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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在尽量掌握抗团组织的全貌后，将其一网打尽，吴菊痴被刺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1940年8月，日本华北特高课和北平宪兵队牵头，行动当天之前不和北平伪警方联系，直接调动伪满警察进入北平，利用已经掌握的线索对抗团成员开始了大逮捕。因为几次行动成功，抗团内部不免有轻敌骄傲情绪，防范不周，在日军的大搜捕中李振英、孟庆时、纪凤彩、郑统万、郑昆仑等纷纷被捕。其中李振英等本来身处燕京大学校内，日军逮捕并不容易，但却被日军利用军统叛徒曲某发出通知，诱燕大抗团成员开会。李振英不知是计，和王知勉、李澄溪等出校即被捕。另一个燕大抗团成员吴寿贞出校稍晚，恰好看到李振英被捕，立即退回校园，后在张东荪和侯仁之两教授的帮助下西去游击区，吴后来在西山参加游击工作时在战斗中牺牲。
冯运修也在日军逮捕名单之列，8月6日深夜，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冯在西四北四条的住所，警觉的冯运修立即发觉有变，悄悄起床并取枪走出卧室。此时，日军尚未完全合围，如果他立即越墙逃走，并非没有生理。但冯运修负责抗团组织材料和行动文件的保管，假如这些材料落入日军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冯立即携带文件退到厨房，将其焚毁。
这时日军即破门而入，冲入冯家小院，将冯运修的父亲、弟弟等人捕获，随即发现冯藏身的地点，日本特务即喊话叫冯投降。冯不予置答，继续冷静地烧毁文件。日军闻到烧纸的味道，恍然大悟，试图强行冲击，冯运修果断开枪反击。因为他射击准确、弹药充足（冯亦负责保管北平抗团的枪支弹药），僵持良久，特务们只携带短墙，压不住冯运修的火力，无法靠近冯家厨房。这时，周围居民纷纷被枪声惊醒，意识到有人在和日军枪战。
枪战中投身日本宪兵队的汉奸袁规（北平宪兵队特务科科长）心生一计，将冯运修的父亲推在前面挡子弹来逼近冯的藏身之地。但袁未想到冯枪法极好，一枪擦过其父耳边正中探头窥视的袁规脸部，袁应声倒下。日伪特务纷纷上院墙，一面劝降，一面对冯运修藏身之处射击。冯宁死不降，从窗口奋力还击，枪战中一名叫西城吉次的日本宪兵被冯运修击中，从院墙上落入院内毙命。打到中间日军将机枪架起来对冯家厨房中扫射，冯的枪声才告终止。特务进入房中检视，发现冯运修身中数弹，已经不屈而死。冯的右手中弹，左手持枪，显然是右手负伤后依然死战良久，但所有文件都已销毁，无法辨认了。
冯运修牺牲的时候，年仅19岁。他和日军进行枪战的消息，第二天北平的报纸曾有报道。
因为冯运修的父亲同时被捕，他牺牲的前后经过才得以流传下来。而且，冯运修的父亲也对抗日颇为同情，巧妙地向抗团成员传出了冯已将文件销毁的消息。因此得知消息的抗团成员多能咬牙坚持，不承认日伪的指控，颇有一些人因此而无法定罪，最后得以逃出魔窟。
1941年军统纪念历年殉国人员的四一大会上，冯运修也在纪念名单之列，并有照片受祭。但按照幸存的成员所说，包括冯在内的抗团成员，除李如鹏外，其实并不是军统的成员，其顽强不屈直至以身殉国，并非为了荣华富贵，不过因为有一腔爱国的热血而已。
记东北军名将黄显声（1）
报国欲死无战场——记东北军名将黄显声
１1－１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缔造者黄显声将军
最早知道黄显声将军的名字，是在看“小萝卜头”的故事时。
小萝卜头宋振中，其父宋绮云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随父母一同被关押在重庆红岩，直到九岁在渣滓洞大屠杀中遇难，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
根据难友记载，宋振中聪明好学，7岁以后其母徐林侠向狱方争取到让他在狱中“上学”的权利。小萝卜头的老师之一，就是同狱的原东北军五十三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
这位黄显声将军，不但教小萝卜头语文算数，还教他武术和俄语，每天早上小萝卜头到黄将军处上课时，都要用俄语问好。
而小说《红岩》中，还提到黄显声将军（书中称为黄以声）为难友提供奶粉、糖果和药品，在他的监室中，还悬挂有防身的军刀。
当时感到有些奇怪，觉得一位东北军的将军，怎样会被关到狱中呢？既然已经入狱，又如何可以悬挂军刀。而且，一个军人，怎么又如此多才多艺呢？
事实证明我对黄显声将军的了解，还是太少了。这位将军不但能够教俄语，而且精通诗词，擅长篆刻。在今天保留下来的一方黄显声将军自治印上，侧面还可以看到一行小字“骑富士山头展铁蹄，倭奴灭，践踏樱花归”。
１1－２这是黄显声将军在狱中用铅笔刀所刻的手章，字体隽劲，可见刻印之人的心无旁骛。
黄显声将军，1896年生，辽宁岫岩人，曾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据说那时上北大的都是人中之龙，所以将军懂篆刻，会俄语实在正常），因参加五四运动被开除，转入东北讲武堂三期学习，历任东北军新一旅（一说张学良卫队旅）旅长、东北讲武堂教育长、东北军骑兵第二师师长、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曾协助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在1938年营救张学良失败后被秘密逮捕于武汉，辗转囚禁于息烽、白公馆等地。因为他的威望和军中旧友的影响，也因为特务认为他一旦出狱就会再作高官，所以他在狱中享受一些特殊待遇，如读书、看报，甚至拥有防身的佩刀。
１1－３黄显声将军墓
这是一条真正的关东好汉子，在遇害的时候，依然身怀短刀，“虎入笼中威不倒”，宁持刃而死，决不引颈就戮，不失军中男儿本色。
黄显声是张学良的亲信，东北军少壮派的代表，张作霖被炸，张学良就是混在黄显声军中悄悄出关的。
奇怪的是，九一八事变时，东北讲武堂炮科出身，已经担任旅长的黄显声，1930年却被任命为辽宁省警务处处长的职务，变成了警察。
对此，我的看法是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当时东北军上下充分感到东三省和日方冲突的危险，但是又缺乏和日军正面对抗的勇气。一旦发生危机，希望避免正规军之间的冲突。这时，作为非正规军的警察力量就可能成为两军之间的缓冲。委任黄担任这个职务，是张学良希望黄的精明干练可以在中日冲突时最大限度地控制一线局面；另一种可能是，张作霖曾经对张学良讲过对付日本的办法——招集辽宁各县的警察局长开个会，动员人力，一夜之间就把南满铁路的铁轨都埋到地底下了。然后二十万东北军主动打大连的一万五千日本兵。“咱干吗要怕小日本呢？”张老帅这样说过。
要是张学良存着用这个心思对付关东军，让自己的心腹黄显声担任这个职务也的确是有些道理。
尽管形势的变化，让黄显声没有能够在这个职务上发挥更大作用，但他的干练还是表现出来了。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中人称三个省只有两个明白人，就是臧式毅和黄显声。九一八事变前，臧曾多次苦苦警告张学良日军即将动手，并派黄专门跑到北平去见张报告危险。张时吸毒又患伤寒，到协和医院住院，显得思维精力都不充足，回复都是要求镇定，万一打起来不抵抗，等待“九国公约”的调停等等臧自知无力回天，在九一八发生时悲愤地让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赶快出去调兵遣将收复沈阳吧”，自己则以地方官守土有责留下办交涉不肯离去，后绝食未死，被日方拉入伪政府，未保晚节。
黄显声则另有主张，九一八事变前，8月底他已经通过当时的警务督察长熊飞弄到日军情报，知道事变即将发生（这也是黄到北平见张学良的直接原因）。黄不肯坐以待毙，回沈阳后当即下令各县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这个举动意味深长，这批枪支成了后东北各路义勇军中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后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原东北的警察人员占了相当高的比例，而且多位著名的义勇军指挥官，比如邓铁梅、王凤阁、高玉山等都是原东北警察出身。
而黄显声对沈阳的警察也进行了充分的部署，将2，000名警察组织起来，编成一个总队并发枪，自己从9月初即昼夜不离办公室，随时准备应变。所以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他率领的警察总队（相当于武警，不包括治安警和交通警）已经离开机关，投入抗击。
后来的救国会执委朱焕阶9月19日晨曾赶到警务处打探消息，却见铁门紧闭，有几只麻雀啄食。向周围人打听，前一天夜里有人看到，黄部警察的动作极快，第一声炮弹的爆炸声刚刚响过就开始行动，离开机关，显然是早有部署。
记东北军名将黄显声（2）
当时沈阳主要兵力包括王以哲的第七旅、总部卫队、张学良的卫队营、讲武堂学兵和黄显声的警察部队。事变爆发的时候，王以哲和两个团长都不在部队（王第二天下午才便衣出城，在郊外与部队汇合），第七旅苦苦等待命令，最后等来的却是——不许抵抗，任其占领营房缴械。该部靠下级军官自发组织才勉强突出重围，损失惨重。卫队的负责人是荣臻的儿子荣子恒，因为形势紧张，当天被派率部到野外进行为期八天的拉练，所以没有加入战斗。（谁能说王、荣不是明白人呢？还有当时因为各种事情不能到任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学生们听到枪声怎么也找不到的讲武堂负责人周濂中将，哪个，不是明白人？中国人里面明白人有时候不是太少，是太多啊）；张学良卫队营营长谭海仓促中把张府各房门上锁，武器埋在院里，只带着钥匙逃回北平。张学良啼笑皆非，大骂“不是人，什么东西！”因为张一向叫谭海“叔叔”，这一次显然是气极了。
各部只有黄显声部和讲武堂学兵（五连连长张占元阵亡）主动进行了抵抗。黄显声指挥警察在二经街一带依靠简单的街垒与日军对战多时。最终，在日军坦克的攻击面前，只有轻武器的警察伤亡太重，被迫撤离。黄在撤退时嘱咐警察和公安队官兵尽量携带武器弹药撤退，连夜经过新民向锦州集中待命。但由于准备充分，沈阳警察部队撤退到锦州是动作最快，损失最小的。
黄显声到达锦州后，成为1931年秋冬实际的前敌总指挥。当时东北边防军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公署都搬到锦州重建，但张学良和张作相都未到锦州，军政事务由黄显声代拆代行。他立即联系驻防义县的十二旅旅长张廷枢向大凌河布防，取得稳定阵线。
当时，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也到锦州办公，援军也陆续到达。荣是个旧式军人，有鸦片瘾，又知道张学良信任黄显声。故此事务皆付黄显声。后国联有员来调查，与荣臻交谈时发现他未及收拾的烟具，于是对翻译说：“这样的将军怎么能抵抗日本军队呢？”又问荣九一八时为何不抵抗。荣回答没有上级命令。国联的人走后，荣臻悔恨交加，当即砸毁烟具，向张学良发出一封急电，要求带一个旅到前线和日军拼命。12月后荣在军事指挥上逐渐发挥正常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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