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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文化大革命”。下面再简单概述一下是怎样发展到这一步的。
１９５６年，在苏共二十大提出斯大林的问题后不久，在毛的主持下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有不少精辟的论述，文章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这是产生斯大林现象的一个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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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一些论者，包括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赫鲁晓夫，把它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
其实这并不是斯大林独有的现象，不善于正确运用手中掌握的巨大权力，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历史现象。人，尤其手中有权的政治家，一般都很难避开权力的腐蚀作用。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必须受到民主和法制的制约，否则，权力能使人冲昏头脑，骄纵放肆，智力衰退。一个西方学者说得好：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
不幸的是，这一现象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也难避免，斯大林的专制行为引起了特殊的震动，毛泽东的晚年也终于出现了类似的悲剧。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时，受批判的几个人中曾议论过“斯大林晚年”问题，当时只不过是对未来事态的一种隐忧，不幸的是隐忧终于变成了事实。
同权力的腐蚀伴生的是骄傲。在１９４９年以前漫长的２８年中，经历无数艰难曲折，尤其要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最为不易。那时毛泽东从不轻敌，何等谦虚谨慎，因而终于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如在军事上，他从不轻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之后，才准备与敌人决战。
当然，这也同头顶三座大山，内外敌人过于强大，还有斯大林的干预，等等这些决不容忽视的巨大的客观制约有关。新中国成立之后，内外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抗美援朝打出了威风，斯大林盖子揭开，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似乎客观失去任何制约，一切困难逐渐不在话下，尤其党与个人威信空前高涨，人人由衷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这种种主客观形势的变化，客观的迷信与主观的自信结合在一起，确实有了骄傲的本钱，使得毛泽东不再谦虚谨慎了，日渐高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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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而随心所欲了。
从历史上考察，前面已经谈到，毛泽东早在战争年代就很注意党的民主生活，形成了人民军队政治、军事和经济三大民主传统。从《新民主主义论》到《论联合政府》，都宣称为争取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可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特别是１９５７年反右之后，民主生活就不正常了。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说民主只不过是手段而并不是目的。尤其在反右运动中，普遍推行了根据政治思想来划定阶级成分的方法。
从此，阶级不是如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的那样，指的是一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而是一种主观的概念，可以随掌权者的好恶而改变（这方面也有法家传统思想的影响）。
邓小平认为，１９５７年大体是毛泽东进入其晚年错误思想的界标。
１９５７年起，从理论到实践，毛开始同民主思想告别，同时也为轰轰烈烈的“三面红旗”运动准备好了舞台。这时知识分子不是箝口结舌，便是“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了。对“大跃进”
、“吃饭不要钱”
，不是没有人议论，但只能窃窃私议，有些议论的人早被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就是敌人，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庐山会议是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一块新的重要的里程碑，从此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升级，引入党内，直到中央内部。这也就是党内存在“走资派”
、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的理论的伏笔。通向“文化大革命”的大门打开了。
任何一个伟大人物，身上总是长处和短处并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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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键时刻，何者处于主导地位。
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在夺取战争胜利和夺取全国政权时，毛泽东驾驭矛盾，指挥若定，是何等游刃有余；可是领导现代经济活动却相形见绌，这些陌生规律过于复杂，非其所长。如果他有足够的民主作风，党内和国内有正常的民主生活，他自己不怕认输，不怕下“罪己诏”
，有“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的气概，应当说，在“大跃进”失败之后是不难纠正失误的。
不幸的是，高度集中的权力腐蚀了他的智慧，谦虚谨慎变为刚愎自用，不但不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反而继续想用老思想老办法老经验来解决新问题。抓政治挂帅，抓阶级斗争，这是他本人也是全党的轻车熟路，大家都在行得很，定个百分比，谁都有辫子可抓，根本不要学，不要读书，也不要调查，而且“一抓就灵”。直到“文革”时期，关于经济生活，他仍只能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这样的方针，走不出“政治挂帅”
、“阶级斗争为纲”制造的迷宫。
马克思说过，历史人物性格的“偶然性”
，对历史的发展常起某种作用。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本文只是简要地探讨了一下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并且侧重在同政治实践有关的思想，而没有涉及他的性格和气质等问题。其实性格与气质同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是有关系的，有时甚至是大有关系的。毛泽东对中国文化造诣很深，诗词作品足以方驾古人。他喜欢屈原，喜欢三李（李白、李商隐、李贺）
，可说是一个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诗人气质和非凡天赋的人。
“安得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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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这些诗句读来真令人神往叹服。
应该说，伟大的革命家，不论马克思或者列宁，也都有着浪漫主义的气质。不然怎么能睥睨一世，在旧世界看见了新世界，并且为创建新世界而奋斗呢？浪漫主义气质同革命事业可以相容，有时会相得益彰的。一首“北国风光”的《沁园春》，曾经风靡重庆，在大后方多少高人雅士乃至官宦名流中引起震动。可是，在从事经济建设活动中，却容不得多少浪漫主义。
“高峡出平湖”是好诗，但当年如果把这诗句当作必须立即贯彻落实的建设计划，事情就麻烦了。
本文开头即提到毛泽东的“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
这就是说，凡自己认定了的目标，必不畏任何险阻，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古往今来，凡成大事业的伟大人物必备的品质，毛泽东则表现得更为特出。但不容拂逆变为一意孤行，那就成大问题了。
这种问题自随主人公的地位、权力和作用而造成不同的后果。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惊心动魄的事态，饿死了那么多人，大乱到那种程度，几十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死于非命，难道他都无动于衷？这似乎只能从他自己所说的虎气与猴气中找到解释：“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千钧棒之下误伤难免，可是玉宇却混乱不堪了。
毛早年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有这样几句话：“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吾死之后，置吾之身于历史之中，使后人见之，皆知吾确然有以自完。”还有这样一句话：“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
“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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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这是不是可以作为理解毛泽东晚年悲剧的一把钥匙呢？
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毛泽东晚年的一些心态也是值得研究的。据说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内，他喜欢读三赋：《恨赋》、《别赋》和《枯树赋》，从中是否可以讨到一些消息呢？
我们在回顾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及其在实践中造成的错误时，当然一刻也不应该忘记问题的另一面：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就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及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的，他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漫长而艰巨的中国革命，曾经走过一条非常曲折的道路，从胜利到失败，又从失败到胜利，即他在延安常讲的，中国革命走了一个“之”字路。他本人身上，是不是也可以说走了一个“之”字路呢？
在取得全国胜利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以及取得胜利之后的最初一些年月中，他是何等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工作中很少失误（如有失误很快就能纠正）。
可是到了１９５６年，特别是１９５７年之后，他一生事业达到辉煌顶峰之时，这个“之”字却逐渐曲折地走向下坡。反右派，“大跃进”
，搞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
，这样时进时退终于步步下滑走到了他的终年。
到了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６年，他对某些失误有所察觉，希望有所更张，可是这时已积重难返，形格势禁，重病缠身，力不从心，他已经无力走上这个“之”字的末笔，重新走向胜利的一笔。这个任务就留给他的后继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接班人了。
《历史决议》不是对毛泽东研究的终结，而是研究的真正开始。在毛泽东研究中，过去研究得最少的是他晚年的活动和思想（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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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左”的错误思想）。这是刚刚过去的历史。我们实事求是地回顾这段历史，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前人的错误给我们的教益并不亚于他们的成就给我们的教益。
从１９５７年开始，在近２０年的漫长岁月中，毛泽东以他在党内外的崇高威望，逐渐推行了一整套“左”的指导思想，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无不留下深深的“左”的印记。毛泽东辞世已经１６年，可是“左”的影响，并未在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完全消失。
到１９８７年，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几十年‘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
①这种“左”的习惯势力至今还是我们改革开放事业的最大障碍。近年有些“理论家”
，还经常在报刊上、讲坛上散布这样一些“左”的论点：如改革开放引进来资本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一定要问姓“社”姓“资”
；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实用主义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