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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园专门有保存蔬菜的窑洞，外面挂一面厚棉门帘子，里面堆满了胡萝卜、青萝卜、土豆、白菜，储存到转年新鲜蔬菜上市。
江青、王茜、于若木三位夫人常来厨房见习，她们站在我身后，我一边干活，一边讲一讲怎样切猪肉，炖肉的火候怎么掌握。有些菜肴江青也搞不明白，就派她的炊事员老周来问。老周进门就喊：“小李师傅，江青告诉我，作一个炖牛肉烩土豆，让我来看看你是怎么用油炸土豆的。”
（1998年5月3日）
儿子：怎么一见面江青就认识您？
父亲：1940年吧，我在胜利食堂。江青一月两月来吃一顿饭，我给她端碗上桌，点头之交吧。大家背后指指点点，她就是江青，毛主席的爱人。
儿子：江青爱吃什么菜呢？
父亲：看来那时间她没有多少钱，每次来只吃两碗馄饨，要不就喝一碗片儿汤，也够可怜。
儿子：江青吃馄饨时和不和别人打招呼？
父亲：打啥招呼呀，萧军萧三他们来吃饭，昂首挺胸，走进里面的小屋，挂上门帘，喝酒吃肉，江青坐在桌子旁边看几眼，独自一人走了。
儿子：说说您对江青的印象？
父亲：江青呐，咳，拿旧社会来说，她就是一个“油子”。一个人扒到我们那里去喝什么馄饨，像她那样年轻女人，那样的身份，在整个延安绝无仅有。
儿子：那时，您能想到江青在“文革”中那么权势威风吗？
父亲：江青在延安，好像一个小媳妇，说话细声细语，一笑眼睛嘴巴喜气洋洋，比王茜、于若木她们几个漂亮，但没有叶子龙的小媳妇漂亮。她们各有各的特色，也不太好相比。咳，江青要好好过日子该多好，也不至于被判死刑，最后上吊自杀。
儿子：以后您与江青再也没有联系？
父亲：闹“文化大革命”时，因为站错了队我挨整，给江青写过一封信求她救助，她没有理睬我。
在枣园相识张恩德
枣园的枣树一株株拥挤在一起，树上的红枣儿像一粒粒大云豆，与我厨房门前的枣树无法相比。枣园里有一位看园子的人，菜地里的黄瓜豆角南瓜成熟了，他负责采摘，送到大灶小灶厨房。他对我说，枣树梨树翘起的老树皮，每年须用刀剥去，多余的枝杈用刀砍去，这样才能长得好梨好枣。但是他只是说说而已，从不动手去干。
每次采摘了红枣或鸭梨，看园人就咣咣咣地敲一遍铜锣，听见锣声，枣园人就知道分水果了，各位首长家的家属和警卫勤务厨师都聚到一起。枣园后沟社会部的同志听不见锣声，打个电话通知他们过来。大家围住柳条笸箩，放开肚皮，红枣鸭梨尽饱吃。剩下的水果再给张闻天、毛主席、陈云、凯丰等人捎带回去。
小灶厨房门口有一株枣树，我常用洗肉的汤水浇灌这株枣树，秋后，整个枣园，独独这棵枣树长满鲜红的大枣子，毛主席他们走过来，也多看一眼，称赞几句。有时，江青带着她的女娃儿想枣子吃，就对孩子说：“求一求李叔叔吧，给我们摘几颗枣儿。”我扬起烧火棍，棒落些许大枣，江青母女俩咯咯地笑个不停，捡尽地上的红枣。
看见江青身边的女娃，我又想念起黄祖炎首长和小长生“小长生也有六岁了，比这个女娃大”我弄完早饭，独自一人奔宝塔山而去。
我满头大汗走回枣园。李满千问我：“干啥了，出了这么多汗？”
我告诉他：“去了一趟宝塔山。”
“哎呀，你去那干什么？那个地方现在是‘日本工农学校’都是俘虏的日本兵。”
我恍然大悟：“我说呢，那里的人一个个楞了呱唧的。”
李满千警告我：“你以后可不要再去那了，日本人满脑子武士道精神，凶狠残暴！”
“跟我说话的那个日本人还很和气。”
“你不知道，上个月，从山西押送过来两个日本俘虏。我们中央警卫团去了三个战士，把山西来的同志替换下来，快走到延安时，过一条小河，这两个日本俘虏突然动了手，打死了我们两个战士，另一个战士负了重伤。日本俘虏抢了枪，跑上了山。毛主席很生气，派了一个连的部队，带着机关枪日本俘虏宁死不投降，只好把他们打死，为我们的同志报了仇。”
毛主席的哨兵张思德比我大几岁，是四川老乡。他时常来小灶帮忙，挑一担井水，劈一捆木柴。张思德是个好人，工作认真，被派去烧炭，被炭窑活埋了。毛主席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致了悼词。
在枣园，我和毛主席的汽车司机周西林也是好朋友。周西林经常向我念叨他的“汽车经”，后来，这些“汽车经”对我驾驶吉普帮助很大。
外国医生马海德为我治病
1943年秋天，我每天清晨咳嗽，浑身发热出虚汗。陈新仁发现我身体不适，报告了陈云。陈云很着急，来宿舍说：“小李有病了，赶紧看医生，你去备马。”他询问我的病情，随即给傅连暲写了一张字条，让陈新仁牵马送我去中央医院。
傅连暲看过陈云写的便条，吩咐护士去找马海德医生，同时准备X光机。
两位医生低声商议后，由傅连暲给陈云写了一张字条：“海德和我检查后，发现小李同志肺上有一小斑点，怀疑是早期肺结核。”我站在傅连暲身后，看他写的字，基本上也能认识。陈新仁拿上傅连暲写的纸条和我一起回到枣园。
几天以后，陈云把一个写着“中央疗养院”字样的信封交给我，陈新仁和我骑马驮着行李卷，去中央疗养院住院治疗。
看来黄祖炎首长的肺结核没有传染毛主席，而是传染了我。
在中央疗养院见到马海德，他的汉语还是不太熟练，他安慰我：“你，年轻，有病也不要紧。现在像你这个病，有陈同志关心，没有问题，不要害怕。”
1972年1月，马海德作为中国政府医疗小组的组长赴瑞士日内瓦为身患绝症的斯诺治病，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以为他是一名医术高超的中国医生，实际上他是加入中国国籍的美国人。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他的父亲早年从黎巴嫩移民美国，成为美国纽约州水牛城钢铁厂的工人。在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医科大学毕业的海德姆追随“东方淘金”的热潮，来到中国上海。
1936年5月，宋庆龄介绍埃德加·斯诺赴陕北苏区采访，斯诺在郑州换车时，认识了海德姆，俩人一见如故。海德姆应邀与斯诺同行。在张学良的帮助下，他们两人顺利进入陕北。
后来，斯诺离开陕北，出版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海德姆留在陕北，参加了红军，成为中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的卫生顾问，并于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起了一个中国的名字——马海德，在阿拉伯文中，海德姆就是“马”。1988年10月，马海德病逝于北京。
中央疗养院与中央医院相隔一道小小的山沟，实际是医院的高级病房。住院的都是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我因为陈云的关照，也住了进来。
马海德、傅连暲和苏联医生定期来疗养院巡诊。我听见马海德与阿洛夫闲谈，评论傅连暲：“他可惜呆在这个小地方，如果在天津上海那样的大城市，他就出了名，是个名医，能发大财。”
中央疗养院主要以休息和营养为主要治疗手段，没有盘尼西林来治疗肺结核。我听马海德说：“‘盘尼西林’这种药非常稀少，从上海来的人说，在上海的黑市上，一支盘尼西林卖一根金条。”
疗养院里还有一些宝塔山医院的医生护士，我同她们是老相识了，自然比别的医生多一分亲切，更受照顾。负责我这间病房的小韩护士，却是新相识。她天天来给我测量体温，送水送药，送汤送饭。我从来是侍侯别人的，今天，有个大姑娘服侍我，真是很尴尬。
1944年夏天，我的肺结核病灶经X光检查，已经钙化，可以出院工作了。
第八章 我所知道的美军观察组
大卫·包瑞德上校
在中央疗养院治愈了肺结核，我还想回到陈云身边工作。陈云对我说，原来打算送你去党校学习，现在来了美国人，你比较有经验，去美军观察组工作吧。
美国人来之前，延安的各个单位都打了招呼，是最早的“外事教育”吧。在中央疗养院时，有干部来讲话：美国人竖起大拇指，说OK ，就是赞扬表扬；美国人说“哈罗”，就是问候，相当我们的“你好”；我们见了美国人，也要有礼貌，互相握握手，也可以说OK 说“哈罗”。
1944年7月22日，首批美军观察组成员在组长大卫？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一架美国空军的运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美军为观察组命名的军事代号是“迪克西使团”。
美军观察组组长大卫？包瑞德上校，1892年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中央市。1917年包瑞德加入美国陆军。1924年，包瑞德担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助理武官，同时学习汉语，成为美国军队的“中国通”。
包瑞德秃头，圆脸，身高比一般中国人略高。他身体强壮，体态匀称，看上去根本不像五十多岁的人，他的风度很有些贺龙司令员的味道儿。每天早餐晚餐前，上校都要“操练”。他敞开军外衣，微微凸起的肚子上斜插一只自动手枪，挺胸甩臂，目不斜视，一会儿健步急走，一会儿缓步慢跑。上校沿公路跑到北门，出南门，绕回东关，过延河，经清凉山、王家坪，再从王家坪过延河，从“韬奋书店”旁边走回观察组。上校的“怪异”行为使我们很好奇，天天挤在大门口，看包瑞德上校在延河滩上无事瞎忙活。
上校佩带一只崭新而精美的手枪，我问警卫战士，他们也不识那手枪的牌号，还是杨管理员问了包瑞德上校，我们才知道那是一支“加拿大撸子”。
在我的办公室，我们给包瑞德解释建筑设计图纸，准备给他盖办公室、卧室、会客室和厕所。上校听了连忙摆手：“毛主席没有建这么好的房子，我不能建！”
我们劝他：“你是毛主席的客人，是我们的盟军，应该的。”
包瑞德说：“你们中国的古话‘耗子尾巴——长不了’，还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啊？我们在延安呆不长啊！日本的尾巴也长不了呀。”
最后依照他的意见，搭建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独立房屋。施工的时候，上校在一旁转来转去，看见我们要用砖砌墙，急忙摆手，说中国话：“震了！地震了！不要砖墙！”原来他担心发生地震。我们按他的意愿，用运输机运来的水泥筑地基，用厚木板做墙壁，建成里外两间的木结构平房。在延安十年，我只经历一次地震。1940年入秋，刚刚掉树叶儿，还没有吃晚饭，胜利食堂门板上的铁吊子忽然咣噹咣噹地撞门。沙师傅见多识广，他说，这是地震，地下的鳌鱼翻身，是个好年成啊。附近的老百姓嚷嚷，太上老君赶山啦！山走地动啦。
周恩来很少来观察组，一次他来找黄华，让黄华把我们都召集在一起。周恩来讲到外国人在上海横行霸道，根本不用正眼看中国人；上海外滩公园门口挂一块牌子，上面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周恩来浓眉紧锁，一字一顿说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同时用手指在空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