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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了比较强烈的抗日要求，一向以保守出名的《申报》也实行改革，开始接受进步作家的稿子。以鲁迅为首的不少左翼作者，相率为它的副刊《自由谈》写作千字左右的短文。其它报纸继起仿效。《太白》、《新语林》、《芒种》、《杂文》（后改名《质文》）等期刊接着出版，都以登载这样的短文为主。它们或者叫做小品，或者称为杂感，题材广泛开阔，形式多样灵活，春兰秋菊，各极其妍，在三十年代上半期形成了一种蓬蓬勃勃的局面。由于杂文在文坛上风行，登载杂文的刊物众多，以致有人把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分别称为“小品文年”和“杂志年（指专登小品杂感的小刊物）。
本时期的杂文作者，除鲁迅外，应当提到的是瞿秋白。在三十年代初，瞿秋白以杂文为武器对旧社会进行斗争。无论社会批评或文艺杂感，都反映出他作为政治活动家的突出的敏感。《流氓尼德》、《财神的神通》等文对新军阀统治进行了有力的挞伐。他联系世界资本主义的必然走向死亡，说明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什么“真本事”，他们只能靠“特殊本事”——赌、打、骗、吓、抵赖、罚咒等“流氓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揭露了中国的“财神”们（地主、资本家）在其主子——外国“大财神”的指使下进行内战、屠杀人民的罪行。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民族危机日深的时候，瞿秋白的《拉块司令》、《苦闷的答复》、《曲的解放》、《迎头经》等文，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的投降卖国政策，戳穿了他们的无耻欺骗伎俩。他抓住敌人言行之间的矛盾，把他们不能见人的“后台戏搬到前台来演”，使他们对外屈膝求降、对内残酷镇压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瞿秋白也把他的笔锋指向那些参加反革命文化“围剿”以配合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各种反动文艺流派，揭穿了他们的丑恶嘴脸：《王道诗话》指出“新月派”高唱的“人权”其实是在粉饰反动政府的统治权；《出卖灵魂的秘诀》指出胡适向日本帝国主义者“上条陈”，主张“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正是他“出卖灵魂的唯一秘决”；他画出了“新月派”诗人的猫样的嘴脸（《猫样的诗人》）和“民族主义文学家”的法西期面貌（《狗样的英雄》）；他指出以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掩盖其反动本质的“自由人”不过是一种“皮红”而“肉白”的“红萝卜”，提醒人们多加警惕（《红萝卜》）。瞿秋白的这些文章，有时带有某种“左”的情绪，但它们大多剥露了敌人的反动本质，倾注了愤怒和憎恶的感情，犀利泼剌，是投向敌人心脏的匕首。
除了以猛烈的火力扫射旧的世界之外，瞿秋白还以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歌颂“中国真正群众的彻底的新英雄”，呼唤着新世界的诞生。《一种云》、《暴风雨之前》、《〈铁流〉在巴黎》等，就是这一类的文章。在阴云密布的中国，他号召群众“自己去做雷公公电闪娘娘”，用“惊天动地的霹雳”打开层层的“乌云”，创造“光华灿烂的宇宙”。这类文章为数不多，却是当时一般杂文中少有的新的主题。瞿秋白善于抓住事物的特征，通过对一些上层人物言行的白描，运用恰当而富有概括性的比喻，创造出某种社会典型。他有时也用象征的手法来把他所要说明的问题形象化（例如《一种云》），有时又通过对社会习俗的描绘来引起人们的联想（例如《民族的灵魂》）。他适应文章内容的特点和战斗的需要，采用政论、短评、随感录、书评、抒情散文、杂剧、短曲、寓言等多种形式来进行战斗，都能写得深入浅，明白晓畅。瞿秋白的杂文在思想和艺术的统一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左联”时期，茅盾、郁达夫、陈望着、阿英（钱杏村）等作家，也都在从事小说创作或文艺批评的同时，运用杂文的形式进行了战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鲁迅的影响下，青年作者大量涌现，各各以杂文为武器，或则抨击政治的黑暗，或则揭露社会的矛盾，或则针砭时事，或则漫谈文艺，内容广泛，风格各殊，然而莫不短小精悍，锋利有力，表现了虎虎的生气。徐懋庸（1910—1977）写了《不惊人集》、《打杂集》等，批评时事，泼剌有力，写来从容自如，不事雕砌，鲁迅为他的《打杂集》撰写序文，在文坛有较大影响。唐涛的《推背集》、《海天集》等杂文，揭发时弊、抗争现实，时复带着散文笔调，含有抒情气氛，在艺术风格上受有鲁迅的影响。徐诗荃得到鲁迅的帮助，变换多种笔名，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发表不少反抗束缚、批评时政的短评，题材广泛，笔致娴熟。此外如聂绀弩的酣畅淋漓，周林斋的严谨缜密，柯灵的潇洒清丽，各具特点，自成一格。王任叔（巴人）著有《常识以下》，夏征农著有《野火集》，都是于小说、评论之余兼写杂文的作家。还有陈子展的考证，孔另境的随笔，也为读者所欢迎。这些文章的出现，正如鲁迅所说：“第一是使中国的著作界热闹，活泼；第二是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第三是使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显出不死不活相。”（注：《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三十年代的抒情散文创作，较“五四”时期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二十年代步入文坛的老作家继续撰写，本时期涌现的一些新作家，也在创作小说、诗歌、戏剧的同时，写了大量抒情散文，并且还出现了以创作抒情散文为主的作家。他们或则揭露丑恶的黑暗现实，或则赞颂人民的反抗斗争，或则描绘祖国或世界的壮丽山河，或则抒写个人的胸臆，使这类散文作品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繁荣景象。
何其芳（1912—1977）和李广田（1906—1968），是这类散文的代表作家。他们与卞之琳合出过诗集《汉园集》，因而有“汉园三诗人”之称。那些诗作，从个人忧悒情怀的歌唱里显示对现实的不满，并注意诗的意境的优美与完整。何其芳的诗以清新柔婉见长；李广田的诗比较朴质浑厚；卞之琳则注重想象的微妙和表现的经济，有些诗比较晦涩难懂。何其芳和李广田后来都以更多的精力从事散文的写作。
《画梦录》是何其芳苦心经营之作，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一九三七年，该书与曹禺的《日出》、芦焚的《谷》一起，获得《大公报》的文艺奖金。奖金评选委员会认为：“在过去，混杂于幽默小品中间，散文一向给我们的印象多是顺手拈来的即景文章而已。……《画梦录》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肯定的正是它在散文写作方面的新的探索以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作者“喜欢想象着一些辽远的东西。一些不存在的人物。和许多在人类的地图上找不出名字的国土。”（注：《画梦录》代序：《扇上的烟云》）《画梦录》和随后的《刻意集》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丑恶现实而又找不到出路的寂寞、哀愁、徘徊与探索的感情，带有梦幻与憧憬的色彩。何其芳善于使用浓丽精致的语言，优美新奇的比喻，写出具有诗意的散文。作者说：“我不是从一个概念的闪动去寻找它的形体，浮现在我心灵里的原来就是一些颜色，一些图案。”（注：《刻意集·梦中的道路》）而那些“颜色”和“图案”，也确实成为他的散文中首先吸引人们注意力的部分。他当时的艺术方法带有曾经流行于西欧的印象主义的明显影响。写作较迟的《还乡杂记》，说明作者经过生活鞭子的打击，开始从幻想转向了现实世界。他通过自己的见闻和回忆，描写家乡四川一角的悲惨景角。“这在地理上被称为肥沃的山之国，很久很久以来便已为饥饿、贫穷、暴力和死亡所统治了。无声的统治，无声的倾向灭亡。”（《树阴下的默想》）《还乡杂记》是何其芳的思想和创作一个新的起点，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情感粗起来了，它们和《画梦录》中那些雕饰幻想的东西是多么不同啊。“（注：《还乡杂记》代序：《我和散文》）这时，代替了原先好种”颜色“和”图案“，打动读者的已经是作家对于黑暗现实的谴责和鞭挞了。
李广田著有《画廊集》、《银狐集》，他大多“写了一些在旧社会受折磨和没有出路的人”（注：《〈散文三十篇〉序》）。我们从中看到处处受人欺侮和捉弄的问渠君，因曾谈起过“关于革命的意见”，而终于“送掉了性命”（《记问渠君》）；满身驮负重载的老渡船，在各种屈辱中渡过自己的人生历程（《老渡船》）；在山涧采花出卖的哑巴，为了生活，并不因为父兄都死亡山涧而不断承父兄的事业，仍需把自己的生命挂在万丈高崖之上（《山之子》）。作者说：“我是一个乡下人，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注：《〈画廊集〉题记》）这使他以很多笔墨描写故乡山东的风物和自己早年的生活，并在字里行间蕴藏着真挚的爱憎。作者长于刻划人物，笔下一些平凡其至卑微的人物，都有个性的特征。文风自然浑厚，于亲切中略带忧郁。和何其芳一样，他的创作趋势，“渐渐地由主观抒写变向客观的描写一方面”（注：《〈银狐集〉题记》）。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人民生活的日益困苦，把他们逐步地、不同程度地卷进了斗争的漩涡。而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又为他们创作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当时以写作抒情散文著称的，还有陆蠡（？—1942）和丽尼等人。陆蠡在抗战前写有《海星》、《竹刀》二集，文字清新委宛，对不合理的旧世界时时提出直接的控诉。《水碓》（《海星》）一文描叙被水碓捣成肉酱的童养媳的悲惨故事；《哑子》（《海星》）勾画了一个“天生的不具者”，一个受人剥削、践踏而诉告无门的劳动者的遭际；在愤激的语调里，表达了作者热爱劳动人民的正直心灵。一九四年出版的《囚绿记》，写在“异族的侵凌，祖国蒙极大的耻辱”（《池影》）的时候，而作者那时又留居在已成“孤岛”的上海，字里行间更是洋溢着“寂寞”和“激怒”的感情。文笔朴素，而清婉动人。陆蠡于一九四二年被日本法西斯强盗杀害。丽尼的散文集《黄昏之献》、《鹰之歌》、《白夜》，抒发了阴暗的时代给作者带来的苦闷，其中充满了“个人的眼泪，与向着虚空的愤恨”（注：《〈黄昏之献〉后记》），于低徊忧悒的笔调中回荡着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光明未来的憧憬（如《鹰之歌》等篇），文字清丽，但缺乏具体描绘，有时不免给人以空泛与雕砌之感。
这一时期发表散文较多的另一位作家，是丰子恺（1898—1875）。如果说前面提到的何其芳等人的作品受有较明显的外来影响，丰子恺的散文则更多的继承了我国传统散文的一些长处。他在一九三一年出版了《缘缘堂随笔》，以后又有《缘缘堂再笔》和《车厢社会》等问世。他的早期散文，或则赞美儿童的天真和歌颂人格的完整，想“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缘缘堂随笔·从孩子得到的启示》）；或则怅叹宇宙的无穷和时光的流逝，将“宇宙间人的生灭”比作“犹如大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