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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曾以为反封建的任务也已经完成。长时期中,我们只注意了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同一切崇洋媚外的思想作斗争,却放弃了同时肃清封建主义残余思想。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种种严酷的封建专制主义现象,自不是偶然的。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中说:“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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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方面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①文中具体谈到过去在政治、思想和体制等方面,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情况:“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
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
②“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③
“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
④“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
①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95页。
②③ 同上,第28—289页。
④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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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粉碎‘四人帮’后,还把个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时间。“
①
“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③“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②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特权,给群众造成很大灾难。”
“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
①③ 同上,第290—291页。
②同上,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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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①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②
“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
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会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
拿宗法观念来说,‘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
①见《邓小平文选》,第292页。
②同上,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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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
①
上面摘录这么多邓小平讲的话,是以其权威性来说明我们过去受封建主义思想影响之深,和肃清其残余影响之难。
这个问题同上一节“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是一回事,一个是基础,一个是上层建筑。中国要彻底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残余影响,恐怕得几代人的努力。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负效应在1920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早年毛泽东长时间受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种教育包括科举时代的必修课四书、五经、纲鉴等,也包括对他更有吸引力的小说、笔记、野史、杂集等。这两个方面都给了他很深的影响,长期生活在闭塞的农村和内地长沙的毛泽东,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不多,只不过从梁启超、严复、杨昌济的转手中有所涉猎,如德国泡尔生的伦理学之类。他从这方面受到的影响,就远不如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了。笔者在《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一文中说过: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五四运动留学高潮之时,他认为研究西学必先通中学,他的职责是守在国内。除执政后两次到苏联外,平生未出国门,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直接接触。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只能凭借仅有的几本马列著作反复研究,独立思考,学以致用。延安时期他才有可能系统读到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而以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的著作为多。
“大跃进”失败后,他才着意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自早年到晚年,
①同上,第294—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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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世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且巨。新中国成立后,显然对中国古籍更感兴趣,他首倡标点印行的古书第一部是《资治通鉴》,其次是《二十四史》。他对身边人说过,《资治通鉴》读过7遍,这部书是常置案头的。从中西文化对比角度观察,人们很容易发现:毛泽东崇尚我国传统文化,对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如在《毛泽东选集》中,除了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有几处摘引《反杜林论》、《哲学笔记》之外,几乎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直接引文,斯大林的引文稍多一点,而对中国的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直到小说杂记、成语民谣,常常信手拈来,涉笔成趣,总不下几百上千条,即此也可见中国旧籍对他浸润之深。不论是“显形”的官修典籍或“隐形”的民间传说,都是铸造毛泽东一生主要的思想原料,这话并不过分。我们说,在毛泽东思想中,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遗产,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不仅是用中国文字翻译马克思的著作,而且用中国文化“翻译”马克思的思想,使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乐于接受马克思主义,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积累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说同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往往有时会起消极作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虽然很难直接归咎于他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但若仔细探究,也不无渊源,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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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负效应。
从本性上看,终其一生老而弥坚的“造反”
、“斗争”性格是毛泽东的一大特点。他是反传统的,对于统治中国二千年的儒学,应当说是没有好感的。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对所谓“中体西用”的思想便给予了尖锐的批判,认为这是一种“自大的思想”
、“空虚的思想”
、“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
;认为要在中国进行革命,要打破政治上的强权,也必须打破思想上的强权。
《湘江评论》上他的文章中还说过:“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的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在后来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他也一再提出反对以孔学为中心的儒学。每当要打破陈规,破除旧的秩序时,在思想领域内总是把孔学作为靶子的。
因孔学核心是维护既成秩序。
汉儒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
,就曾多次受到他的抨击。他也不止一次在讲话中调侃孔子,甚至把孔子的书同他所蔑视的蒋介石的书相提并论,认为读一些这种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东西,可以从反面教育人们懂得唯物主义与辩证法。
“文化大革命”期间“批林批孔”时,他赠诗给郭沫若(批孔批郭)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①
当然,毛泽东并不完全否定孔子,他认为孔夫子的这一笔遗产还是应当继承的。
那理由是:“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