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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怎么办？
当然是赶紧去找领导说明情况，把东西交了啊。
但总得找个合适的理由啊。刚调到省直机关，正等着定岗定职哩，总不能就此给领导留下这么个“马大哈”和“浑不经事”的印象。怎么搞的嘛，好歹也是堂堂的一个一级警督，也可以说是“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了，咋会这么犯浑了呢？
为此，他后悔不已地又在车里静静地坐了几分钟，逐渐捋清了这一天多来自己纷繁杂乱且又起伏不定的心绪，才觉出，造成这样的“疏忽”，并非偶然。
首先，从潜意识的层面上来分析（妈的，又是这个“潜意识”），自己的确有一点不舍得“交出”这两件东西。虽然现在谁也说不清这个“关键性作用”到底是什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它们不重要，不关键，劳爷绝对不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拼尽最后一点力气，把它们托付给“省厅来的同志”。而对于一个刑警，特别是像邵长水这样“身经百战”的老刑警来说，对重大案件的重大线索和物证，天生会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特殊的兴趣。线索和物证简直就是他们事业生命的内核儿。
实事求是地说，邵长水从来没有想要私自留下这两件东西，也从没想过要背着组织去干些什么。没有。对组织和领导，他从来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可以说从祖父、父亲那儿，他就“遗传”了这样一种“知遇之恩”。那天，他被任命为当地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当时祖父还没过世，任命下达后的几天，祖父让父亲到县里来找他，让他回林场去说话。他那会儿特别忙，回不了林场，就让父亲带了点祖父特喜欢的狍子肉和高粱酒，请父亲转告祖父，他老人家想跟孙子说什么，孙子全明细。他孙子一定会忠于职守，努力去做一个“请党和人民放心”的公安局长。父亲却苦笑着对他说，你还是回林场一趟吧。你爷爷想让你干的事，你压根都不明细哩。跟你这么说吧，从你当上这县公安局长这一天起，你爷爷就没好好睡过一个安稳觉，一直替你担着这份大心着哩。
他笑道，他担啥心哩。我不是说了吗，我一定会好好干，争取当一个全省、乃至全国最出色的公安局长。他爸还是苦笑着直摇头叹气，直说，你不懂你爷爷哩。后来，他爸跟他解释，他爷爷怎么也不能相信，上头怎么会把“公安局长”这么个好官差安到他孙子头上。“凭啥哩？”指定上头有一帮好人。他一定要当面去谢谢这帮好人，要报答这帮好人。他总觉得自己的孙子打小就特别愣，特别实诚，就不懂怎么去伺候人。“他就怕你想得不周全，干得也不周全，指不定在哪件事上得罪了这帮好人。他说，好人也罢，坏人也罢，他这一辈子见多了，他们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都是得罪不起的。今天他们瞧得上你，发给你这张委任状。这委任状不就是一张纸吗？明天当他们发现你不是全心全意替他们干的时候，就把这张纸一收，你又啥也不是了。天堂地狱，云里雾里，无非就是这么一张纸的事。
可有这张纸和没这张纸，在现如今可太不一样了。你头脑一定得明白，咱邵家这一大家子人今后过得咋样，全指着这帮人，指着这张纸哩。“爷爷的想法让邵长水哭笑不得：他老人家要亲自上县里来摆上几桌，请请这帮好人。邵长水说，几桌？几桌够吗？他爸说，那该请几桌就请几桌。爷爷说，这钱他掏。他原先替你攒了一部分盖房子的钱。现在看来这房子用不着他替你盖了，就把这笔钱花了，请请这帮子好人吧。邵长水急匆匆抢了一句说道，他有这钱，我还没这脸办这样的事哩！多丢人呐！这话可把他爸气坏了，结巴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话来，跺跺脚，转身就回林场去了。
邵长水赶紧开上车去追。他爸说啥也不上车。后来还是县局办公室的两个小伙子开着另一辆车，把老爷子请上车，送回了林场。据说后来，他爷爷为这事还大病了一场，几乎有一年多的时间都拒绝再见他这个最心疼的孙子。是的，回过头去看，老人们的想法确有许多地方是“幼稚”的，“陈旧”的。但有两点却让邵长水感动万分。其一，他们一直真诚地在为儿孙们操心，而且是不计回报地在操着这心。这心恐怕是要一直操到他们离开这人世为止。真可谓“可怜天下骨肉情”。其二，老人家非常纯朴，或者说非常拙朴地道出了一个当今“天下第一真理”：他邵长水，或者说，他邵长水这一大家子人离开了“这一帮好人”，这一纸“委任”，可以说就一无所是，甚至可能会一无所有。他邵长水当然不可能那么愚蠢笨拙地公然在县上摆上十几二十桌“宴请”方方面面的领导（好人），以感谢他们对自己的培养和提携。但是，他必须要非常非常认真地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要绝对忠诚。这是他确信无疑的“不二法门”。应该说，这些年来，他一直也是这么做的。只要领导有吩咐，他绝无二话，绝不讨价还价。加上他的聪明、踏实、肯干和坚毅，也缘于他为人的正直，他的生活之路的确也相应地显现了一种顺畅和通达。
他不是看不到一些当领导的缺点和问题。他只是觉得这不是他该管的事。他只是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种好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说实话，正因为他只注重自己眼前的那“一亩三分地”，久而久之，造成他对“一亩三分地”以外的某些事和问题的“迟钝”和“麻木”。他也不是不明白自己在那些方面的“迟钝和麻木”，但他乐意自己的这种“迟钝和麻木”。直觉告诉他，许多领导都喜欢自己身边的人和手下的人一方面都精于勤于“埋头拉车”，另一方面，在计较领导们的优劣短长时，又都能表现得特别“迟钝”和“麻木”。他自觉不自觉地要求自己这样去做。久而久之，他甚至都有些反感那些老在他耳边说领导这不好那不好、又不好好干自己本职工作的人。尤其是在归他管辖的范围内，他绝不允许这种言行泛滥。当然，有一点还是要特别加以说清楚的，他这人还是允许部下给他提意见的，有时甚至还会主动地去向下属们征求意见。他只是不许他们在背后胡乱议论更高层的领导。他不希望他们没事找事，不希望他们捧着蜜糖罐去捅马蜂窝。
正因为这样，对于社会上早有流传的什么“代省长问题”和那个“副市长问题”，在省公安系统内早有流传的什么“个别老同志背着组织在调查省领导问题”等说法，他不是一点都没耳闻过，但也只是当“谣传”听那么一耳朵而已，然后哈哈一笑，或默默地叹口气摇摇头，就过去了。对这些“谣传”，他从没有真正上心过，也不可能让它们在自己心中扎根，更不会让它们影响自己日常的情绪和行为。所以，陶里根之行，给他的震撼就格外地大。劳爷临死前挣扎着在他手掌心上写下那“谋杀”二字，在他一向以来执著而又平稳的心态中几近于发生了一场地覆天倾的震动。震动之所以那么大，是因为这些在他看来本绝对不可能发生在“我们”中间的事，居然就发生了，而且确确实实是发生在组织内部，发生在“我们”中间。
他开始问自己：如果劳爷确是因为秘密调查“代省长问题”而被杀，事件的主谋又可能是“我们”中间的什么人，那么能说那个“代省长”真的犹如“白璧无瑕”，不存在一点问题？
他再问：如果这位代省长确有问题可查，那么……那么……那么……那么还要问什么呢？
他觉得，假如真是那样的话，要追问的问题就太多了。最起码，应该有一群人被带上历史和政治的质询台接受质询。其中的某些人甚至还应被绑上历史的耻辱柱，接受公理和道义的审判。当然，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即便那位“代省长”的问题被整明白了，他本人最后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是不是就能说解决了全部所有那些该解决的问题了呢？但是……但是……但是什么呢？
是的，又“但是什么呢”？
他不愿意再细想下去。
想得太多，太深，又解决不了，到头来，只能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但事情已然到了这一步，完全不想，他心里又难受，又不安。一种潜意识（操，又是“潜意识”）在告诉他，无论怎样都不能把劳爷托付的这两件东西轻易地交出去……
我们当然还不能说，他最后没有交出这两件东西，完全是这些潜意识起了作用。今天一大早，在李敏分家小院门外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也促使邵长水在最后一刻，竟然会莫名其妙地“忘”了把那两件东西交给领导。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邵长水经过整整一夜的长途跋涉，刚回到大列巴巷，疲惫不堪地下了车，正要去按李敏分家门铃，突然听到有人在他身后轻轻地叫了一声：“邵助理……”声音清脆，气息微细，似乎是个女人（女孩？）的声音。他一惊。说起“邵助理”这称呼，还有这么一段前因。前边交代过，邵长水奉命到刑侦总队报到后，总队的领导并没有按常规应做的那样，立即给他定岗定职，而且也不跟他说明其中的原因。（现在当然知道，这是领导故意安排的。他们就是要利用他这一段还没有“定岗定职”的空白身份，以便派他去陶里根做劳爷的工作。）空挂了那么七八天。他既不好意思找领导去催问，又不想闲逛，只得去光顾坐落在省公安厅大院附近街道上的一个区图书馆。他早就听说，这个区图书馆因为紧挨着省公安厅，离省中检、中法也不太远。为了充分利用这个独特的地缘条件，办出自己的馆藏特色，大概又因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缘故，它收集和收藏了在省内来说可谓最为丰富齐全的公安司法图书典籍。
尤其让人感兴趣的是，它拥有一份最为全面的剪报资料，收集了从解放初到今天为止，有关省内所有公安司法活动的新闻报道资料。这份“剪报集”中当然也包括了这几十年省内破获的许多大要案的报道，提供了足够多的研究线索和资料。邵长水在省警校主讲刑事侦查学时，就有心对本省的刑事侦查史做一次系统的全面的梳理，苦于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足够的资料，这件事一直就搁浅在那儿。现在，时间突然间涌到了自己面前，资料也近在了咫尺，“旧愿”和“积习”让他频频走进这个区图书馆的特色典藏室。一来二去的，就认识了这个“特色典藏室”的管理员曹楠。曹楠大概也就二十三四岁。小丫头据说身上可能有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的俄罗斯血统，长得俊秀清雅，白皙的皮肤下，清晰地显露出一条条细细的浅蓝色血管。她生性沉默寡言，少年老成。不知道为什么，她总是称邵长水为“邵助理”。邵长水笑着问过她，你干吗要封我这么个官衔？她却很认真地反问，那你让我称呼你什么？总不能叫你名字吧。邵长水笑道，叫名字又有何不可？叫名字显得亲切嘛。她却一本正经地摇摇头回答，那不行。谁跟你亲切？你们这些男人别尽想好事。你要觉得叫“邵助理”不妥，那我就叫你“邵公安”。但后来，她还是叫他“邵助理”。
整个省城，只有一个人称他“邵助理”，就是这个曹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