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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生产力极为落后，商品经济远不发达的条件下，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民大国，强制地将生产关系变为纯粹公有制，并通过无数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的基层单位，靠这样的社会组织，实现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这实质上不过是历史上乌托邦主义所描绘过的图景。毛泽东则形成了带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他青年时期受到康有为《大同书》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新村主义等的影响，曾为文谈到建立“新村”的设想，从中可以发现不少他后来的人民公社思想胚芽状态的东西。
《大同书》中对理想社会描述得十分具体，如：设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男女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死则火葬，等等。
毛１９１９年写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新村”的想法为：“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
“新社会”中有公共的育儿院、蒙养院、学校、图书馆、剧院、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
“工作之事项”规定有：“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等。
②这岂不很像他后来概括的“农林牧副渔”
么？
《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提到了康有为，将他列入
①见《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３日报道：《毛泽东同志视察山东农村》。
②原载《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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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并且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对康的有关大同世界设想，其中哪些可以实现，哪些只不过是乌托邦幻想，毛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无一字评论，这里只是为之惋惜，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现在到了中国人民“大跃进”的年代，毛自认为已找到了这条道路。
他是一国之主，康有为只能想想的事情，现在可以付诸实施了。
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他还讲过这样的话：空想社会主义中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各地大办人民公社时，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曾经把《大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一起送给徐水县的干部，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指导思想有多么驳杂了。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毛将《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
（免费住宅）
，“置义米肉”
（吃饭不要钱）
，“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
，“各领部众，多者为治斗大祭酒”
（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
，等等作法也是欣赏的。
１９５８年８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把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推到了顶点。会议对农业生产形势做了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宣布１９５８年农业生产“大跃进”
，将使粮食总产量达到６００亿斤至７００亿斤，棉花产量达到７００万担左右，农产品产量将“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按当时生产水平，全国每年至多只能增产粮食１００亿斤，而达到上述数字，１９５８年应比上一年增长６０—９０％，显然无法做到。基于粮食产量的这种荒唐估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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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把注意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来，根据冶金部的设想，大办“小土群”
，大办小高炉、小转炉，宣布１９５８年钢的产量要比上年翻一番，达到１０７０万吨。
为实现这一任务，提出了“全民大办钢铁”
、“以钢为纲”的口号。一声令下，各行各业动员，９００万人上山，土法上马，耗费巨大资财，生产出大量不合格的生铁，就合格的钢而言，只完成计划指标的３４。而且大砍林木，作为土法炼钢的燃B料，倾刻之间，使全国的森林覆盖面积大为减少，乃至名贵树木也砍伐一光，从而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９０万人上山，也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的收成，使得许多地方粮食丰产不能丰收。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把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和改变成为规模较大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乡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是目前农村生产飞跃发展，农民觉悟迅速提高的必然趋势。人民公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将发展成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①到１０月底，有７４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２６００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民有１。
２亿多户，占总农户的９９％以上，于是一两个月内，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北戴河会议进一步掀起了“大跃进”高潮。各省的同志回去，还传达了毛泽东在非正式场合随口讲的一些话，如：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５—７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国；全国就是
①见《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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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公社；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东西调不出来，要点强迫命令，等等。
北戴河会议是毛泽东当年加速向“左”转的一个新高潮的顶点。会议期间多次讲话，都谈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提出要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大大赞扬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大家意气风发，争做贡献；而工资等级制，智力劳动者工资多于体力劳动者，乃至“各取所值”
，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从而产生官僚主义。他认为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说：２２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就不行了呢？
我们要带头把６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要先走一步。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
当时，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三面红旗”。伴随着“三面红旗”的无所不在，人们日益陷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梦幻中。
北戴河会议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了”。
于是，不少地方争先恐后，急于进入共产主义。
有的把过渡时间定为一年，有的定为两年，有的甚至连几月几日结束社会主义，几月几日进入共产主义，都定得一清二楚。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６日，毛泽东看到一个材料，山东范县１０月２８日召开了万人大会，会上县委书记宣布：“１９６０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标准是粮食亩产两万斤。
这位书记还形象地描述了进入共产主义后的图画：“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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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毛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匆促。只三年，也不要紧嘛，三年不成，顺延也可以嘛。“后来陈伯达到范县去过，发现一些问题后，《红旗》杂志社再派人去调查，弄清了实情。
（在庐山会议前期，陈伯达反映过范县浮夸情况，后来一批彭反右，陈又大为后悔，并反戈一击。）
无情的事实很快证明，不管主观愿望如何美好，理想社会的景象描绘得如何令人陶醉，这种严重脱离中国现实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与实践，决不可能达到提高社会生产力的目的，反而会降低其发展水平，并造成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紧张与混乱，从而受到惩罚。三面红旗运动沸腾了半年，一大堆问题便接踵而至：国民经济各种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生产全面紧张，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等泛滥成灾，农村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严峻的现实同乌托邦的理想发生了激烈冲突，迫使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到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毛泽东发现了“大跃进”中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公社化“一平二调”共产风等所引起的严重问题，于是中央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主题就是纠正那些明摆着的“左”
的错误。
如整顿了公社所有制，对群众退赔，削减一些过高指标，等等，以便放慢速度，解决继续跃进的问题。在郑州会议时，毛还严厉批评了陈伯达废除商品生产、否定价值规律的错误观点和主张；上海会议时，他还鼓励人们学习海瑞精神，敢讲真话，不怕犯上。可是，这并不说明毛承认了人民公社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试验的失败，此路不通。他对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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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绩和错误，依然采取他所惯用的形象估计：九个指头同一个指头的关系；仍然坚持“大跃进”
、总路线、人民公社运动这“三面红旗”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决不容怀疑和反对。至于运动中的偏差和问题，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不断加以纠正就是。
毛的认识，也是当时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共同认识，而且有的负责干部头脑更热，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他花了大力气，才使那些头脑更热者稍稍冷静下来。
当然，在严峻的事实面前，也有不少同志头脑比较清醒，开始对运动产生疑问，也从理论上考虑一些问题，对纠正“左”倾错误做法要求更迫切一些。在这种背景下，１９５９年７、８月，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中全会。历史的不幸是，庐山会议不仅没有达到继续纠“左”的预期目的，反而使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从此升级，引入党内，发展到更加错误的阶段。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不同意一些人不愿多谈缺点、深究错误根源的态度，力图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错误。彭德怀上书，提出总路线、“大跃进”出现失误，原因在于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问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背离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传统。张闻天的长篇发言，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大跃进”出现的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总结，最后归结到关键问题是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他批评过去一个时期，“几句话讲的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反面意见呢？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