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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后的情形相当惨，留下了一个老妻，典型的旧式老太太，什么也没有了；惟一的女儿，就是李玄伯的夫人了。没有儿子，拿他令兄一个外室所出的儿，留养着预备作为继嗣，此时不长进地日趋下流，声明脱离了关系，当时在中国殡仪馆成殓，在战时乱世的状况下，只有上面所说的两个人以朋友的立场照料着，也不能追悼。法院方面还派人去调查说是假死，一面在报纸上宣传，说是逃亡到大连与满洲国投降日本人了。
我在南京替他递上了遗呈之后，亲访张群说法请求国府明令褒恤，照他的地位是应该的。
“关于故宫案子如何办呢？”张群问我，并对我如此仗义为朋友的作法，甚为惊讶和尊敬，从此更生好感。
“政府可以有两种办法，”我说，“积极呢，可以昭雪。消极呢，可以不提，他在地位上是应该有一明令的。法院并未有结果，政府当然可以不管。”
张岳军于经过内容，是相当清楚，他答应明天约集翁文灏等大家商量。那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魏道明，他同易寅村据说有点宿嫌。
这班朋友，对于一个政治上失风倒下去的人，在“捧生不捧死”的原则下当然不理会了。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自农本局 易寅村死沪（3）
我当时因为他们对于一个已经因被迫害而至死亡的朋友，即在帝王时代也有给予礼遇的优典，现在竟然是这样予以难堪。真乃令人气吞不下。
我再将遗呈稿寄与吴稚晖过目的信中，发表了对张继讨公道的意见，他复我一信，表示他的意见，如下：
景洲先生执事：由令爱转到赐书，敬悉一切。鹿山先生辞世，不欲其隐没无闻，无以折提包上何处等之口，故即登报声明，当时未想及正式报告公家，其身分虽不希望现今即有明令追悼等之典礼，然说明不能到案，抱憾逐殒之痛，不可不正式布达也。幸先生想到，遗呈且措词悃悃款款，十分惬当，已嘱漱君急缮，直邮行院矣。至于旁人再助说，揣尊意：欲趁此不但为逝者雪憾，且欲为生者缓狱，故有亮聪如何交好，对方将不反对之乐观。然鄙■所及，今非其时。（从前终不得时，今且倍其难也。虽有逝者可原之揣测，恐只据一面，未及想到面面。）因亮聪交好如何，毫不相干，亮则彻底明了沉冤，从前屡嘱想法，彼徒唤奈何，聪自更加明白，然当郑女狱尚急之时，彼恐亮顾此失彼，曾明拒对亮晓晓，此亦非彼之不够交情，实知此狱与金郑皆异，即彼案皆无对方之为难，而此案则“此直矣，彼即曲。”受曲者岂肯默尔。又彼案舆情之惶惑，不如此案之甚，若麻乎而罢，必舆论大■，狗党不平。故此案非公庭明判曲直，不呈雪此沉冤。明判曲直，可有十分把握，因隐微实清白也。然非三番四复，大吹大擂，无从能得究竟，而此大吹大擂，为在最高当局宴然无事，坐听羊咬狗、狗咬羊之时。从前之屡不得时，皆因投鼠忌器，令更国难如此严重，忽歆夹此小事大吹大擂，群情之所不许，即当道之所未乐。故曰仍非其时，且更加甚，因先生所谓“奉”者，彼实超然，然因政治作用之变化，常或左或右，彼有闲情之时，任大吹大擂之起，可以含笑闲观。若碍其安静则必厌恶隐生矣。因彼隐徽之地，实未相信完全冤诬，歆彼晓然于完全冤诬，非有数万字之说明，证据罗列，不为功，彼有暇读数万字，且看错杂之证据乎？弟前年入川，歆试之矣。乃见日无暇晷，得半小时之长谈，不可得也。又歆试其左右，有可代为细谈者，试探未得其人，皆入一般盲说：以为如此，固当相见法庭，何必求助于大力？其距人千里外之空气，即六无庸尝试，因而因循至今。弟信我所谓数万字之经过，与坚强之证据，不但可解一时之惑，且可告天下后世，然而必大吹大擂，相见法庭后，才众喙毕息。否则如当日鸣冤监会等，皆不足以释舆情，若三水公（汪精卫）如何可助，大电公（蔡孑民）如何中裁，亮聪如何助力，“奉”将如何麻■，皆拙劣自秽之下策也。此案岂金郑之比乎？若云大力若“奉”者，一左右，狱可以缓，此更误见，“奉”即不深信此地果然无银三十两，然彼六不歆厚左，亦不歆厚右，狱缓，早缓矣。并未急捕，即如郑者，自由虽得，案并未了。故鹿不能古拔（上海古拔路，易时居此）为深山以待时，徒抑抑以促其生。则生者今亦鸿飞冥冥，何羡于大力之佑（生者，指李玄伯），为低头之自由。姑待之，不必在婆婆正不欢之时，再向婆婆拖鼻涕（至于遗呈，乃名正言顺，自当别论），故弟数万言之准备，要据之清理，必使可告天下后世，并可大吹大擂，大吹大擂之必当经过，乃不但个人之清白存在，即世上之是非亦明，昔日鹿之有所顾忌，决非珠玉有所歉然，乃牵涉古林等恐结果大冤既白，而风流小过，或当上身（此节古林云云，我亦不明所指），此妇对沈宜甲，亦用此法，所以至今尚沈粤狱者，偶女之事，不成为罪而代交通部发明，领款万元，无报销，即不自由矣（详见附录）。
然此自由，万万胜乞大力者，大力者无所左右，固显然也。今日大吹大擂，既不合时宜，歆大力者左右抑左，亦非所能，何必为空费笔墨之蛇足，且钮惕老来言，谈三分钟话，尚抽不出，能看不急数万字之鸣冤耶？至于遗呈达院，乃正式公事，必当伏报而已。万万不想能入“奉”目也。乞台裁。即叩
道安 弟敬恒顿首 十月三日
他这封信内，强调着说似乎我要求“缓狱”，这是不可解的。我的原信虽然不记得了，但是易寅村已死，我那时并不在狱内，为什么要求缓狱呢？显然是说玄伯，我一向是要反攻，绝没有“缓”的意念。若不是他个人的误会或者是李玄伯有此要求吧？“古林”云云，我至今不解，也忘记问他。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从八十八军到国防最高委员会
我有一个老友忽然在重庆相遇，因为刘湘的四位大将之一的范绍增将军要组织88军，他介绍我到他的军幕，于是在抗日之大时代，我从戎了。范绍增是一位草莽英雄而成为川中有名的将领，他因为最早倾向国民党中央而被刘湘所摈弃，为王绩绪、潘文华、唐式遵三个将领所排挤成了光杆。现在中央军入川，他理应复活。因此成立了88军。当时主持中央军事的是何应钦。
范绍增对于我，因为由中央而来，谬诧虚声，于是他在编制以外，给我加了一个秘书长的名目。我在众川人之中，终日吟诗写字作画，居然在此战乱之时创作了一大批自问尚属可取的作品，真乃平生之快不亦乐乎。
吴稚晖说：“你吃了文人的亏，换着同一个武人混。入蜀在乱世，交结一个川人也好。”
1939年88军出发到第三战区上饶，我被留在重庆留守。那时家眷因为避免空袭，到江安去了。我更无所事事，只好也回到江安，有一群亲友去游峨眉，我也同了内子参加，船到乐山，遇到乐山到峨眉一带的日寇飞机大空袭，船停在江边5天进退不得，方才换了一条船回来，几乎还在川江观音滩覆舟送命，涉险回到江安。
忽然接到88军参谋长刘展绪的来电，转达范绍增的意思：屯溪并无兵事，约我去游黄山。
张群此时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秘书长了，我去向他辞行。他忽然对我说：“你不要走吧！在此帮我的忙如何？”我自然答应了，他立刻发表我任参议，正是1939年的双十节。我电辞了88军的任务。
这样，我又留在重庆了，又常常遇见张继，虽面和心不和，却仍旧点头招呼，尤其是每次出席中央纪念周，一定要见面，他奈何我不得，倒也相安无事。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马衡来渝（1）
我在重庆时，马衡来渝了，听说故宫博物院运出来的文物，分别疏散在云南的昆明、四川的重庆、乐山、峨眉等处。当然就是最初赴英展览的一批，以及张岳军帮忙运出的一部分，此外遗留在北平的全部、以及南京库房没有抢出的都听之任之了。我是比较知道的。而他们的个中人告诉我说，除去文献馆小部分外，都出来了。
马衡一到重庆，不知如何打听得我的住址，来至圣宫造访，他固然好意，我却因故宫是非谢绝了他。后来，他又到山王庙军司令部来，我也未见。他请我的大儿祖光吃饭，请他疏通；三顾了弊寓，我不便坚拒，于是彼此相见。他又请我吃饭，二人不免感慨一番，我俩应属故宫创建时的最早同仁，同是做的具体院务，且因北大系得误解，发生过不少的矛盾。
他着重向我说到，他与徐森玉经过这么多年的亲眼所见，说明我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朋友，尤其我对易培基的蒙冤，拔刀相助，不计后果，弄得后半生留离在外，不能返回北京，十分的不安。我也直言不讳地再次批评了他，在易院长受冤枉之后他的态度暧昧，始终不明朗。连易院长去世他都没有出现，而在故宫早期创办的时候，易院长是十分的重用他的。李玄伯也是他很要好的朋友。对此，他依然是回避不言，似乎是有难言之隐。
我知道他毕竟是既得利益者，能有现在的态度已属不易了，他希望与我重续友谊。并说最近要选一部分文物参加美国的博览会，对于古物陈列所的文物，我是老人，比较熟悉，从建院展览就参与其事。要请我担任审查委员，我碍于当时情况没有答应。
我说：“我是待罪之身，不便受聘。也免得生出许多麻烦。你如果一定要我审查，你可以拿古物陈列所的目录给我，我替你圈出可以送出去的，不一样吗？”
他赞同这样做，邀我到他办公处去一次，他拿出目录大致由我看一下，也就算答拜。
五十八、又出了希怪之事？？扩大到第六案
当我到了国防委员会的第二年，忽然接到吴稚晖一封信，信上写着：
景洲先生执事：今早发见一奇怪之事，如先生有暇，请移玉敝寓一谈。敬叩
道安！ 弟敬恒顿首 六月十三日
什么奇怪之事呢？我当天晚上就到上清寺73号吴先生的寓所去看他，他给我三大本书。
两本封面上写着：《易培基等侵占故宫古物案鉴定书》。分为上下两册。另外一册，是关于此案的往还文件。（定名因此书遗失，我忘记了。）鉴定书内附印了“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官起诉书”，旁边注明“二十六年诉字第三九五号”，赫然写着：
“被告易培基 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在逃未获。
李宗侗 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在逃未获。
吴瀛 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秘书，所在不明。”
这是第5次的扩大起诉书，连我那“妨害秘密案”要算第6次了。
吴稚晖所谓奇怪也者，乃是连我也加入了。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马衡来渝（2）
我在重庆时，马衡来渝了，听说故宫博物院运出来的文物，分别疏散在云南的昆明、四川的重庆、乐山、峨眉等处。当然就是最初赴英展览的一批，以及张岳军帮忙运出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