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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夫人：“他们正在恨不能投胎白种父母，生来红毛碧眼，一对大奶头大屁股，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哭笑起来，胸部起伏膨胀，像Mae West一样呢。总而言之，今日中国碰着倒霉时候，说来说去是海军的不是。什么时候中国造得几座无畏舰，去轰击伦敦大阪，中国女子也就美起来，中国点心也就好吃了。”
柳：“我所要指明的就是这一点。世上道理原来差不多，只怕常人不肯看到底。看到底处，中外都是一样的。中外女装都是打扮给男人看的，等于雄鸡、雄孔雀的羽毛是打扮给母鸡、母孔雀看的。这样一来，不又是天地生育的一桩寻常道理，哪里有什么高下？西洋人也是人，中国人也是人。中国夫妇吵架，西洋夫妇也吵架，中国女人好说闲话，西洋女人也一样好说闲话，中国女人管饭菜，西洋女人也把烹饪术叫做‘the way to reach a man's heart’。你常看电影就明白了。烹饪如此，诗文也何尝不如此？记得民国二十四年，中国戏剧诗文在外国大出风头。梅兰芳受聘游俄演艺，刘海粟在欧洲开现代中国艺展，熊式一把《红鬃烈马》译成英文，在伦敦演了三个多月，博得一般人士之称赏。在上海又有德人以德文唱演《牡丹亭》，白克夫人又把《水浒传》译成英文，牛津某批评家称施耐庵与荷马同一流品，德人也译《金瓶梅》，称为杰作。我读了英人《红鬃烈马》的序文，说他读到‘赏雪’（enjoy the snow）二字就恍惚着了迷，说雪可以赏，又可开宴来赏，这真是中国人的特色了。然而中国人却莫名其妙，若说是假捧场的，那么戏一演三个多月，又非作假得来，若说是真的，到底中国戏中国画好在哪里，又说不出，总觉得杯弓蛇影，稀奇古怪，狐疑起来。”
柳夫人：“你也别多怪，现代左派青年不是《西厢记》、《牡丹亭》的，你怪他作甚？至于杜甫、李白，他们真看不在眼内，他们只认宣传是文学，文学是宣传，顶好是专做白话长短句，才叫做好诗呢！”
柳：“据我看来，还是书没有读通所致。西洋文学固然也有胜过中文之处，但是西洋文学一读死了，中国文学也就懵懂起来。他们读过几本西洋戏剧，便斤斤以为西洋戏剧就是天经地义，凡与不同者，都不能算为戏剧。譬如讲戏剧结构之谨严，剧情之紧凑，自然《牡丹亭》不及《少奶奶的扇子》，或《傀儡家庭》。但是必执此以例彼，便是执一不通。《牡丹亭》本来不是一夜演完的。西洋戏剧以剧情转折及会话为主，中国戏剧以诗及音乐为主，中国戏剧只可说是opera（歌剧），不是drama，以戏剧论歌剧自然牛头不对马嘴。你看中国人演剧常演几出，就跟西洋音乐会唱operatic selections相同。戏剧多少是感人理智的，歌剧却是以声色乐舞合奏动人官感的。如把这一层看清，也就不至于徒自菲薄。要在中国发展新文学新戏剧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旧体裁也得认清才行。又如小说，哪里有什么一定标准，凡是人物描写得生动，故事讲得好听，便是好小说。我曾听中国思想大家说《红楼梦》不及陀斯妥耶夫斯基，心里真不服，恐怕还是这一派食洋不化，执一拘泥的见解吧。其实我们读西洋文学，喘着气赶学他们的皮毛，西洋人却没有这样拘泥执一，时时发展，无论传记、长短篇小说，都是这样变动、试验，因这一点自由批评的精神，所以他们看得出中国诗文的好处，而我们反自己看不见，弃如敝屣了。”
柳夫人：“你发了这一套牢骚，喉咙怕干了吧？”
柳夫人立起，倒一碗茶给柳先生喝。又要倒一碗给朱先生，却见朱先生已经鼾鼾入梦了。他们举头一看，明月刚又步出云头。柳夫人轻轻地拿一条洋毡把朱先生露在椅上的脚腿盖上。
中国人与日本人
在远东所发生的事情鲜明地显出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大歧异。如果我们想相当准确地去预测中日这场好戏的未来发展时，我们必须明了这种种歧异。
日本与中国同为种族的实体，它们不愿给人贴上一些标志或公式便服贴地给放在一旁。种族的特性是一种极度复杂的东西。有时甚至在同一个民族中会发现矛盾的特性，因为这样的特性是那些不相同的潜势力之流，在那个民族的历史上，在同一个时期或不同的时期里的产品。
一个最令我大惑不解的现象，便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幽默感之歧异。在艺术及文学方面，日本人显出很优秀的幽默感，他们有一种独出心裁的幽默文学（如“理发店闲谈”及“浴室闲谈”）。这种文学，即使不能胜过中国人的幽默，至少也能够跟它相比。然而在行动和民族生活上，日本人似乎难免跟不懂幽默的德国人相似——他们都是拙劣的，笨重的，愚蠢地跟逻辑相合，而且无可救药地官僚化起来。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正是懂得幽默的人民，然而，在他们的古文里，那静静的笑声和哄堂的大笑似乎很难得见。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同一个民族里的矛盾，在这个事例中无疑是由文学的传统说明了。困难的一点是：一些事物当接近地观察起来常常不会是简单的。只要想想清教主义（puritanism）的本家，却是那以哈佛大学代表的广大的学术自由的产生地！
我们既然知道要提防把事情太过容易一般化起来，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种族上的特点，观察它们的异同吧。因为中国人和日本人歧异到足以使他们成为不和的邻居，同时他们也相同到足以增强他们互相的憎恶。正如美国人跟他们的英国人表亲一样，我们不喜欢看见我们太相似了。可是，那是人生之美呀：在歧异之中发现类同，在相同的东西里发现繁复的分歧。我并不是说日本人在种族上跟我们有关连；日本人的言语甚至不是属于印度支那系统里的。首先，让我指出这两个民族的相同之点吧。在许多显明的文化情况上，日本跟中国是相同的，因为日本本来是中国的一个颇伶俐的生徒呢。一直到现代，据我们所知的日本文化的整个结构，基本是中国的以及从中国输入的。
中国给与日本的东西，包括：陶器，绘画，丝，漆器，印刷，写作，铜币，纸窗，灯笼，爆竹，祝火，佛教禅理，宋代哲学，儒家的君主政体，唐诗，茶艺，试泉水，艺花，亭，以及假山。中国又把她的大部分节日给与日本，例如，正月的十五，七夕，以及重九。至于欣赏萤火一事，是否中国传授给日本，我却不大清楚。
中国确曾指导过日本怎样训练较佳的主妇，养成她们更有礼貌，更加温柔，比较中国女子更为热诚。唯一的一件东西，中国人不能传授，日本人也不能吸收的便是道家哲学那种“无为”思想。日本人身体上并没有道家的血液，我们从教育哲学上知道，要从一个人的身上提出他原本并不具有的东西是办不到的。这一点的结果，便是日本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最可惊异的歧异。因为，一方面日本人是圆满论者，而中国人却是一个听天由命，随遇而安的民族。这样的歧异的含义是很广的，尤其是在一个工业时代里。
日本人在过去从中国学到的东西，有些做得很好，有些却不成。在他们整个历史里，他们没有产生一个哲学家。可是在许多别的东西上，他们能够跟他们的师长竟争，常常还胜过他们的师长。在艺术的领域里，包括诗歌绘画，莳花，以及房屋装饰，他们本质地获得中国的精神，而且当中国已经忘记了时，他们仍然能够保持着，在许多例子上，并且创造出他们自己的风格和派别。在这东方艺术的领域里（概括地可以说是对于一刹那间的诗意的领略以及对于普通地方和人生的细微事物的美点的领略），日本人也有他们独擅的地方。那种十七字徘句的发展（用以表现或仅仅提示一种情绪，一种情感），便证实了他们的优长。
〖不要拍那苍蝇；它正在搓着它的手和脚呢。〗
或如：
〖一只青蛙跃入一个古老的池塘里的声音。〗
那正如中国的诗歌里所表现出的中国人的情感那样，或者甚至更丰富些。
在幽默故事或随笔的发展上，正如我已经说过，日本人完全无须模仿中国人——例如，在一段旅行随笔里所创造出的一个人物，在这篇东西里，那个无赖汉在一顶轿子的坐垫下拾起一串铜钱，他一声不响便把它收藏在衣袖里，然后大模大样地拿出来替他的朋友们付酒资。
这种幽默在日本人的卡通（Cartoons）里也曾发现，关于这种东西，他们具有八百年丰富而复杂的传统，现在又在他们的著名的木刻中表现出来。在卡通、随笔以及木刻里的情感，仍旧是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的平常作为的敏捷感觉——两个下棋的人是这样地聚精会神，一个孩子竟能把一些东西放在其中一个的头上，而他却不觉到，或是一个可怜的书塾的教师，无意中给在戏玩中的小学生的皮球打中了他的头颅时，面上那种表情。日本的艺术家最喜欢便是这些东西，在那方面，他们比较中国的艺术家更富于中国气味。
当日本人能够这样优美地了解，感觉，以及表现出我们心中的情感时，我怎能够不对日本人的艺术意识和诗意感到钦佩呢？首先，他们了解简朴之美，那种简朴之美很可以从日本人的居室内见到，等于中国人的“明窗净几”这个理想，而且又可以在他们喜欢把不加油漆的木器的表面揩拭得很洁净这一点见到。
如果要用几个字来表达出日本人与中国人的不同之点，我要说日本人缺乏明理精神，缺乏广大的眼光，缺乏和平主义，以及中国人的民主观念。这些特性是连结在一起的。日本人有的是较中国更大的对皇帝和国家的忠心，更严格的纪律，更大的生活下去的决心，以及——这里是一个惊人的结果——更墨守礼法。日本人比较忙碌，可是中国人比较智慧。
我有这样的见解，也是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当你要探求深邃和创作力——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工作的最后的试验——日本人在这一方面的成绩却很令人失望。然而，一个民族并不需要深邃和创作力才能生活下去，因为世界上尽有许多人缺乏深邃和创作力，可是却生活得很顺适。我所说的是关于那些文化上的较奢侈的现象。在艺术上，有一种现象便是：许多日本人的东西是可爱的，而很少是美丽的。日本人了解精巧这一点，一种偏狭的精巧，他们也许要比任何的国家更为了解小型的，细小的，轻的，极小的东西的美点，可是我仍旧要在他们的艺术里找寻一种对神秘的深邃和伟大的感想。据我的一般印象看来，一切都是像他们的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