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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以举世敬畏的权威，无比雄浑的气魄、浪漫主义的气质，发动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斗争锋芒所向，党内党外，城市农村，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各行各业，无不触及，造成一时所向披靡的形势。总之，他过分迷信革命，迷信阶级斗争，迷信群众运动，迷信过去的战争经验，以及迷信自己的魅力和控制力，以为可以以此扫荡一切前进中的障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异乎寻常的自信，“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
，发展到以是否忠于他本人作为分辨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进一步，更成为划分敌我乃至划分阶级的标准。可是，自从“大跃进”失败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他的“一贯正确”
了，他感受到的抵制越来越多，这就使他越来越感到有必要恢复并加强党内外群众对自己的信赖，有必要树立并鼓励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同时这也就促使他越来越“左”
，最终使得他决心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是否可以认为，这是比较隐于内心深处的一方面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就给毛泽东加上了“四个伟大”的尊号，这“伟大的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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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师“
、“伟大的舵手”同“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相结合，似乎正好反映了中国古代圣人“君师合一”
、“内圣外王”的身份，而这也正好迎合了毛内心深处的一种追求。后来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这四个太多了，愿意只保留“伟大的导师”一个称号。这就使人想起他早年在《讲堂录》中说的，“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
，“百代帝王”可说是他一生救国救民的宏图大志之外求诸于己的另一执著目标。
林彪宣称毛是“几百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这种讴歌曾持续十年不稍衰。
“文化大革命”
的后果，当然为他始料所不及，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人民民主权利破坏殆尽，天下大乱做到了，天下大治却很渺茫。他本人晚年的威望也从辉煌的顶巅无可挽回地跌落到悲壮的低谷，从而为后人留下惨痛的经验教训。
１９７６年６月，毛泽东行将谢世之前，对身边的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
怎么交？
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
你们怎么办？
只有天知道。毛泽东这番话，道出了他内心的一种真情，以及对晚年思想和实践的某种自省和忧虑；也可以说，他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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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已经不那么自信了，悲观情绪溢于言表。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说，他的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为他自己的党和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临终前，他也不认为是件大好事了，只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里面确实也存在着他对清除官僚主义等多年积弊的真诚愿望和他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可是理想世界追求的结果是酿成一场空前浩劫。这种始料不及的事与愿违，对于毛本人来说，就具有更加浓重的悲剧色彩了。
八。以阶级斗争达到理想模式
作为伟大的革命家与思想家，毛泽东一生的兴趣主要偏重于实践，而不是理论。这一点，初登革命舞台时的青年时代如此，在他的晚年表现得尤其突出，而且，他晚年的实践才能也比理论才能显现得更为充分。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起伏不定的经济建设中，他的过人的胆略和气魄，可说是随心所欲；而理论方面却不能这样说。
１９５７年以后，他基本上没有再写过严格意义的理论著作。今天我们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文字方面的依据多是他的一些片断零星的讲话、批示等。然而，更重要的是从他晚年实践中，可以探寻出他思想的发展轨迹、基本轮廓和主要内容。
毛泽东晚年考虑得最多的是两个问题，即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上所述，前者的答案是“五七”
指示所描写的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而后者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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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阶级斗争的理论。
带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是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核心。
看来，他自己并不讳言这一点。前面谈到，１９５８年，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他就说了这样的话：“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社会主义的历史还很短，苏联的问题很多，毛决心走中国自己的路。他首先是设计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这个目标模式，他多次谈到过。
在前面我们引述过的１９５８年他同刘少奇、陈伯达等人那次谈话中，作了具体形象的描述。直到１９６６年５月，他给林彪的信中，展示的仍然是几年前所勾画过的那幅图景。
概括地说，毛泽东希望建立一个纯粹公有制成分、实行产品经济、分配上大体平均的，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的自我封闭式的“社会主义”乐园。在这个社会里，产品并不丰富，但是分配平均；社会分工极为模糊，但是“公正”
；所有制成分单一，但是“纯洁”。总之，平等、公正、纯洁，是毛泽东晚年执著追求的人类社会目标，至少是中国社会的目标。这个目标他认为属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贯彻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
但实际上，是他在１９４７年批评过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毛泽东晚年设计了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同时也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基本途径，一言以蔽之，这就是“阶级斗争”。
可以说，毛不仅一直把阶级斗争作为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武器，也一直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最后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１９５５年，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是由他定性的。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就此事件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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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了一篇社论，毛在审阅时加写了三段，其中有此一句：“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
这表明他在政治上也接受了斯大林公式：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就越尖锐。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后，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曾一度有所改变，批评过斯大林的这一观点。这一改变反映在八大政治决议中，就是“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
１９５７年２月，他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其中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激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从而认为，在我国“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可是，时间只过去几个月，反右派斗争又一次改变了他的论断。到６月公开发表《讲话》时，加上了大家都熟知的那个十分重要的关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的“但书”。
①当时正在进行的反右派斗争，在他看来就正是一场主要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
到１０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不仅改变了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并且明确地说“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不断革命”。他认为，“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
进到
①参看本书第２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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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
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①应该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首先是它的领导层内）的确存在认识分歧，这种分歧也随着“三面红旗”实践的发展而加深。问题在于，毛错误地认为这种分歧恰好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所以，他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说：“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在１９６２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进而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全社会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强调”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一切，分析一切。“导致继续不断发动的政治运动步步升级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
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经过他的认可，更宣称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存在着”了。
早在１９２１年１月致蔡和森的信中，毛泽东就说过：“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他是为探索解决国家、社会和人生问题去寻找思想武器，从而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
１９２０年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后来他回忆说：从此“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
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１９５８年１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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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①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在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和最后消灭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研究社会和改造世界，无论革命和建设，没有阶级与阶级斗争观点，是不行的，办不好事的。问题在“只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
，而且从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终其一生，毛泽东都执著于这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