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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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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进集中营(如冯雪峰),甚至惨遭杀害。一度蓬勃兴起的国统区抗日文艺活动,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根据党中央关于在国统区实行荫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在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包括少部分演剧队)陆续移转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一九四一年春还有一批转移到香港等地。留在国统区的大批进步作家,在反动的政治压迫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下,被迫分散在重庆、桂林、昆明等少数几个较大的城市,活动受到极大限制。因此,从武汉失陷到皖南事变这段时期,国统区的文艺运动相对地显得比较沉寂;战争初期曾经出现的抗日文艺运动的新气象,也在政治压迫下逐渐消失;一度大量涌现的抗日作品,尤其是戏剧演出活动,明显地减少,一部分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彷徨和苦闷的情绪,代替了初期多少存在的乐观倾向。虽然有的作家又从“入伍”和“下乡”,退居到大后方比较狭隘的生活圈子里;但不少进步作家在党的领导下,依然在国统区坚持着艰苦的斗争。一九四年剧本《雾重庆》的出现,使前一阶段由《华威先生》开始的揭露国统区黑暗的进步文学传统得到了新的发展。此后,《腐蚀》和《屈原》分别以现实和历史题材,揭露、抨击国民党反人民的法西斯统治,把作家运用文学武器同顽固派的斗争推进到更为尖锐的新的阶段,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一九四年九月军委会政治部改组后,郭沫若为了抗议政府当局强迫第三厅工作人员集体参加国民党,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愤然脱离第三厅,于同年十一月在重庆另外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会由郭沫若任主任,阳翰笙任副主任,主要成员有沈钧儒、茅盾、老舍、翦伯赞、杜国痒、田汉、洪深等。文工会分为国际问题研究、敌情研究、艺术研究(包括戏剧、诗歌、音乐、美术等)三个组开展活动。它是抗日战争后期国统区进步文化界的活动中心,直至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日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勒令解散。
  从武汉失陷到皖南事变这个时期,与政治上“紧持抗战,反对倒退”的斗争相一致,国统区文艺思想理论战线上也充满了尖锐复杂的斗争。
  文艺要不要为抗日战争服务,这是当时分歧和斗争的一个焦点。在芦沟桥事变前后,正当国统区的抗日文艺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就有人对此发出了冷嘲热讽,把当时大量出现的通俗的小型的抗日作品,一概诬称为“差不多”、“抗战八股”和“公式化”,把作家积极从事抗日文艺活动,深入前线,叫做“前线主义”,等等。武汉失陷后,在国民党政府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对人民抗日运动横加摧残的政治逆流中,利用当时进步文艺界要求努力克服公式化倾向的时机,梁实秋首先向抗日文艺界发动了攻击,提出文艺“与抗战无关”论。他在重庆《中央日报》由他主编的《平明》副刊上发表《编者的话》,对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文协”,肆意进行嘲弄和攻击,并公开征求描写“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声称“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写出来的却是“空洞的‘抗战八股’”(注:梁实秋:《编者的话》,载重庆《中央日报》《平明》副刊,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的主张,立即遭到进步文艺界的驳斥,在重庆、上海、香港等地引起了反响。重庆的《抗战文艺》、《文学月报》、《大公报》、《新蜀报》等,连续发表了罗荪、陈白尘、宋之的、张天翼等人的批判文章,指出:在抗日战争中,“作为时代号角,反映现实的文学艺术,更其不能例外的要为祖国的抗战服务”(注:罗荪:《再论“与抗战无关”》,载重庆《大公报》《战线》,1938年12月9日),不可能与抗战无关。至于公式化倾向的产生,并非因为写了与抗战有关的题材,而是由于作家“与抗战有关的程度还不够深”(注:宋之的:《论抗战八股》,载《抗战文艺》第3卷第2期,1938年12月10日),恰好说明作家必须更好地深入抗日的现实斗争。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经过进步文艺界的批判,很快地就宣告破产。但是,作为一种反对文艺与政治斗争相联系的思潮,它们或否认文艺有自身以外的目的,或打着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号,或以反对公式化为幌子,在抗日战争时期,始终时起时伏地表现出来。一九三九年后,沈从文连续发表了《一般与特殊》、《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文学运动的重造》等文章,把他心目中“一般”的抗日作品,称为“抗战八股”、“宣传文字”和“一团糟”,认为只有“远离了‘宣传’空气”,“远离了那些战争的浪漫情绪”的“特殊性的专门家”的工作,才是“社会真正的进步”(注:沈从文:《一般与特殊》,载《今日评论》第1卷第4期,1939年1月22日)。认为“作家被政治看中,作品成为政策工具后”,文学就出现“堕落倾向”,作家则变成了“趋时讨巧”(注:沈从文:《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载《战国策》第3期,1940年5月1日)的工具。因此,他反对作家与政治发生联系,要发动“文学运动的重造”,“使文学作品价值,从普通宣传品而变为民族百年立国经典”(注:沈从文:《文学运动的重造》,载《文艺先锋》第1卷第3期,1942年10月25日)。侍桁在一九四年写的文章说得更露骨,他说:“因为对于时代的过度的服务,因为对于抗战服务的过度的热心,便形成了目前一般认为不满的抗战八股”,他要求作家“对于他们的过度的抗战服务的热情有加以深刻检讨的必要”,“不应当再任着时代的洪流推逐”(注:侍桁:《抗战文艺的再出发》,载《文艺月刊》第4卷第2期,1940年3月16日)。文艺界曾对这些说法展开了批评。事实上,文艺与抗战的政治斗争联系,作家描写抗日的现实生活,是文艺创作责无旁贷的任务;不过文艺必须运用其自身的特征为抗战服务,作品要避免公式化、概念化,不成为“抗战八股”,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必须不违背艺术规律和艺术特点,从根本上为政治服务,为抗战服务。紧接着这个问题,文艺界又发生了如何反映抗日的现实生活,要不要暴露黑暗等问题的论争。
  暴露黑暗问题,是国统区进步文艺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茅盾在抗战初期就指出:“抗战的现实是光明与黑暗的交错——一方面有血淋淋的英勇的斗争,同时另一方面又有荒淫无耻,自私卑劣”,因此要“写新的黑暗”(注:茅盾:《论加强批评工作》,载《抗战文艺》第2卷第1期,1938年7月16日),“要表现新时代曙光的典型人物,也要暴露正在那里作最后挣扎的旧时代的渣滓”(注:茅盾:《八月的感想》,载《文艺阵地》第1卷第9期,1938年8月16日),强调文学创作上仍然需要暴露与讽刺。这个问题,因张天翼暴露国民党官吏假“抗日”的《华威先生》,被日本报刊翻译过去,进一步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在《抗战文艺》、《文艺阵地》、《七月》、《文艺月刊》,以及桂林、昆明、香港等地的报刊上,纷纷发表文章展开讨。进步文艺界的大部分意见认为:《华威先生》所代表的暴露黑暗的创作倾向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并不抵触,不会造成消极影响;主张暴露暗的作品,要揭示黑暗产生的社会根源。另一种意见,特别是其中与国民党有关的报刊上的文章,则认为:暴露黑暗会引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磨擦,帮助了敌人,而且“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失望、悲观、灰心丧气”,“于抗战有害”(注:何容:《关于暴露黑暗》,载《文艺月刊》第3卷第7期,1939年7月16日)。这两种意见反映了对待暴露黑暗问题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后者是对《华威先生》为代表的、在国统区文学创作中逐渐出现的暴露黑暗的倾向的抵制,客观上在帮国民党“官方”遮丑。皖南事变后,随着国统区黑暗统治的变本加厉,国民党反动派对于暴露黑暗的文学创作,进一步采取限制与查禁等法西斯的手段。他们公开提出文学创作的“六不政策”中,第一条就是“不专写社会的黑暗”(注: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载《文化先锋》创刊号,1942年9月1日)。关于暴露黑暗问题的讨论,使进步文艺界更加明确了国统区文学创作的方向和任务,因此暴露黑暗的作品不是逐渐减少,而是陆续涌现出一批象《雾重庆》、《腐蚀》、《淘金记》等深刻地揭露和抨击国统区黑暗现实的优秀作品。
  一九四年前后,在蒋介石政府加紧推行法西期统治的背景下,国统区出现了一个颂扬国民党特务政治、宣传法西斯思想的文艺派别,即由陈铨、林同济等人组成的“战国策”派。他们先后在昆明和上海出版《战国策》杂志,在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提倡历史重演说,把时代说成是“争于力”的“战国时代的重复”,宣扬强权统治和“超人”哲学;散布中国必亡的失败主义思想,为国民党特务政治制造理论根据。在文艺方面,他们主张以恐怖、狂欢和虔诚为创作上的“三道母题”,声称“恐怖是生命看到了自家最险暗的深渊”,狂欢是叫人“不要忘了醉酒香,异性之美”,虔诚则是“神圣的绝对体面前严肃之屏息崇拜”(注:独及(林同济):《寄语中国艺术人》,载1942年1月21日《大公报》)。陈铨的《文艺批评的动向》一文,就以法西斯的“权力意志论”为根据,公然鼓吹“天才,意志,力量,是一切问题的中心”。他的剧本《野玫瑰》,硬把正在同日伪方面暗中勾搭的国民党派出的女特务,装扮成从事“惊天动地的事业”的英雄。“战国策”派这些为国民党捧场的文章和作品,在国民党政府支持的杂志上转载,受到称赞。为了揭露“战国策”派的法西斯反动本质,在国统区的《新华日报》、《群众》、《野草》,延安的《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汉夫、欧阳凡海、李心清等人的批判文章,对他们的法西斯主义宣传,予以坚决抨击;揭露他们“法西斯主义的”为虎作伥的实质和对抗战前途的危害;指出“恐怖,狂欢与虔诚的理论实际上是反理性的法西斯主义的另一种说法”(注:欧阳凡海:《什么是“战国”派的文艺》,载《群众》第7卷第7期,1942年4月15日)。“战国策”派的宣传,依附于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投合反动派的政治需要。只要有反动的法西斯统治存在,就会有“战国策”派这一类思潮和理论出现;因此,尽管“战国策”派遭到了进步文化界的唾弃,但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它依然阴魂不散,不时改头换面地出现。一九四二年五月,陈铨在重庆《大公报》副刊《战国》上连续发表《民族文学运动》、《民族文学运动的意义》等文,鼓吹所谓“民族文学”,就是它的一个变种。
  这时期以上海“孤岛”为中心的华东非沦陷区的进步文艺运动也比较活跃。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四周沦陷后,一度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文艺运动,逐渐地处于停滞状态,开始了重心的转移,大批的文艺工作者去内地、前线或各个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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