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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衡很快回报：此人可信！
原因是军统实际上1932年就和林顶立有过联系，那时的军统还没有正式成立，戴笠控制的特务处老特务连谋在福建曾经接触过林顶立，并且了解他的意愿。可惜，由于很快就爆发十九路军在福建起义的事件，双方失去了联系。
陈策遂将林顶立介绍给军统方面。
戴笠得到林顶立，如获至宝，他果断决定，林不要暴露身份，立即前往福建上任，并任命林为军统闽南站台湾挺进组组长。年底，军统特工设法为林在厦门设立了秘密电台。从此，高质量的日军情报源源不断从林顶立处汇入军统。
这样一个原特高课高级特工的反正，其价值对中国方面来说不可估量。
林顶立对军统的巨大贡献之一，是从内部挖到日方底牌，为军统的“对日经济战”提供了保障。
从抗战开始，戴笠的军统就奉命对日实施经济作战。戴对经济作战一窍不通，因此在军统内成立经济处，网罗专家进行实施。戴本来是布衣出身，不免在对“专家”问题上犯现在很多公司共同的错误——学历第一。他请来的第一任经济处长是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博士费同泽，费博士学问是好的，但是却没有实际应用经验，所以经济战进展很糟糕。戴还算聪明，一看这戴眼镜的不行，马上换人，架空费博士，任命出色的对日经济学家邓葆光担任副处长，负责实际工作。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1）
邓是经济战的天才，而且熟知日本经济，他曾经准确推断出日本将在1945年第三季度投降，其判断依据就是日本各种物资的储备和消耗，令重庆叹为观止。他指挥的经济作战也别开生面，是以制造伪钞为主，一箭双雕。
邓认为日本占领中国华东、华北地区，目的在于进行经济掠夺。因此，制造大量伪钞，和敌人争夺物资，就成为有效的经济战手段。当时，银行家贝祖贻是军统在上海的暗线——此人，大家有印象吗？他儿子很有名，叫做贝聿铭，就是在香港造中银三棱刮刀的那位——利用职务之便定期收集日占区的各种钞票交给军统，戴笠便下令在重庆巨额仿造，而后通过安徽界首武装偷运入日占区，疯狂抢购各种物资，并用来贿赂拉拢伪军将领。这一手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压力，物资大量流失，物价飞涨，因此日军在特高课成立专门机构实施反经济作战，不断更改钞票，增加检查手法，意图恢复对占领区的经济控制。
这样，军统的假钞经常被查获，而如果伪军将领使用假钞，又很容易暴露其和重庆的联系。
自从林顶立加入，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了，特高课每发现一种新的假钞，或者每策划一种新的检查手法，林都能从内部预先获得消息，提前通知军统，因此军统的印刷厂马上进行相应调整，使日军虽然变化万端，依然防不胜防。
这套经济作战贯穿整个抗战，它破坏了日本占领区的经济掠夺，为重庆获得了大量急需物资，同时——大概也是最重要的——养活了日益膨胀的军统。据邓葆光的报告，每年军统利用“经济作战”获得的财富达到几万根金条，当时军统的富有连蒋委员长都意料不及。而其他的部门比如中统虽然几次试图分一杯羹，一来遭到军统的打压，二来仿制的钞票经常被查获，始终不成气候。
林顶立的另一个巨大贡献是将日陆海军在东南沿海的布防情报准确传送给军统，包括日军布雷区、军舰出入港等情况。二战后期盟军潜艇在东海、南海的作战，许多依据了林的情报。1945年，因为日军困兽犹斗，抵抗激烈，美军曾计划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为此，林情报组也提供了大量当地日军布防和战斗力，以及水文气象方面的情报。由于日军8月投降，这一战役未及实施。
同时，军统自身也充分利用了从林处获取的东南军事情报。戴笠和美军共同组建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为了获得美方信任，戴笠携美海军中校梅乐斯亲自赴东南敌后，车队穿越日军千里防线如入无人之境，直到东海之滨，令梅乐斯大为惊叹，也对军统的工作能力产生了更大的信任。他当然不知道，通过林顶立，戴早已经对日军的布防了如指掌，当然知道怎样趋避了。
戴笠对林顶立的价值非常清楚，因此反复强调对林提供的情报只能“被动运用”，绝不主动要求林搜求容易导致暴露的情报。
但是林本人艺高胆大，更做出军统意想不到的事情，他指挥的台湾挺进组不久建立了基隆、金门两个分组，甚至在鼓浪屿建立外围组织“同声俱乐部”，吸收福建、台湾爱国高级人士，形成了巩固的抗日团体，其团体成员，则逐步控制厦门伪政权各个部门。在林的努力工作下，厦门等地的伪组织除伪市长李思贤外，基本被林所控制，在他们的运作下，厦门成为各日占区组织中最为热闹、却效率最为低下的一个部分，而日军却也不闻不问，因为当地负责调查控制伪组织的特高课、兴亚院和宪兵队，都控制在林介之助，也就是林顶立的手中。
本来这些机关是由日本老特务泽重信控制的。泽重信，1899年生于大阪，士官学校毕业后转入陆海军特种训练班，长期在总部设于台北的“大日本南支派遣特务机关”工作，担任日军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陆海军特务系统总负责人。1939年9月，厦门特务机关长田村崇则被中国特工刺杀，泽重信亲自前往厦门坐镇，公开担任兴亚院负责人，地方理事官，台湾总督府驻厦门嘱托、海军总部嘱托、日本亚洲共荣会事务嘱托、华南情报部部长等职务，是日方在厦门的最高指挥人员。他前往厦门的时候带去了自己最为信任的部下林介之助，却不料给自己挖好了墓穴。
1941年，华南的一个日本女特工被军统拉入组织，并为中方提供情报，日方觉察后将其逮捕枪决。与这个女特工有联系的若干军统外围人员被捕。根据审讯中的记录，泽重信发现厦门暗藏着中国方面重要的特工机关，因此决定顺藤摸瓜，投入力量进行侦破。
以日军的效率和能力，林顶立这次在劫难逃了。对泽重信来说不幸的是他找来商量的，正是头号要犯林顶立。
林顶立第一个反应是迅速逃走，和军统局闽南站负责人陈式锐商议。戴笠得到陈通报后，认为林的价值太大，放弃过于可惜，因此决定保护林继续潜伏，派出漳州站长期潜伏的两名杀手汪鲲、苏群英，限期刺杀泽重信。并电陈、林曰：“此一敌酋若不及早加以制裁，将来羽翼丰满了，不但华南半壁均要沦入敌手，则整个抗战前途受影响至深。”
林顶立在关键时刻镇定自若，一面提供泽重信准确的活动规律给行动队员，一面因为泽重信经常去蝴蝶舞厅活动，通过十八大哥林仔滚，把苏群英安排到林开办的蝴蝶舞厅担任管账。
1941年10月26日，枪法出众的汪鲲从蝴蝶舞厅跟踪泽重信到《华南新日报》门前，泽重信屏开保镖，和报社社长、汉奸林谷同行，似有要事商议。汪鲲果断掩身路旁骑楼下水泥柱旁，连发两弹，均中泽重信胸胁部位，应声倒地，当场毙命。林谷大惊失色，抱头鼠窜。汪乘乱闪入待人巷，辗转经海岸路潜回藏身处所，伏匿于惠安同乡、印尼华侨苏孝盼家中，直至11月6日晚，才冒险潜至鼓浪屿海滩，泅水至对面嵩屿登岸，受到当地群众集会热烈欢迎。
事后，日军进行调查之际，林顶立从中设计，抓捕与泽重信有隙的日侨多人，刑毙数人。
汪鲲，字宗海，惠安人，原海军中尉，1940年加入军统，专门从事除奸活动，抗战胜利后移居台湾阳明山。据他的《汪宗海人生八十年》，抗战中军统除奸，因日伪防范严密，往往与敌同归于尽，如兰子春之刺山本荣治，汪鲲刺泽重信，被认为是经典的成功案例。林顶立从此更无顾忌，抗战胜利后积功升任军统台湾站第一任站长。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2）
谈陈策说到了林顶立，属于有些跑题。
陈策在香港的日子到1940年下半年忽然变得风光起来。
十三
１4…14香港防御地图
1941年的下半年，太平洋上山雨欲来，面对日本海军南进的咄咄逼人之势，大英帝国忽然发现自己在远东就像一个光屁股的老头一样软弱。陆军，是殖民地镇压当地叛乱用的老爷兵，海军，只有稀稀落落几艘巡洋舰、驱逐舰点缀在辽阔的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英国人根本就没有做好在远东展开一场战争的准备，而任何人都已经感到日本军队的威胁迫在眉睫。
香港虽然一直被宣传为一个坚固的要塞，其实颇为勉强。
对大英帝国来说，香港是东方的明珠，是巨额财富的来源。然而，在军事上，却是一个难以防卫的阵地。
英国在远东的第一防卫重点，是印度。
对丘吉尔来说，远东的防卫底线，是“大英帝国的奶牛”——印度，这片最为富庶和广阔的殖民地是日不落帝国的物资来源地和称霸的本钱，没有了印度，也就没有了大英帝国。这一点，丘吉尔怀着近乎偏执狂的固执，他和老朋友蒙巴顿勋爵在战后分道扬镳，就因为蒙巴顿支持印度的独立，“使大英帝国破碎了”。英军在远东的主力也集中在这里，1944年，英国在印度英帕尔平原歼灭日军牟田口中将的三个师团，宣告了英国在远东和日本的攻守终于易位。
英国在远东的第二防卫重点，是新加坡。
新加坡是英国在远东长期经营的据点，英国投有雄厚的资本，新加坡海岸炮台的维克斯大炮号称威力无比（后来被日本人用来在塔拉瓦打美国人，果然威力无比），而坚固的要塞城防据说可以“坚守一百年”。英国在南洋的武器、人员、政治活动都集中在新加坡，也是它在太平洋上存在的象征。另外，英国显然希望孤悬海上的新加坡可以像马耳他一样依靠大海的阻隔挡住敌人的脚步。为了防卫新加坡，英国调动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战列巡洋舰反击号和航空母舰竞技神号前往远东，表示了坚守的决心。
而香港，英国的判断是该地补给线太长，和大陆紧密相连，在日军的进攻下无法防御，只能进行象征性的抵抗后放弃。
这一点，从军事上或许有它的道理，但是作为香港总督的杨慕琦是无法接受的，他可不愿意预测自己在日本战俘营的命运。在几次和国内交涉无效后，傲慢的英国人忽然发现，就在他眼皮底下，就藏着一个救星。
这个救星就是中国政府驻香港代表——陈策。
杨慕琦熟知东方文化，他找到陈策商议。如果日军进攻香港的时候，中国肯从日军背后捅上一刀，那就可以救了香港，这是古代的“围魏救赵”啊。而中国人这个义举，可以赢得大英帝国“到世界末日的感激”。
陈策听到这个要求，只有苦笑。原来不可一世的洋大人也有这种时候。难道这香港不是你从我们中国用大炮硬切了下去的？当初宣布中断香港对中国的贸易讨好日本的不是你大英帝国？还有那句“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不是你们大英帝国古老的信条吗？奢谈到世界末日的感激，岂不太过遥远？
港督方面实际上已经迹近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