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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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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们手里。怕什么呢？
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
①彭德怀和张闻天的正确意见，恰恰不能让毛泽东接受。经过康生、林彪和某些人的曲解挑拨，甚至居心叵测地推波助澜，上纲上线，更促使毛认为，彭、张等人的意见是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对“三面红旗”的“猖狂进攻”
；是对他的领导的挑战。于是，转而发动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错误批判。
错误的实践又引导出了错误的理论。
八中全会闭幕时，毛泽东对庐山会议做了这样的理论概括：“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斗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②由此，把他在反右派斗争中提出过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两大阶级对抗、两条道路矛盾依然存在，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的观点，直接引申到了党内，直到中央。毛泽东把彭德怀等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批评，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
①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０１页。
②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１９５９年８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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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猖狂进攻：“他们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要按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八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庐山会议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全国有三百几十万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从而，使阶级斗争理论进一步发展，斗争范围由党外转入党内，矛头日益对着党内领导层，最后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当年危害的后果，更直接表现在经济上。各地在“反右倾，鼓干劲”精神鼓舞下，１９６０年继续坚持盲目跃进，使国民经济更加紧张，社会生产力受到进一步破坏。因此，造成了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连续三年的严重经济困难。
“大跃进”
三年中，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积累率急剧升高，工农业之间和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造成财政赤字大增，通货膨胀，人民必需消费品匮乏，尤其是粮食严重短缺，以致许多地区浮肿病流行，发生大量的饿死人事情。
１９６０年同１９５７年相比，基建投资增加了近两倍，积累率从２５％提高到４０％，工业总产值增长了１。
３倍，农业总产值下降２３％，轻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５５％下降到３３％。这几年农业年增降情况：１９５８年不过增长２。
４％，１９５９年下降１３。
６％，１９６０年下降１２。
６％，１９６１年下降２。
４％，１９６２年粮食产量降到１９５１年水平。重工业年增降情况：１９５８年增长７８。
８％，１９５９年增长４８。
１％，１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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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２５。
９％，１９６１年突然下降４６。
５％，１９６２年再下降２３。
６％。
六。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
对“三面红旗”导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与政治形势，毛泽东不是没有认识到的。
１９６１年１月，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九中全会上，他反复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具体谈到明后年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经过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的努力，在毛的赞同下，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决定，从１９６１年起，在两三年时间内，实行以“调整”为重点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国民经济从“全面大跃进”进入了调整阶段。实行这个方针的初期，大家对经济困难的严重性仍然认识不足，并没有能将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规模压缩到切实可行的程度。
经过１９６１年８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形势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后，１９６２年１月，为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切实贯彻“八字方针”
，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人们通常说的“七千人大会”）
，参加者有中央到省、地、县，以及各重要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这次大会比较好地贯彻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在刘少奇的书面报告中，对“大跃进”时期的错误，由中央承担了责任。他号召大家讲老实话、当老实人，凡对中央哪个同志有意见，“都要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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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柜而出“。
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他对“大跃进”中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做了更正。他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上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从而放弃了“十五年超英赶美”的口号。他还说，“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从而放弃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他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
这些讲法表明，毛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比“大跃进”狂热时期的想法跟实际接近了一步，可惜，他并没有触及自己“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左”的错误理论体系，仍然坚持“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不容置疑，更不许否定。他把经济建设失误的原因，归结于缺少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认为只要我们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会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样取得胜利。
他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到这一点”。
①对于“三面红旗”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和地方的好些领导干部不是没有不同看法的。
有一些地方负责人公开对“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运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刘少奇委婉地表达了对坚持“三面红旗”的不同意见。他是这样说的：“‘三面红旗’，
①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８２、８２８、８２９、８３０—８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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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在经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①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这种态度，得到中央和地方大多数负责人的支持。当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在肯定“三面红旗”
前提下提出的一些中肯意见，毛都根本听不进去，现在这样直接或间接对之提出质疑，按理他更难容忍。
可是，国民经济仍在严重困难时期，广大干部满肚子意见，大会又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气氛中进行，于是，毛泽东对此保持了沉默。
只有林彪在大会上的讲话别具用心，他反复强调，出了问题，造成困难，是因为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是因为“毛主席的意见受到很大的干扰”。他说：“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这次大会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但可以说，推动了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保守”同冒进的冲突、理性同盲目的冲突。
党内矛盾虽然被暂时掩盖起来，实际上却潜在地激化了。
１９６７年，毛泽东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曾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１９６２年１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的。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
①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４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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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就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稿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不过那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他还说到，自这次大会之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在我们党内的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衷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明白说到：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就认定”刘少奇一伙“是修正主义，警惕出修正主义，就是针对他们说的。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等中央负责人，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调整措施，充分估计到实际困难，把“争取快，准备慢”作为工作的基点，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紧张局势。可以说，调整的成效客观上是对“三面红旗”
，对带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和“左”的错误理论体系的实际批判，毛泽东对此却感到极为不安。这种靠“八字方针”而不是靠阶级斗争，靠经济措施而不是靠政治挂帅所取得的成绩，使他产生了某种危机感。
这种危机感用当时的语言来说，就是“党可能变修，国可能变色”。加上当年中苏矛盾重新激化，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等等因素的出现，使得毛对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有进一步的变化。
相隔才半年，１９６２年八九月间，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就作了“关于阶级、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