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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告文学中较早、较深刻地暴露了国统区抗战中的阴暗面的是曹白。曹白的报告、散文集《呼吸》写于一九三七至四一年，分上下两集。上集“呼吸之什”主要写作者在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后参加难民收容所管理工作时的见闻和感受。这些作品对于那些“任意宰割”中国人民的吃人生番——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揭露，对于收容、管理难民工作上的种种黑暗现象进行了剔发，从而为沐浴着血和泪的难民的悲惨遭遇提出了强烈的控诉。下集“转战之什”则记叙和抒写了作者在上海失陷后参加部队在江南游击区转战的经历和感受，展示了当时游击区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的斗争面貌。贯穿整部《呼吸》的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深刻表现和热情赞扬了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革命青年和在新四军影响下游击队的艰苦、英勇的抗日斗争。
曹白的报告、散文的特点是对人物和事件的记述、描写，于平淡中见功力，从平凡的琐事中着力发掘与时代精神息息相通的思想意义；并且常常辅以抒情和议论，感情沉郁、浓烈。《这里，生命也在呼吸》一篇将开口猪猡、闭口猪猡的电影院业主对难民的苛刻无情与难民们不愿“光是吃吃睡睡”、要求上前线的行动作了对照。《在死神底黑影下面》记叙了敌机的轰炸、困苦的环境如何使难民们终日处于朝不保夕的惊惶生活中。《在明天……》抒写了难民收容所里纪念“九·一八”六周年的富有特色的场面。《“活灵魂”的夺取》揭露和抨击了一些人争夺难民收容所管理权、把难民当作获利的手段来对待的可耻行径。这些作品情节很简单，有时只有几个片断的生活场景，似乎信手写来，却饱和着作者强烈的爱憎，感人至深。《杨可中》与《纪念王嘉音》是两篇出色的人物纪念性质的报告文学作品。杨可中与王嘉音都是曹白在难民收容所共同工作过的战友，又都经历过社会底层艰苦生活的磨炼。在作者笔下，他们各自有着独特的生活遭遇和性格特征。年轻的杨可中，在他那“阴冷”“傲岸”的表情下包藏着一颗热烈的心。他背叛官僚地主家庭，因为带头叫乡下人起来抗捐而流亡出走，又在北平经历过“一面读书一面斗争”的生涯，这种革命经历使他在抗战爆发后参加别动队时受到国民党的报复。别动队队长说他和他的伙伴是共产党，让他们在侵略者飞机、大炮轰炸下“去挡头阵，做日本的炮灰”。这个狠毒的阴谋使他的心灵受到创伤。当他愤怒地退出别动队在难民收容所工作时，又遭人忌恨，收到恶毒辱骂的匿名信，最后因为冻饿，由患肺炎转为“脓胸”而病死，死时“身上还穿着难民的衣服”。王嘉音原是印刷所的“跑街”，他本来不叫王嘉音，是顶了这个预先报上去的名字而参加难民收容所的工作的。他穷困寒酸，但工作干在实处而又具有坚韧的斗争精神。当曹白受到谣言的诽谤时，是他的“坚定的目光”、“猛烈的握手”和“脉脉的温情”鼓舞了作者。“人是从战斗中成长的”，王嘉音常常这样与战友共勉。后来他自愿参加游击队，在战斗中牺牲。曹白满怀深情为这两个平凡、质朴而又有着崇高心灵的人物写下自己的纪念，以生动清新的文笔回忆、追叙，娓娓而谈，平易朴实，感情沉痛真挚。这些都使人物心灵的美熠熠生辉，具有较强的感染力量。
暴露抗战现实中痼疾的报告文学作品，还有许多出自一些不很知名的作者。如野渠的长篇报告《伤兵未到以前的一个后方医院》（注：《文艺阵地》第1卷第5期）写四川某地的一个伤兵医院如同一个“后方家庭医院”，从官长到伙夫大多是院长的亲属，官长中有十分之五、六是抽鸦片的瘾君子，看护也有九个是吸毒者。文章在《文艺阵地》上发表时，茅盾说其中所反映的情况“是政治机构不健全”的“小小的‘标本’”。落繁的《保长的本领》（注：《文艺阵地》第1卷第5期）写积极热情、“善良而简单”的某民训中队长被保长“地头蛇”陷害、摆布的情形。茅盾也称赞“这位不相识的作者写得多么真切细腻，实为难得的佳作。”
展示了国统区后方抗战生活新题材的，有以改造日本俘虏为主题的沈起予的长篇报告《人性的恢复》。它在当时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是规模较大、写得较好的一部。作品重点记述了重庆近郊“博爱村”俘虏收容所里一批日本俘虏转变立场的过程。这些俘虏最终参加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成为抗日的助力。作品表现了各个俘虏不同的生活经历，细致地、合乎情理地揭示了他们思想转变的历程，强调地表明了在俘虏管理、改造工作中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意义。由于作者在亲身实践中建立了对俘虏改造工作的深厚感情，加以早年曾留学日本，熟悉日本的民情风俗，所以俘虏的改造过程写得具体真实，血肉丰满；而且展示了许多富于日本民族特色的场景，生活气息浓郁。作者注意从性格出发展开情节，几个主要人物写得个性鲜明。作品笔墨酣畅，读来饶有兴味。
抗战爆发后陆续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家，他们看到了工农群众在民族斗争中已经显示出来的伟大力量，领略到人民民主政治的优越性，乐于将自己新鲜而有意义的感受，通过真实的记载和描述告诉全国人民，促进抗日运动的开展；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致力于通讯、报告文学的写作。
沙汀于一九三八年与何其芳一道到延安，同年十一月即去前线，随贺龙到一二师工作，先后，在晋西北和冀中生活过一段时间。他的传记性报告文学作品《我所见之H将军》（又名《随军散记》，解放后改名《记贺龙》）写于一九三九年。这部作品选取了贺龙在一九三八至三九年的一段经历，历史地具体地表现了这个特定环境中贺龙的真实性格和崇高品质。作品生动地刻划了贺龙阔大不羁、豪迈爽直的性格特色，表现了他在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中的鲜明的爱憎——他的坚定的原则精神，对民族敌人、阶级敌人烈火般的憎恨，而对于自己的领袖和战友，对党，对干部和群众，则具有真挚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作品写了贺龙对毛主席由衷热爱，记述了贺龙真诚推崇毛主席的话语：“毛主席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天才要有些人来比呢”，“你怕毛主席当真是孔明么！政略一定，战略自然清楚”；还生动地追述了在“西安事变”中毛主席劝说一些同志联蒋抗日时候的情景。作品告诉人们，在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眼里，革命领袖不是神，而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物。在揭示贺龙的精神境界时，作者还善于在特定的境遇中从人物的言谈举止上精细准确地把握和表现出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贺龙有一次忽然一连两天内变得和平日不同，困顿而沉默，心不在焉，吃不下饭。原来两天前他在卫生处看到白求恩大夫为伤员动大手术，伤员们在手术中被割断脚或手的惨痛情景强烈地触动了他，他说：“脚呀，手呀，堆了一大堆。同志！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肉，共产党的血呢。”书中这类具有鲜明特色、能够体现生活本质与人物精神世界的典型事例和生动细节时时可见。贺龙平易近人的作风，他的建立人民共和国的理想，他的朝气蓬勃、激情洋溢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那种从实际斗争中得来的广博的社会知识，他的传奇式的斗争经历，他的革命的人情味等等，都表现得富有特色而不一般化。沙汀以后还将他在敌后根据地的见闻，写成《同志间》、《小鬼》、《老乡们》、《通过封锁线》等十几篇报告，发表于《抗战文艺》、《文学月报》等刊物，运用典型的人和事，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不同于国统区的崭新面貌，显示了作者深刻的思想和善于把捉事物本质的才能。
和沙汀一样，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到大后方发表报告文学的，尚有诗人卞之琳和小说家楼建南（适夷）。卞之琳写于一九三九年的《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于次年在昆明出版后，以其内容的真实可信，记叙的朴素无华，引起大后方文艺界的深切注意。不同于《随军散记》直接记述贺龙师长《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以七七二团为中心，写了团级和营、连级干部乃至士兵的斗争与生活，虽然旅长陈赓曾几次出现，也间接涉及师长刘伯承，但作者的笔触始终围绕着士兵和下层干部，围绕着部队的战斗和成长，写了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没有八路军，山西早就完了”、“没有老百姓，八路军还厉害吗？”写了军民协力要使山西省成为侵略者坟墓的决心，就象民谣唱的——“日出东海落西山，救国西来军。”全书笔墨简洁，不事修饰，完全象生活素材一样，为历史留下了斗争的具体的史迹。其中如“彭城遇袭”、“后峪伏击”等几次战斗，写得生动活泼，虎虎有生气。作者目说：“我在设法于叙述中使事实多少保留一点活气的时候，并不曾利用小说家的自由，只顾文学上的真实性。”（注：《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前言》）说明他严格地遵守真事真人的原则，处处于朴素中见匠心。适夷的《四明山杂记》写得稍晚一点，作者从自己进入浙东游击区写起，到日本投降后撤至苏北根据地为止，在并不太长的时间里，写出新四军第三纵队在“周围八百余里，雄据五个县境”的四明山区的活动。全书收十三个短篇，每篇独立，读起来又有内在的连贯性。作者从进入游击区的第一天起，就是这支队伍的一分子，存亡与共，因而写得血肉丰满。虽然事态变幻，情节错综，象《误会》、《王鼎三和小白脸》等篇，大有传奇味道；但作者写的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