行”的关系）是在新的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的基础上，更多地继承了儒学的实践理性精神，那么，他的矛盾观则从道家学说中吸取了不少营养。作者溯源《易经》和《道德经》，说明毛肯定了古代的两点论（“一阴一阳之谓道”）
，直接采用了“相反相成”这一命题来说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并以老子祸福倚伏之说解释矛盾互相转化的道理，经常讲的“一分为二”也是宋儒从《周易》转化而来。当然，毛摒弃了道家在矛盾面前消极无为的守雌观点，而代之以革命精神，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不管内外矛盾何等错综复杂‘毛泽东总是尽力创造条件来促使矛盾向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转化。”
同时，作者也指出道家社会发展观中的“循环论模式”给予毛的消极影响：从早年“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的“治乱迭乘”的认识，到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初，将辩证法思想“一分为二”绝对化，否定合二为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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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直至１９６６年发动“文化大革命”
时，他竟这样提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作者痛惜地说道：“他甚至得出由治到乱，由乱到治，七八年来一次的可怕结论，远远地离开了辩证法，倒退到循环论。”由此也可从正反两面显示出“文化传统”的启迪意义与惰性作用的互相交织，古为今用谈何容易。
毛泽东不但十分重视分析中国国情和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曾主张批判地吸取西方文化。１９４０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明确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
问题是在当时所处的农村环境中，实际上很难贯彻这一方针。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一贯强调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而长期忽视肃清封建遗毒的严峻任务，以致封建思想文化的阴魂长期附着于社会主义的躯体，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附加了许多错误观点。
同时由于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发展，昧于所谓国际形势的两极对立，以所谓“反修、防修”为国策，为评定一切言行的准绳。一个曾经同斯大林教条主义作过胜利斗争的人，又为斯大林教条所束缚，走向主观意志的极端，推动一次又一次向“左”转的运动，终至出现十年“文革”的巨大悲剧，也造成他个人的巨大悲剧。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是闭关自守的小农经济和封建宗法专制制度，如不经过彻底的清算与批判，要使之同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不断生长出新的花朵，是极为困难的。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与理论创造，从正反两面说明了这个道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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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回顾这段历史时着意提出，如“大跃进”
、“文革”这些严重错误，决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同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和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曲折历史密切相关的。这样就更能启发读者一道反思。
如果中国文化传统可分为所谓“显形”与“隐形”两种形态，前者自是经过整理修饰和官方认可的历代典籍中的意识形态，后者则是流行民间未作加工的带有习俗感情的社会心理形态，学术界一般侧重于前者，对后者重视不够。周恩来说过：“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
，“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
作者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有所论及。
如毛泽东的早期思想，“企望有圣贤出世，通过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来改造现实世界和达到‘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的理想世界”。
这当然是同他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分不开的。中国进入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是弱小的，无产阶级人数也不多，而农民小生产者一直是一片汪洋大海。因此志士仁人追求变革的思想，无不涂上一种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从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到神拳义和团的符咒词语，从早期改良主义的艰苦寻求到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从章太炎的“五无”圣境到无政府主义的和谐自由，无不具有此种特色。正如列宁在《两种乌托邦》一文中指出的：“一个国家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愈弱，群众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乌托邦通常也愈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久。”
在这样的经济文化环境中生长出来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从思维方式到感情因素，伟大如毛泽东，终于也不能不受到此种历史沉淀的影响。
例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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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民对“士”——读书人既尊又辱的心态，也反射到“士”本身。毛泽东早年曾经师法的颜习斋，批判宋儒也有过头之处：“读书无他事，只要在行字着力”
；“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
这不仅轻视理性认识的意义，且走向全盘否定书本知识的极端了。作者就此谈到毛泽东晚年也多次发表过类似见解。如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３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历来的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的，曹雪芹是拔贡出身。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
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一个大学生，刘邦是个大草包。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人。毛泽东好读历史人物传记和笔记小说，尤其《红楼》《水浒》《聊斋》《三国》常读不厌，（很少读外国小说，只看京剧不看话剧）
，把它们当作历史当作阶级斗争史来读，从中了解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从中关注中国农民“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理想。从广大民众意识心态的共鸣角度，去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及其曲折历史，也许会获得某种比显形文化形态的影响更深刻、更丰富、更具体的内容。
这本书大体上由两组文章组成。后面一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