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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亦斌说：“记得当时住在香港九龙尖沙咀西洋菜街。有一天，我与旧部约好在尖沙嘴的半岛饭店见面，还没谈几句，我发现情况不对头，饭店周围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我当即决定中止会谈，迅速撤离。”
贾亦斌出了饭店就租了一辆计程车，即发现后面有车跟踪。贾亦斌要司机东拐西拐，接连换了3次车，才最终把“尾巴”甩掉。后来，知情者告诉贾亦斌，跟踪贾的特务曾说：“贾亦斌太机警了，本来差不多要得手了，却还是让他逃掉了。”
随后，贾亦斌从原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随贾亦斌去香港的郑重为那儿得知，蒋经国在获悉贾亦斌秘密进入香港后，立即命令情报特务系统的香港站站长王新衡，要他设法除掉贾亦斌。
王新衡是蒋经国的留苏同学。他受命后找过郑重为，要郑参与除贾行动，并传达蒋经国的指示：打探贾亦斌的住址，可得5万美金；活捉贾亦斌，可得20万美金。
当时，国民党已派军舰在香港附近海域游弋，一旦捉到贾亦斌，即绑架到军舰上，押往台湾；如不能活捉，就采取“打闷棍”的方式处决贾亦斌。并许诺，处决贾亦斌后，可在台湾受到很好的保护。如果在台湾仍无安全感，可移民巴西，并确保安度终生。
蒋经国为何必欲去贾亦斌而后快呢？贾亦斌分析原因有三：一是贾亦斌率部起义后，蒋经国受到蒋介石的痛斥，唯除掉贾亦斌才能解蒋氏父子心头之恨；二是蒋经国自建情报系统后，与国民党原情报系统各派矛盾日益尖锐，贾亦斌的起义使其陷入受人攻讦的口实；三是青年军中大量军官与贾亦斌过往较密，他以为只有除掉贾亦斌，方可消除其嫡系部队的心腹之患。
在香港，贾亦斌的活动是很危险的。但为了“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贾亦斌义无反顾，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工作，直到奉命返回上海。
跨海传话，重续友谊
由于贾亦斌曾是国民党国防部预干局代局长的特殊身份，又是国民党青年军的上司，所以后来他曾到福建沿海对去台的青年军将领，如驻金门的刘安祺、驻澎湖的郑果将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罗又伦将军、宪兵司令王永树将军等人，发表广播讲话，号召他们迅速举义归来。
1957年3月，驻台美军上士雷诺枪杀革命实践研究院少校学员刘自然，竟被美军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引起台湾当局和民众的不满与公愤。5月24日，台北市民捣毁了美国驻台的“大使馆”，这就是著名的“五·二四反美事件”。美国报刊一致认为蒋经国及其亲信是该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刘自然事件”表明美蒋矛盾达到了高峰，也反映出包括蒋氏父子在内的绝大多数国民党人仍然具有民族意识，是值得称许的。贾亦斌从中又看到了以前所熟悉的蒋经国的性格，即不愿屈服于外国的压力之下，私心甚感快慰。于是发表广播讲话，对刘自然之死表示悲愤，对台湾民众的反美正义行动表示支持。
同年，贾亦斌参加了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在会上，贾亦斌向台湾当局呼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化干戈为玉帛。
六七十年代，蒋经国逐步从其父手中接过权力后，推行若干“革新”措施，同时大力发展经济，在其他各种条件的配合下，促成了台湾经济的“起飞”，使台湾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受到了各界的称赞。尤其是蒋经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对“台独”势力保持警惕，采取了压制和防范措施，这是贾亦斌最为欣慰的。贾亦斌说：“记得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上海公报》公开发表前夕，周恩来设宴庆贺，我当时任上海民革副主委，应邀出席。有一位随同尼克松来华的叫克莱因的美国官员，与蒋经国的私交甚深。当他得知我与蒋经国关系非同寻常后，主动走到我身边，说他与蒋经国很熟，问我是否有关于国家统一或私事要带信给蒋经国。我当即回答：‘中国统一是海峡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无需外国人代劳。如去台湾则请代我个人向经国先生致意和问候。’”
1979年，贾亦斌从上海调到北京，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中央促进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统一工作组常务副组长。
翌年，贾亦斌随以王首道为团长的全国政协代表团出访美国。在美国，贾亦斌见到了包括徐思贤在内的诸多青年军时期的老朋友。旧友阔别重逢，抚今追昔，感慨良多。大家都认为应该采取向前看的态度，为国家民族的统一和繁荣尽他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1984年，贾亦斌赴香港访问，著名作家江南先生如此评论道：“贾亦斌重返香港必有重任。”在香港时，贾亦斌与台湾的彭位仁先生通了电话。他第一句话就说：“‘总统’（指蒋经国）很想念你啊！每次我和‘总统’见面都要谈起你。”贾亦斌告诉彭位仁，自己始终不曾忘记蒋经国先生及所有在台湾的老朋友，并希望他们为祖国统一大业尽一分力。
1987年，蒋经国认识到“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他认为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也“不能不变”，主张在确保台湾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开放两岸人员往来。
此前，蒋经国已对两岸学术、文化、科技、体育、教育等方面的交流接触解冻；取消了大陆为“完全禁航区”的决定；对两岸转口贸易实行“不干涉”政策。而这一年“华航事件”的圆满解决，又开启了两岸官方谈判的先例。
到了1987年，蒋经国更是排除种种阻力，采取了开放探亲、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等顺应民心和历史潮流之举，显示出他在晚年力图“对历史和民族作一番交代”的祈求。
贾亦斌看到蒋经国做出一系列缓和两岸对立，有利民族统一的举措，由衷欣喜。贾回想起自己与蒋经国的恩恩怨怨，更企盼能在统一的民族大旗下，和蒋经国再度携手于一途。
就在同年5月，贾亦斌陪同台湾访美学者陈学明博士，游览溪口蒋氏故里。在蒋介石母亲王采玉、蒋经国母亲毛福梅的墓地，贾亦斌不无感慨地对陈博士说：“希望经国先生回家祭扫祖墓，以尽人子之情。”贾亦斌还特意在起义前同蒋经国见面的丰镐房会客室，在蒋经国手书的“以血洗血”石碑前留影，并赋诗一首：“喜逢旧地又重游，浮想联翩夜不休。共赏京昆武岭校，同商调遣丰镐楼。后凋松柏干犹盛，洗血石碑泪直流。但愿妙高台再会，私情公谊话从头。”
照片和诗作，都由陈博士带回美国，并通过关系转交给了蒋经国。后有人传来话说：蒋经国看到了照片和诗作时，心情颇佳。
蒋经国派人北京见贾亦斌
此后不久，一位受蒋经国之托的人秘密来大陆。他既是蒋经国的部下，同时也是贾亦斌的部下。他找到贾亦斌，问了贾亦斌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大陆对和谈有没有诚意？第二个问题是你可不可以沟通？
对于第一个问题，贾亦斌回答说：“确有诚意。”并请来人回去后转告蒋经国。贾亦斌还分析原因有三：第一，50年代初，我们的口号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很明显是要以武力解决。后来，讲祖国统一有两种方式，一是武力，还有一种就是和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政策，和平统一放在了前面，而且申明武力只在万不得已如“台湾独立”或外国入侵的情况下才会使用。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这一转变是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的。
第二，你也许注意到了，大陆明确了今后要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我们一直在为争取一个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而努力，怎么会在自家海峡两岸搞冲突呢？我们怎么可能一边打仗，一边搞建设呢？
第三，如果我们要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那就要渡海作战。现代的渡海作战，必定要动用现代化的、杀伤力极强的武器。不仅台湾变成一片焦土，而且临近台湾的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是大陆经济发达区域，一旦台海战争爆发，这一带必然要遭到严重破坏。虽然统一了，但代价巨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实为上策。
至于第二个问题，贾亦斌明白来人说这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贾亦斌与蒋经国原本感情很好，可以说是相当好的朋友。但贾亦斌起义后，蒋经国欲去贾亦斌而后快，所以怕贾亦斌记仇；二是不知道贾有没有这个能力跟上层传话。因此，贾亦斌说：“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大局，我会从大局出发，不会计较个人恩怨，何况经国先生对我还是恩大于怨。”至于有没有条件去沟通，我说：“我这个人没有别的本事，就是老实、不讲假话，因而有一些朋友，应该可以沟通。”
贾亦斌也反问来人，“经国先生有没有诚意”？来人回答：“经国先生有诚意。”贾亦斌再问，“诚意表现在什么地方”？来人说：“一是美国人在压经国先生，想把他换掉。美国人觉得他不太听话，美国“抑蒋换马”的念头长年不散，蒋经国与美国的矛盾始终不得缓解。近几年，美国一直暗助台湾党外势力围攻国民党，逼蒋经国放权。二是台湾内部也有许多不稳定因素，如老兵要求返回大陆探亲的呼声越来越高，台北、台中闹得很凶，老兵们上街游行。蒋先生说：‘他们都是我带出来的，离乡背井那么多年，我怎好强压他们的请求呢？’这些都需要同大陆接触，所以蒋先生确有诚意，是认真的。”
“尚有余篇惜未成”
贾亦斌将这些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中央领导同志还请来人带去一封给蒋经国的信，信中表示希望“统一大业能在你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可惜就在蒋经国准备派重要代表再谈判时，却不幸于1988年1月14日在台北病逝。噩耗传来，在大陆的原经国先生部属和旧友，无不为之震惊和悲痛。贾亦斌于次日致电蒋经国治丧委员会，表示深切哀悼。唁电中写道：“惊闻经国仁兄不幸逝世，悲痛莫名。回首当年，辱承吾兄知遇，屡委重任，是所难忘。抗战期间，吾兄深怀国恨家仇，毅然带头参加青年军，主持政治工作，竭尽心力。去台以后，吾兄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近又作出开放台胞到大陆探亲之决策，此皆国人所称道者也。而今统一大业尚待海峡两岸共同努力完成之时，不意吾兄与世长辞。溪口一别，竟成永诀，于公于私，均甚痛惜。特电悼唁，尚望方良女士和其他家属节哀。”
贾亦斌感叹道：“蒋经国的去世很可惜，他为推进祖国统一做出了实际努力，突破了昔日蒋介石设置的禁忌，这是非常难得的。”贾亦斌始终怀疑，为什么一切正朝着有利于统一的方向发展时，蒋经国却突然“病故”，而此前他的身体状况基本稳定，没有一点征兆，而且死的时候七孔流血。当时有人对蒋经国的死因可疑，台湾曾出过一本小册子——《蒋经国死亡之谜》，贾亦斌也有同感。
蒋经国的猝然去世，对原本发展势头较好的两岸关系是非常不利的。贾亦斌深为痛惜。回顾贾亦斌与蒋经国将近40多年的交往，始以反帝御侮而合，中以政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