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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后稷呱矣。”言天之所兴，不可废也。夫以隘巷、寒冰之厄，而有腓字、覆翼之求者，为其系乎稼穑之教，将以兴有周八百年之帝业耳。而谓故宫之嬗化，吾华千百载文明精粹之所寄，乃无策焉，拯之于臬兀颠沛之中可乎？是则故宫之必为博物院，犹后稷之必为生民，吾同人者，亦牛羊与鸟耳。共敢贪天，以为己力？虽然，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天民视听，古人亦诏我矣。使徒作信天之论而不重人事，则腓字与覆翼之劳，又奚赖夫牛羊之与鸟，是此牛羊与鸟者，使命至巨，胡可自菲？《易》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又曰：“履霜，坚冰至。”又曰：“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又曰：“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曰“乾乾、惕若”、曰“履霜坚冰”、曰“顺”、曰“恒”、曰“民从”、曰“化成”，吾人念之哉！方今国人根导文化，发扬国光，斯覃？惟实而禾黍无悲，则自今以往，有续此记者，其皆为格物致知、徵文考献之吉祥文字欤？企予望之矣！
以上这一篇文章，是民国20年（1931）我写完了《故宫五年经过记》的尾论。我上溯三代，引了《诗经》、《周易》许多经典文字，酸溜溜地发挥了我们的抱负，以哀痛过去，颂祷将来，来麻醉了自己，最后也只能作这样一种疑问式的希望来说出我当时的情绪。
当时有一个朋友，读完了我这篇文字，他说：“何其沉痛？”是的！他可谓知言，然而，我当时以为，过去虽然沉痛，将来，毕竟是光辉的！？
然而，且慢！我上文所说的“麻痘杂症，固已备尝”，那是外感的病症，过去就过去了。殊不知内部的细菌却在培养着，他们从故宫的本身，侵袭到我们这些自认为“腓字”与“覆翼”的朋友们身上，有负着无限的悲痛而死生与受病终身的，这个卑下与污湿的空气，正适合于这恶毒病菌的滋长与蔓延，不晓得如何底止？我上面所祈祷的继续文字，无疑地不是他人的吉祥文字，而仍是我自己的一切的哀痛抒写，陈述这些细菌侵袭经过，为以后若干年代，必定有高明的医生将他作为参考，来烫涤这一段病症，却也算“格物、致知”罢？他们自然知道我这以下的文字，并不是一种无谓的恶意诅咒！
第三部分：崔郑秘密勾串的经过人事的安排龃龉与退让（1）
在国民政府下正式的故宫博物院组织成立以后，将委员制改为院长制。易寅村做了院长，自兼古物馆长；副馆长仍旧给了马衡。原来内定的是张继为副院长，却没有实现，仅仅要他做文献馆馆长，沈兼士为副。图书馆长是江瀚，袁守和为副。俞星枢做总务处长，李玄伯做秘书长。我是简任秘书，还任命了一秘书李璧臣，他是湖南宝兴人，那时年龄已过60，是一位旧学的地理家，是蔡松坡的老师。我们都在故宫博物院改委员为官，但是不给钱。
北大方面的先生们都在北大有原来的薪水。李玄伯是农矿部的开滦矿务督办，因为开滦是英国公司，向例中国有一个名为督办的拿钱大官，每月薪给以英镑计算，待遇之优，为政府任何官所不及。玄伯是在易、李在东交民巷时代萧瑜拉牵成了寅村的女婿，照例部长女婿，自然应得这个优缺了。俞星枢是农矿部参事。我在农矿部同本院名义一样，还兼着农矿部驻平保管处主任，都有部薪。
此外，专任本院职员的俸给工资，国库却没有预算，仍旧由本身设法，以开放卖门票为基本。事业费就是我向中华教育基金会请求补助的那一笔3万元，逐渐地提还应用生产。那时我专为古物馆帮忙，给他传拓事业上不少补助，所以马衡还同我比较接近，引起了他馆的不满。
我为什么在玄伯下面呢？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当时有同我与寅村间处在一样的情势的一位朋友，湖南人左霖苍，他也是寅村的老友，他在寅村未任农矿部长以前，由北平战地政务委员会蒋雨岩（作宾）派充开滦矿务督办，寅村做部长，他想部中加一任命，这把椅子是千妥万当的，不料却将他调任参事，而以此缺让与玄伯。
他很不平，利用我在故宫的地位问题，借题发挥去责问部长，他说：“论资劳、论辈分，某决不应在某之下。”
“待遇却是一样，现在都拿部薪。”易答：“将来故宫有钱，他们都同等待遇。因为玄伯年轻要借这个名义，可以得‘简任’资格（民国时“简任”之意等同、厅级别高级教授）。他的督办没有资格送审。吴瀛不在乎，他的‘简任’早已经审查合格了，他在故宫的简任秘书，就是是我的院长助理，谁都清楚的呀。”
他们的一问一答似乎都有理，左霖苍告诉我，他奇怪我何以安之若素？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我答复他说：“我有好几个原因：其一，我在别处任职作官，我在故宫博物院不能承认是正式任职作官；其二，他既因为关照女婿，我们这样的交谊，以我的地位，如何同他的女婿争坐位呢？不成体统；其三，我太喜欢这个博物院了。这个玉雪可爱的孩子，我与有生养保育之功，我绝不肯离开他。他既说怎样就怎样吧！我为什么争这些小名小节！此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乃是我此生之志，根本不在为官，而为文作画是自幼便立下的志愿，更是我的兴趣所在，亦将伴我终老。”霖苍当然不说什么了。”
其实我若真做故宫秘书长，那些北大先生们或者又要同盟罢工正未可知。当年我在内务部是制衡和管理故宫的角色，自然和北大派系种下的矛盾是解释不清的，我虽一人事孤力单，好在彼此都是为了故宫的事业，没有私欲。人生就是这样的，有些事情既然解释不清，也就不必解释，各自消化就是。寅村也明白，却因关系到他的女婿，不便说透，他向我表示，希望我帮玄伯的忙，尤其是在文字上？因他自幼留法、中文反而很差，我对于老朋友要我关照帮他女婿，如何可以推辞呢？但是，帮得了吗？我心上知道：个性太不同了。除非他真肯虚心。我又知道：他决不！只有等待自然的发展。
在最初的时期，院长没有来，假使有一个副院长呢？应该是副院长当家，如照内定的发表，当然是张继，事后寅村对我说：“张继神经，又要听神经太太的支配，不能让他当家。那是石曾的意思。”于是有人提出增加一个副院长陈垣，恐怕也是玄伯的意思。
第三部分：崔郑秘密勾串的经过人事的安排龃龉与退让（2）
陈是北大派实际的领袖，他若出来，院长必成傀儡，寅村当然反对，于是副院长僵化了产生不出。张溥泉（继）大不高兴，尤其是他的夫人崔振华，这里埋藏了一个很大的延期爆发性炸弹。但是，没有了副院长，秘书处大权在握，秘书长地位重要，一面也加重了负担，李玄伯却在这个形势之下，欣然地肩当起来。我当初以为不用张继，也是秘书长要当家，后来，深知了张的行为，觉得所虑也是。但是，为什么又许他呢？？
在玄伯没有来到北平上任以前，我主持着秘书处，李璧臣新来，帮些手续上的忙，但情形不熟。俞星枢任总务处最初同秘书处并未分家，我们两处共和而治，到也稳当，院长的签署印记，都寄交我掌管着，公文都在我最后的核定下用院长名义决定。各处馆都很相安。
一天，玄伯来了，我们都到前门车站接他，他以新贵的姿态出现，他向每一人执手道谢，他谦恭地说：“我是一个半途开小差的逃兵，今天回得家来，对诸位真正惭愧得很！”
第二天他到任了，我自然首先将院长的署名核阅印记一一交给了他，在我的意思，这些印记，等于最后核定权所寄托的，等于交印，以后他便是执行院长权的代理人了，这是通例。
他接收了以后，没有什么表示，却轻巧地顺便交给了李璧臣，说是：“请李先生管了吧！以后，也就由李先生盖用好了！”
我们都有些莫名其妙，我既给了他，只有由他处分，没有说什么。李璧臣也就收了，背后问我“怎么办呢？”我说：“我不知道，你且收着或者他要用时问你要。”后来，有些公文，他看了，我们都看了，璧臣请示他“要盖院长印记么？”他说：“你盖好了！”于是李先生胡乱地盖用着。好在我们都同室在一张大桌上办公，事实上不会错误的。我以为过往的事，我经手的最多，当然都参预，也称是帮他的忙。
隔了若干天，我接到一封农矿部科长余千山的信，这余千山是易院长的同乡学生，非常憨直鲁莽的朋友，他对老师忠心耿耿。因为我是他老师唯一的同学，也非常恭敬恳挚，他曾经服务本院古物馆，现在还在农矿部中做科长，他住在部长公馆，同玄伯也不合式，这时，他忽然发现玄伯给他老丈的一封信，内中说：故宫的事，依然是某人持把着不交给他，却仅仅叫他看守“印记本戳”。于是余千山就在这封信上转知我，劝我全部给他，不要再掌事。
我恍然大悟了。原来玄伯不知道，长官印记是各机关幕僚长照例掌管代行时用的，他以为让他保管是看不起他，而我天天在那里帮他是把持着不走。
我用什么方法表示我的不把持呢？我决定不到院整个离开了让他问事，是最彻底的方法，好在我本有专责在农矿部保管处，我可以事忙来推托掩饰这个痕迹。于是我不去了。
这样，过了若干天，忽然，玄伯同了俞星枢光顾到舍间问我：“为什么不去？”劝我务必照旧去帮忙。
“不必罢？”我说，“我有空自然会去，现在呢？我这一面事情不少，有空就来。”
玄伯说：“以前，不是每天去么？请还照旧。”
我说：“那是，我恐怕经手的事有不接头的要备顾问，现在，不必了。”
他说：“不！现在，我们商量着要想编辑一种每周出版一次的刊物，要想请您主编。您对故宫成立前后是最知情的，感情也最深，实际付出精力最多的人由你写一组故宫创建的文章，必定很有价值，就请屈就此职吧。来吧！我们商量着办。”
“是的！顶好是您来主持。”俞星枢接着说。
“论这事，我当然赞成。”我有些被感动了，看来玄伯不是完全不懂事理，我说道：“但是，两位哪位主持都好，何必我呢？”
他们同时说：“不！我们都有专责，您的文章，才华，是我们素来敬重与佩服的，此事非您莫属，当然还是您来好。”
我答：“各馆，我恐怕调不动。”
第三部分：崔郑秘密勾串的经过人事的安排龃龉与退让（3）
李说：“我想没有什么吧。否则，我们明天通知各馆开会时提出商量一下好了，请您务必到。”
“是的！”俞说，“明天大家商量。”
我不好意思，只好答应明天去。他们说了些其他的闲话，去了。
我对行政事务早已厌倦，只是不得已为之，而对文字工作却颇有兴趣，对于这本周刊，我是很有些自我冲动，并愿意完成这桩事情的。
同天，他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