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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律师。我就追查，那个律师当天跟祝磊到底谈了些什么。我问了当时在场的一个法警。他说详细的记不住了，但大概的印象，他俩都在谈上诉的事，祝磊还问了一下家人的情况。祝磊跟他的妻子关系并不是太好！但他非常喜欢、也很为自己那个即将中考的儿子担忧。除此以外好像并没有谈什么不该谈的内容。我马上调来当天当时的电子眼监视录像带，一开始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我反复看，一点一点地在慢放中过滤每一个镜头和画面，终于发现，有一个瞬间，那个律师突然低下头，用极低的声音说了句什么。因为声音压得很低很低，他说的那句话没能录下来。肯定是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因为从画面上看，祝磊听得特别聚精会神，而且还有一种欣喜和惊诧的神情从他睑上一掠而过。我复制了一盘这录像带，让总队技术科的同志对这一段画面的音像做了放大的技术处理和分析，原来十分低沉和模糊的声音中。隐隐约约地能听出‘神父’两个音来，然后又读他们的唇语，基本上能读出‘齐德培’三个字……”
“啊，这太关键了！”邵长水兴奋地叫道：
“是啊，我立即找到这位律师。不等我放录像，只是把录像带往他面前一撂，他就什么都招认了。确实是他提示祝磊，向看守所方面提出要求，见神父齐德培。这是他目前惟一既可以见到、在见的过程中又可能不会受到太严密监视的外人。在这一点上，即便是律师也没那么‘方便’。也就是说，即便是律师，要想从祝磊那儿带出什么东西，目标也太大了。”
“哦，他们是通过神父把那份材料带出来的？”
“是的。神父去见祝磊，总要带圣经去。再带些说教的书籍和材料。虽然他进出号子也要接受检查：但对这样一类极少在看守所出现的人物，又是神职人员。又是领导特批的人，年轻的法警们很自然地有一种恭敬的心理，检查了一两回，没发现啥问题，以后的检查就随意多了，而材料就是这样被夹带出来的。”
“律师为什么要他把材料夹带出来？”
“这事的根子当然不在律师身上。当然是有人去找到这位律师，让他给祝磊递这个信息，做这样的安排的。”
“谁？曹楠？”邵长水的心又格愣了一下。
“对，就是这个小丫头。”
“我的天呐，她在这件事情中卷得那么深？为什么？”
“是啊，是得认认真真问一个为什么了。所以最近我才对她上了些手段嘛，就是要搞清她在这个案子中到底在扮演着一个啥样的角色。前两天眼线报告，她和那个齐德培可能要‘出逃’……”
“出逃？”
“我只是借用这个词儿而已，准确一点地说，应该是‘出走’。小丫头很机敏，可能感觉出些什么来了，想拉着那位齐神父一起上外头去躲一躲。今天在火车站，让我给截住了。”
“您……用啥理由截的人家？”
“要存心找茬儿截，还不好办？反正人已经‘请’回来了。你先跟他俩去谈一谈。到需要时，我再出面。这是那个律师的交待材料，你先看一看，心里有个数，然后就去跟他们谈。”
一个小时后，邵长水就已经坐在圣西堂后院那排神职人员使用的“办公室”里了。那是一溜坐北朝南、一明四暗、五开间的青砖大瓦房。房前还带一溜两米宽的廊檐。麻条石铺砌的台阶前，盛开着洁白的圣棒花。
齐德培和曹楠都在办公室里等着。
“如果可以的话，请上我住处去谈？”齐神父脸色有些灰暗，神情有些委顿沮丧，不等邵长水坐稳了，就提出这样的请求。他当然不希望在自己“办公”的地方接受警方的“讯问”。在车站检票口，听那个检票员说他们的车票有些问题，让他俩上办公室去澄清一下问题时，齐神父还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曹楠却意识到他们已经被警方盯上了。小丫头立即低声地对齐神父说了声：“一会儿不管发生啥，您把事情都往我身上推。”到了车站办公室，赵五六派去的警员已经在那儿等着他们了，对他俩说：“有点事情想跟你俩谈一谈，能不能跟我们走一趟？”齐神父还想问：“到底是什么事？”曹楠却已经很平静地站起来准备跟那两位警员走了。让他们意外的是，警车居然没把他俩带往警局，而是把他俩一直送回了圣西堂。而且还没有一直开到教堂门口。而是在离教堂还有五六十米处，就把他俩放下了。其中的一位警员对他俩说：一在接到我们的电话前，请不要离开神父的办公室：我们希望能用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来进行这次谈话。希望你们能体会到我们的用心，更能配合我们的工作。“头一回有幸乘坐警车的齐神父此时已经紧张和难过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还是曹楠。平静地说了声”谢谢“，就拉着神父下了车。走出一二十米了，他俩回头看了看。那辆警车还停在那儿，似乎是在”监视“他俩：回到齐德培的办公室，神父刚想张口问什么，曹楠忙对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一边抬起头四下仔细打量，好像是在寻找什么窃听装置似的，然后在一张旧报纸上写了这么两句话递给神父：”别紧张，有我哩。事情的根子都在我这儿。您只管实事求是地说就行了。“
……仍然是那个领事馆路西口的九号院。小院依然那么静谧，洁净。齐神父住的是一个大套间。外间足有二十多平米，既是他的书房，又兼做了客厅。东窗下陈放着一张很大的书桌。一尊耶稣受难的红木雕像。一部电脑：里间肯定是卧室了。通卧室的门上挂着一幅用细白布做衬底绣制的门帘：门帘没绣圣像，大部分地方都留白了，只在一只角上绣了一只当下极为流行的“流氓兔”。一见之下，邵长水就觉得这样的门帘眼熟。肯定自己曾在什么地方见过。但当时不知咋搞的。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在哪儿见过了。一直到跟齐神父谈完话，走出这院门，回头再打量这个近年来被翻修一新了的院子，才想起。在嘻杂的码头街，在曹楠住的那个房间的房门上，见到过完全一样的白布门帘，完全一样的“小流氓兔”……
“事情都是我让齐神父干的。有啥话。找我说。”一坐下，曹楠就这样宣称道。但光跟我装大个儿不行。得有实际行动。“长水淡淡地笑了笑道。
“阴谋策划从看守所死刑犯那里秘密转移材料”，光凭这一点，就已经触犯了法律，要拘要捕并不是不可以的。对这一点，曹楠自然是清楚的。这时，她的脸色已经渐渐地灰白下来，已经充分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了。
“怎么谈？”邵长水问。
“这事……主要责任在我……我……我来谈……”曹楠怔怔地看着邵长水，说道。
“材料是你们交给劳爷的？”
“是的。”
“你们又怎么知道祝磊那儿写了这样一份材料？”
“嗯……”曹楠犹豫了。
“你不是要装大个儿吗？怎么一接触到实质问题就又往回缩了？”
“请允许我仔细想一想。”
“这有啥可想的？实事求是地说，不就行了？”
“如果允许的话，我想好好梳理一下前前后后的这些事情。能跟你们有个全盘托出。如果你们还相信我的话。请给我一两天时间……”
“一两天时间？别让我们再上海南岛去找你哦！”
“这哪会……”曹楠脸略略地红了红。
“祝磊写的那份材料，你们都看过了？”
“嗯……”曹楠迟疑地瞟了齐德培一眼，答道，“看了……”
“再谈的时候，能跟我们回忆一下那份材料的详细内容吗？”
“尽量回忆吧。但不太可能回忆全了。”曹楠答道。
“请你也帮着回忆一下。”邵长水转身又对齐德培说道。
“材料取回来，他连包都没打开就交给了我。他根本就没看。”曹楠急急地抢白了一句。
“……”邵长水疑惑地看了看曹楠，又看了看齐德培，只见他略有些慌忙地点了点头说道：“是的，我当场连包都没打开，就交给了曹楠姑娘。”
“那天，我一直在这屋里等着他。”曹楠说道。
“材料后来又怎么转到劳爷手里去了呢？”邵长水问。
“是我送去的。”曹楠答道。
“是当天就送去的？”
“不是……隔了一天吧……”
“你让一个大胡子替你送的？”
“……”曹楠一愣，忙红起脸，点点头说道，“是的……是的……哦，你们连这都知道了，那还问啥？”
“问，并不表明我们没有掌握实情=这也是对你们认错程度和改错决心的一个考察和考验。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据说上帝是特别宽宏大度的，他用他的宽容来救赎众人的灵魂。但是法律就不一样了。因为它管的不仅仅是灵魂：它要建立公认的秩序。这就需要严肃和严谨，一视同仁：我可以给你们一两天时间，但不能再跟我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了。”
“不会。绝对不会。”曹楠立刻保证道：
这时，从门外走进来一个便衣穿着的侦查员，把邵长水叫出去，低声说了句什么，又交给邵长水一样什么东西。一会儿，邵长水回到屋里，把一张旧报纸放到曹楠面前。指着曹楠在旧报纸上给齐德培写的那两句话，很平静地对说曹楠说道：“记住，不要跟我们玩任何小动作。法律的忍耐和宽容度是非常有限的。”然后，扔下那张报纸就走了。
二十一 曹楠的第三次讲述
第三天上午，曹楠如约来到龙湾路八十八号。为了给曹楠一点真正的精神压力，邵长水经请示赵总队批准，从各个方面都认真做了些准备。首先把谈话的地点从“复核组”所在的二号楼挪到了五号楼。八十八号院里一共有四幢小楼，但不知道怎么会出来这么一个“五号楼”的序列号。是因为当初行管部门把属下其他院子的小楼放在一起统一编号的缘故？这已经没人说得清了。五号楼的外形和内部格局，和二号楼完全一致，只是因近来很长一段时间没人去使用，显得格外的空阔和清静。邵长水派人按“预审室”的模样把客厅重新收拾了一下，设置了“主审官”和“书记员”的位置。把曹楠的位置安在屋子的正当间，让她前后左右都不着边，产生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当然，跟真正的“预审室”不同，这儿“被告”所坐的那个椅子，并没有用铆钉固定在地面上，也没附加任何限制她活动的装置。邵长水觉得，即便是这样，也能给她一个明确的警示：事情已经发展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了，可不能再稀里马哈了。
曹楠显然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一走进这大厅，她就略略地哆嗦了一下，等到跚跚地被人引导到那把椅子上坐下，就觉得相当的不自在了，本能地、无助地去打量了一下已经在正前方那排桌子后就坐的两位“书记员”，又回头去看了看另一位男工作人员——就是这位男工作人员“引导”她到正当间落座的。而现在他则静静地坐在门口的一把椅子上，脸上没有一点表情。而在场的这几位，包括那个男工作人员，不仅对她求助般的目光都不做任何反应，甚至连看都不看她一眼。
她深吸了一口气，略略地有点心慌起来了。一会儿，邵长水大步走了进来，在场的工作人员都起立迎候。她也不由自主地跟着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