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血肉丰满。虽然事态变幻，情节错综，象《误会》、《王鼎三和小白脸》等篇，大有传奇味道；但作者写的是人，是活跃在抗日游击战线上各式各样不同性格的人物。向革命队伍投诚的土匪大王王鼎三，妻女被伪军霸占的石狮子李宝友，父亲是国民党宣传工作头头的革命报纸校对员吕明，多次被俘的和平军伪大队长童灿，这些人各有自己的命运，他们都在翻腾的生活中显示其鲜明的性格；这些性格经过时代洪炉的铸冶，不断变化，不断发展，因此，作者决不是为写人物而写人物，而是在人物性格的变化和发展中，深刻而多样地反映了这个苦难民族在激烈动荡年代里的史诗一样的生活。
周立波的报告文学集有《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共收报告、通讯二十六篇。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至第二年二月，作者和一位同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美国军事观察家伊凡斯一道，从晋中出发，经晋北、冀北、晋西再返晋中，历时五十余天，印象记写的就是这次长途旅行的经历。它记述细密，质朴，又明白畅晓。由于作者深入战地生活，选取的材料生动、新颖，许多篇章能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北冶里夜谈》通过作者、伊凡斯与一位八路军支队长的夜谈，揭露了日寇用香烟中放毒的手段，破坏中国和英美友人的关系。夜谈的地点恰好是三十八年前入侵的八国联军到过的地方，一个侵略兵在方桌上刻下的名字还隐约可见，而现在，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已经结成了反法西斯的强大统一战线，显示了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徐海东将军》是几篇人物特写中较好的一篇，它记述了从“普通的湖北孝感窑工”到“使敌人胆战的名将”徐海东的事迹，对他的“工人的坦白、纯厚、和穆”的性格和“抗日高于一切”的革命情怀，刻划得相当真实、深刻。用邓拓同志的话当作题目的《“他们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以深入采访的事实，澄清了关于五台山和尚和喇嘛在抗战中通敌的种种谣传，记述了这些“出家人”迫切要求抗日的积极行动，表明团结不同宗教信仰者，尽可能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重要性。书中曾引用法国朋友古久列的话：“民族的精神，我们的英勇的中国同志多年以来所号召的联合战线的精神，在侵略者之前突然奋张起来，成为一道新的、近代中国的长城。”作者深入长城附近地区所写的这本“印象记”，就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边区军民所构成的“新的长城”的伟大作用。
何其芳去延安后所写的收集在《星火集》中的近十篇报告和散文随笔，在风格上不同于上述作品。他将自己的诗人和抒情散文家的气质和风格带到了报告文学作品中，抒情性很强，又有着他过去作品特有的深沉的思索意味。他的记述和描写，伴随着鲜明生动的形象，笔锋常带感情，一些平常的事情，一经点染，往往发出新鲜感人的艺术力量。加以他善于从事实的切实认识中引申和概括出朴素的生活真理，因而能发人深思。《日本人的悲剧》一文从日本侵略军的屠杀欺骗不能停止中国人民的反抗和他们的严酷控制无法制止内部的瓦解两个方面，揭示了日本军阀侵华的必然失败的命运。《老百姓和军队》以大量事实的记述，反映了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表明了群众的发动和支持是人民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作者叙及自己由笼统地憎恶战争、军队，到明白正义战争的必要性和无比热爱争取解放的八路军战士，这个认识过程写得新鲜、生动、具体，一个追求进步、探索真理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激情溢于言表。在《七一五团和大青山》中，作者以崇敬的感情叙述和回忆了七一五团和它的干部战士们，记述了他们建立和巩固大青山根据地的斗争事迹，绘出了许多转战敌后的英雄人物的风貌。《歌唱延安》报导了延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巨大变化，特别突出地歌颂了延安的“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真实地表达了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初到延安的新鲜感受和历史性的喜悦感情。这类作品中，读者仿佛可以触摸到字里行间跃动着的作者那颗“赤子之心”。
反映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生活和斗争的作品数量还很多。报告集《八路军七将领》的作者刘白羽、王余杞率领救亡流动演剧第一队在八路军总部等地演剧的过程中，谒见了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等八路军将领，写下了这部记述和赞美人民抗日领袖的报告。刘白羽的《游击中间》包括《八个壮士》、《抢枪》等五篇报告，大多记述我北方游击健儿英勇抗战的事迹。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包括《警卫团生活一斑》等短篇报告，留下了八路军指战员在前线的风采。黄钢的《我看见了八路军》、《雨——陈赓的兵团是怎样作战的》两篇报告文学，热情地歌颂了艰苦抗日的人民军队，也赢得了社会的好评。此外，天虚的中篇报告《两个俘虏》是八路军改造日本战俘的忠实记载，奚如的《阳明堡火战》记述了振奋全国的八路军火烧敌军飞机场的战斗，陈克寒的《八路军学兵队》描述了八路军中一批知识分子学习军队生活的有趣经历，舒群的《西线随征记》记述了八路军中男女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事迹。所有这些报告文学作品，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根据地军民崭新的斗争生活。
与报告文学一起被称作“文学轻骑”的杂文、随笔，虽然在抗战初年不如通讯、报告那样活跃，随着形势的发展也发挥了很大的战斗作用。许多杂文作者继承了左翼文艺运动以来杂文写作的战斗传统，针砭时弊，揭露侵略者的残暴与不义，揭露国统区现实的黑暗，歌颂进步的、革命的力量，展示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为团结抗战尽了历史的责任。尤其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无论在“孤岛”的上海，还是在大后方的桂林、重庆，杂文的写作一度曾出现颇为繁荣的局面。各个作者在艺术上也发挥了各自的特长，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在大后方，以桂林出的期刊《野草》，重庆《新华日报》的《新华副刊》，《新蜀报》的《蜀道》等为阵地，发表了大量杂文。《野草》由夏衍、宋云彬、聂绀弩、孟超、秦似等五人合编（第三卷第五期起由秦似个人编辑），一九四年八月在桂林创刊，出至一九四三年六月第五卷第五期止，历时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又在香港复刊，续出十一集，另有新集二本。这是一个专登杂文的小型刊物，每期文章篇幅短小，笔锋犀利，不仅原来擅长杂文的作家为它写稿，南社领袖柳亚子，国际问题专家胡愈之，还有郭沫若、茅盾、田汉等，也都经常向《野草》投寄杂文。刊物不仅动员了老作家，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杂文作者，在反对法西斯、反对投降，在批判陶希圣、周作人、“战国策”派方面，发表了较为集中、较有系统的文章，和《群众》、《新华副刊》等相呼应，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刊物还出版了《野草丛书》，计初集十种，二集三种。
《野草》的重要作家之一是夏衍。夏衍这一时期写有杂文两册，即《此时此地集》和《长途》，均收入《野草丛书》。作者擅长政论。自《救亡日报》内迁，由上海而广州而桂林，夏衍一直主持笔政，写了不少政论文章，同时又发表一些杂文和短评，《此时此地集》就是这类文章的结集。作者谈的仍是政治，却往往以个人的感受和经历出之，所以能够小中见大，不落窠臼。如《旧家的火葬》，对老家旧屋被游击队烧毁发表感想，暗示旧中国也有在炮火中求得新生的必要；《送绥靖公之辞》，是为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唐宁街十号的最后一次讲话”而写的，作者向“全世界的大众”指出了这个“残酷的历史”和“深刻的教训”。其它如《问题要分清楚》、《学英国》、《残忍的根源》、《论“晚娘”作风》，或就一种现象，深挖社会根源，或据某个特征，分析内在因缘。至如《忆聂耳》、《少了一个说真话的人（悼孙寒冰）》、《悼念西苓》等篇，虽不过是对个人的哀悼和怀念，而即景生情，言之有物，又莫不和抗战息息相关。《长途》分两辑，第一辑为议论文字，收包括《于伶小论》、《论上海现阶段的剧运》等文章十二篇，内容以关于戏剧方面为多；第二辑收通讯随笔，计《长途》、《粤北的春天》、《广州湾通讯》、《上海见闻别记》、《走险记》等五篇，全是旅途见闻，却又为极难得的战时风景画，民族苦雄，历历在目。夏衍文笔澹远蕴藉，识见深厚广博，读来如旧友重逢，西窗闲话，使人觉得娓娓动听，异常亲切。在杂文中别树一帜。
和夏衍一样，同为《野草》重要作家，在这个时期内着重于杂文写作的，为聂绀弩。聂绀弩用萧今度、耳耶等笔名，为《野草》写稿，每期一篇至两三篇。他在这时除写有散文集《沉吟》外，结集的杂文有《历史的奥秘》、《蛇与塔》、《草醒记》等。前两本均为《野草丛书》。《历史的奥秘》内分四栏，共收文章十五篇。其中《历史的奥秘》一篇，以比较手法，合论托洛茨基与汪精卫，对那些“借敌国的力量打击祖国，剪除异己，削弱祖国对敌国的抵抗”的邪恶势力，鞭挞严厉；特别是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批判了所谓“讲和也是一种政治主张”的言论，作者指出：“古人说，卖箭的难道比卖盾牌的心眼儿坏些么？一个惟恐不伤人，一个惟恐伤人。这就不是是不是一种政治主张的问题，而是那政治主张对不对，以及能不能觉悟自己的政治主张或斗争方式不对，就马上悬崖勒马，痛改前非的问题。”态度诚恳，说理透彻。这和另一篇《记周佛海》一样，通过人物议论时事，主要是在给汪精卫、周佛海以外的人以教育。此外如《莎士比亚应该后悔》、《失掉南京得到无穷》，一看题目，已从诙谐中体现讥刺。作者行文恣肆，用笔酣鬯，反复驳难，淋漓尽致，恍如湖海波涛，读来浩瀚跌宕，在雄辩中时时显出俏皮。《蛇与塔》收杂文十三篇，其中《蛇与塔》一篇，谈的是法海借雷峰塔镇压白蛇的故事，作者解释书名时指出：“一面固然是因为里面有一篇文章，用的是这题目；一面也因为这题目，实在可概括这本书；……”（注：蛇与塔·题记）这是因为全书各篇文章，正如他稍后编的《女权论辩》一样，谈的都是妇女或者与妇女有关的问题。《早醒记》收《给鼠辈》、《拥护〈忠王李秀成〉》、《关于〈拥护忠王李秀成〉》、《知父莫若女》等长短文字十五篇，较多的是与人论辩商讨的文章。其中两篇涉及李秀成，第二篇即系与人通信讨论，作者旁征博引，洋洋洒洒，批驳了自来“以太平天国为‘长毛’，以满清为‘我大清’，而满口‘曾文正’、‘左文襄’、‘胡文忠’”之类“不明是非，不知顺逆，不辩邪正”的错误观点，指出抗战时期，大敌当前，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同胞的民族国家观念”必须十分清楚，十分鲜明，因此为李秀成加上“忠王”称号，使“是非善恶分明”，“是以正人心，息邪说，距波行，放淫词”。这篇文章针砭时事，有为而发。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