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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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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宣告了文化方面“伪自由”阶段的结束和“准风月”阶段的开始。然而正如鲁迅说的,“想从一相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注:分别见《准风月谈》中《前记》、《诗和豫言》、《晨凉漫记》)。从“风月”里写出“风云”,正是收在《准风月谈》里许多杂感的特点。这些杂感或则取材历史事例,或则运用外国故实,以借喻和暗示的手法,令人信服地表明:在这个“畜生打猎,而人反而被猎”(注:分别见《准风月谈》中《前记》、《诗和豫言》、《晨凉漫记》)的社会里,杀戮愈惨,愈可以看出统治者日暮途穷,例行逆施,觉得“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注:分别见《准风月谈》中《前记》、《诗和豫言》、《晨凉漫记》)的失败的心理。出现在这些杂感里的有一个新的内容,这就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直接的挑战。蒋介石于“九一八”后,一面勾结美国,一面竭力效法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中国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模仿“黑衫党”的有复兴社(注:复兴社成立于1932年3月,这个组织的性质和意大利的“黑衫党”、德国的“褐衫队”一模一样,又因特务头子之一刘健群写过一本小册子,主张组织“蓝衣社”,社会上就称复兴社为“蓝衣社”,它的后身又分为“军统”“中统”两个特务系统,爪牙密布,血债累累),模仿集中营的有反省院,模仿取缔“非德意志思想”的有提倡“民族本位文化”,模仿焚书排犹的有查禁报刊、封闭书店、逮捕作家、杀戮青年。希特勒在德国得势后,蒋介石认为法西斯主义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趾高气扬,加紧压迫。鲁迅揭露了这种伪造的“世界潮流”,讽刺了那些奴性的“强迫服从”(注:《准风月谈·同意和解释》)。他还直截了当地说:“希特拉先生一上台,烧书,打犹太人,不可一世,连这里的黄脸干儿们,也听得兴高采烈,向被压迫者大加嘲笑,对讽刺文字放出讽刺的冷箭来——到底还明白的冷冷的讯问道:你们究意要自由不要?不自由,无宁死,现在你们为什么不去拚死呢?”(注:《准风月谈·华德焚书异同论》)鲁迅指出:事实不需要多少时候便可以见到分晓,希特勒的“事业”正在碰壁,生活本身必将毫不留情地送给黄脸干儿们“一个大调刺”。谈笑于刀丛之中,以极高的轻蔑对待残酷的压迫,坚持真理,临危不惧,这是体现在鲁迅身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美的性格。反映在杂感这一形式里,往往又构成了作者称之为“准风月谈”的这类寓严肃于轻松的文章的特点。
  收录在《准风月谈》里的杂感,还有许多是对社会现象的批评和对文学活动的论述。这些文章同样是表面上谈论“风月”,骨子里却在鼓动“风云”,所言者小,所见者大。在批评社会现象方面,鲁迅鞭挞了“揩油”、帮闲、中头彩、救月亮、说风凉话、“吃白相饭”等等小市民的堕落的恶习,批判精神现象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毒素,通过生活的细节揭示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形象的比喻引起人们的思索,启发人们对不合理制度的反抗。在论述文学活动方面,鲁迅针砭了棒场、打诨、“捐班”诗人、“商定”文豪、写阔人秘史、传“登龙”妙术等等资产阶级文人浇薄的行为,揭露叛徒和革命小贩投机取巧的反动宣传,反对文艺领域内颠倒混沌、不辨是非的现象,为一切必要的驳难和抗争辩护,保卫并且发展了文艺工作中战斗的传统。从这些杂感所反映的内容看来,实质上都是激烈的政治斗争的补充和延伸。出现在鲁迅笔底的是一个充满了混乱、黑暗、欺骗、掠夺的没有前途的社会,这是国民党长期统治的结果。对社会的彻底暴露正是为了动摇这个政权的基础。鲁迅的杂感是雄辩的,每一篇都具有强烈的论战性,尽管不是对某个论敌而发,然而它向生活论战,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论战,表现了广泛的思想斗争的特色。至于集内因《重三感旧》而引起的关于《庄子》与《文选》的争论,其中心也是反对后退,不满于“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包含着永远前进和不断革命的现实的意义。
  辑入《花边文学》里的杂感,全部是在报刊上发表过的短评,是鲁迅对于社会批评的进一步的开拓。这些杂感涉及的内容更为广泛。除了妇女、儿童、迷信、自杀等问题外,对于服装、广告乃至几个标点和一套符号,都有洞察入微的精辟的见解。鲁迅善于从日常事物中发现内在的联系,通过辩证的论述揭示其深广的意义,有时是正面的论列。例如《“京派”与“海派”》一文,根据“帝都多官,租界多商”的事实,指出文人“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从经济依存关系上说明“京”“海”两派的本质,这就活活地画出了知识分子毫无特操的面貌。在《“……”“*****”论补》里,鲁迅指出“**”原来代表古书的阙文,后来又成为检查删节的符号,他说:“不过先前是只见于古人的著作里的,无法可补,现在却见于今人的著作上了,欲补不能。”“无法可补”是学术上的损失,而“欲补不能”却是政治上的迫害,这是古今两种“**”的不可混淆的区别。在《命运》里,鲁迅说明统治阶级想以优生学济“运命说”之穷,而结果还是枉然,他说:“历史又偏偏不挣气,汉高祖的父亲并非皇帝,李白的儿子也不是诗人。”失去了客观的根据,这就无法使穷人安于运命而不起来革命。这些杂感都写得深刻,透彻,事理分明,一针见血,道人之所未道。有时是侧面的戟刺。例如本意在于反对复古运动的《正是时候》,同时也鞭挞了旧家子弟的心理,指出他们“只因为一点小成功,或者一点小挫折”,便会“立刻退缩”,回到“大宅子里”,“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甚而至于翻肮脏的墙根,开空虚的抽屉,想发见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宝贝”。从环境影响说明“旧家子弟”的性格,这就活活地画出了没落阶级百无聊赖的心理。《洋服的没落》主要是嘲笑保守势力糊涂懵懂的,鲁迅又顺便讥刺了统治集团惯于利用生理的特点以维系野蛮的法制:“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盖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举例通俗而揭露充分。《偶感》主要是抨击投机分子骗人敛财的,鲁迅也随手讥刺了市民阶层往往利用科学的发明以维系落后的风气:“马将桌边,电灯代替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引证普遍而挞伐沉重。这些杂感又都写得贴切,泼剌,论证生动,鞭辟入里,发人之所未发。为了更加彻底地打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花边文学》里还有不少篇什,描摹和解剖了一部分人精神的空虚和卑下,以揭示病态社会严重的症候。鲁迅谴责了趁队起哄、人云亦云的现象:“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注:分别见《花边文学》中《一思而行》、《〈如此广州〉读后感》、《朋友》诸篇)开始时毫无主见,到头来又莫名其妙,作为奴隶生活的思想烙印,这是社会改革的精神阻力,鲁迅常常用讽刺的烈火去烧毁它。又譬如生活里有这样一种人,受到对方威胁,压力强大,心里虽“不舒服”,却又不敢“出死力来斗争”,鲁迅讥讽地说:“他们会只化一个铜元买一条红纸,写上‘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或‘泰山石敢当’,悄悄的贴起来,就如此的安身立命。”(注:分别见《花边文学》中《一思而行》、《〈如此广州〉读后感》、《朋友》诸篇)再譬如生活里还有这样一种人,明知摆在眼前的是一个骗局,已经掉入圈套,然而自己不揭发,又反对别人揭发,鲁迅愤愤地说:“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因为这,……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注:分别见《花边文学》中《一思而行》、《〈如此广州〉读后感》、《朋友》诸篇)从这些淋漓尽致的分析里,可以看出鲁迅对社会思想开掘的深度。代替政治上的直接谴责,《花边文学》是更加深化了的对于国民党统治下许多腐朽现象的批判,它从精神状态上展示了一个正在沉落的社会的面貌。历史蕴藏着丰富的教训。由于爱憎的严明,分寸的适称,鲁迅的杂感不只是对旧事物的打击,也包含着对新事物的促进。它简直是一团火,有人会被灼伤,甚而至于烧死;但也有人从这里感到温暖,望见光明。一切“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不可能不同时又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注:《且介亭杂文末编·白莽作〈孩儿塔〉序》)。在鲁迅的批判反面事物的杂感里,人们仍然能够从字里行间捉摸到作者的理想:他的正面的要求,他所暗示的生活的趋向和历史的进程。
  第二节:且介亭杂文及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
  《且介亭杂文》共三集,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同时出版。前两集由鲁迅亲自编定,后一集里部分稿件也经集中,其余则由夫人许广平代为辑成。这些杂感不仅技巧圆熟,论证丰富,而且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也大都经过融会贯通,遵循杂感的特点结合在具体的内容里,符合于中国成语的所谓“深入化境”,在艺术上表现了突出的简约严明而又深厚朴茂的风格。
  《且介亭杂文》收录写于一九三四年的短评以外的杂感,形式既比《花边文学》多样,内容也不限于社会批评。当时溥仪已在关外称“帝”,随着天羽独占中国的声明的发表,日本侵略者深入华北,占领区不断扩大,红军北上抗日,蒋介石对内踌躇满志,对外进一步准备屈服,授意他的部属写了《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一文,向侵略者乞求和平。因循苟安的思想在一部分人头脑中滋长。鲁迅博采史实,旁敲侧击,以更加巧妙的方法向侵略者及其奴才们进攻。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宣传的“王道”,鲁迅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入侵者总是一面到处焚掠,一面侈言“王道”,他们其实是火神扮成的“救世主”,把起来反抗的人称为“顽民”,“从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开”(注:《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衣冠之族”里有“伏匿”终身的人,也有“唱赞道引”的人,后者认为新的主子果然要实行“王道”子,于是乎明“儒术”,布“儒效”,自以为“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注:分别见《儒术》、《隔膜》两篇);他们相信“陛下”“爱民如子”,“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了”。天下哪有征服者真的要“这被征服者做儿子”的呢?文字狱的大量材料证明,结果还是被“杀掉”(注:分别见《儒术》、《隔膜》两篇)。在《病后杂谈》和《病后杂谈之余》里,鲁迅进一步以抒情的笔调,生动的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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