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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我内心世界的东西，从来没告诉过女儿和老婆。在她们面前，我永远昂起男人的头。“
外面下雨了。雨落在房顶上哗哗地响。雨水又顺着房檐的水槽流下来，也哗哗地响。这是天上落下来的泪水，为了受尽苦难的中国人，为了中国人当亡国奴的悲惨历史，为了那个被强暴过的小姑娘。在我心目中日本鬼子兵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被强暴过的中国妇女在提裤子之前没再被刺一刀就算好的了。想不到他强奸完中国小姑娘后她那缩成一团、吓得浑身哆嗦的悲惨哭声，伴随他整整半个世纪的人生路程，甚至影响到了他父女的关系！
山田看着窗外的无尽雨丝，呼吸艰难地告诉我：“我根本就不管你是哪国人，你怎么看这件事，只因为你常常来看我这个孤独的老人，所以我告诉你。———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喜欢和山田聊天。他很坦率，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知为什么，他骂八路军，我听了特高兴。那些日子，笑就像两块膏药贴在我脸上。我在东京大街上送外卖，一边开摩托车一边放声高唱：
“向前向前向前！嘿！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嘿！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嘿！
背负着人民的希望，嘿！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牛奶公司门口，一群日本老太太看见我都说：“猴枪（我名字的日本语发音）干吗这么高兴？”我用中文说：“猴枪，还狗牌撸子呢！”日本老太太听不懂我说的中国话，知道我又犯各呢。她们聚一块儿担心地说：“你们看，今天猴枪哪儿不对了，他那脖子一拧一拧的，嘿！嘿！嘿起没完了。”
为了积累资料，我拿着照相机，带着闪光灯去拜访山田。山田很警惕地瞄了一眼我带去的家伙。他说：“你喜欢照相？”我说：“咱俩照张相呀。”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将来回国好看看呀。”他说：“可以照，但一定要换上西服，把头发整理好。”我说：“不用，就这样挺好。”
形容原汁原味的日语叫“搔闹妈妈”，可是山田不同意“搔闹妈妈”。他说你的照片一定有用意，如果用于友谊，应该穿西服；用于新闻，应该“搔闹妈妈”，“你是什么用意呢？”他问我。
没办法，我对他实说：“你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可你从不说那次大屠杀的对与错。我想把你的心态‘搔闹妈妈’地介绍给中国读者。记者的责任是如实地反映情况。我虽然不是记者，却有这个如实反映的习惯。照片怎么样没关系，清楚就行了。你们日本国不是常常说‘国民有知情的权力’吗？”
听了我的评论，山田急了，他大声喘息着：“快把氧气给我插上。”我感到死神已经揪住了他的后脖领子，马上就要把他押走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劲来：
“不能照，不能照！我在南京杀过人，不能照！我不能让南京人看见我！我说了，不能照。”
我说：“好，好，不照，放心吧。———但是咱们作为朋友，照一张，将来回国我看看，成不成？我绝对不在报纸上用。”
山田老头子吸足了一口氧气，慢慢坐起来，瞪圆了眼睛，命令道：“不能照！”他那贴成一团的白发先倒了下去，他才慢慢地倒下去，空气凝固了。屋里有一股子酸臭的味道，老人显然几个月没洗澡了。我又想起他的女儿来。唉，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没准穿得挺漂亮的吧。
我悻悻地把家伙收起来，告诉他：“我不照了，你放心吧。”他喘息地告诉我：“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在南京杀过人呀。我相信佛教已经30年了，你不能让我再回去呀！”
这次轮到我惊讶万端了，我说：“佛教能把人活生生地带到想去的地方？！那么，我特别想回北京，佛能带我回去吗。”
山田说：“我指的是灵魂，是意念上的东西，它既存在又不存在。”
我一下就想到南京城的战火硝烟和死亡的30万人，我用眼睛问他：那30万人有没有灵魂？如果有灵魂，在同一个世界里你们相遇将会怎么样呢？但我没有开口，只是呆呆地站在门口。
山田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他直勾勾地看着我，又急忙回避开我的目光，空气又凝固住了。灯光不声不响地亮在我们之间……灯光应该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历史见证人，它目睹了一切，又都一言不发。
东京的夜晚静悄悄，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在这样的夜晚，人与人无声地交流，但拿出佛教也好，什么教也好，哪个能掷地有声地向世界宣布“一切皆无”了呢。一个病入膏肓、半个世纪前亲手杀害中国人的老日本兵，此时的目光都不敢与我平和的目光对视，那么这种教义，这种信仰，这种“道义上”的护身符又怎能安慰犯罪者的心灵？
如果能的话，我倒想读一读佛经了。
我向山田要几十年前的照片看看。他笑了，像个孩子。他说：“绝对不能给你看，你是一个很狡猾的人，是一个很坏的人，我要提防你。”但是他却向我要我们家庭的照片看。我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就拿给他看。我一共带到日本十几张家庭照片，这十几张照片在山田手里翻来复去看，爱不释手。其中，有父亲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访问的照片。我告诉山田其中一张双人照，那上面叫林忠的人是驻外大使，也是个八路。山田拿着照片感慨地说：“头发都白了，都白了，大家都成老头子了。”
山田向我提一个要求：他想要一张我父亲的照片。他说：“你父亲过去是八路军，和我们打过仗；不过从照片上，能看出原八路军的风采。你爸爸身体健康，精神饱满，穿着中山装，挺起胸膛有官员的模样和军人的风度。”他还说他喜欢爹的灰色中山装。他喜欢灰色？
灰色是华中、华北一带八路军军服的颜色。
他挑出父亲的一张照片、捏在手里。我如果说不，他会失望一辈子。
山田长时间地端详这张照片，嘴里反复念叨着：“你爹是八路，这就是五十多年前的八路军。”他看着看着笑了。我看见他没有门牙，没有槽牙，只有两颗犬牙。
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五、轰炸重庆
松井老头儿一开始就帮过我的忙，这使我非常感激他。
事情是这样的：开摩托车去松井家要经过一个长100米的坡道。如果中途不停车，问题倒不大，可以一直顺利开上去。偏偏那天在这个坡道上有家人订饭，我得停一下。等我再起动时，由于油门过大，摩托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大吼着从我裤裆里窜了出去。只见它“轰”
的一声，腾空而起，又重重地摔在坡道上。惊魂未定，我发现松井老头订的饭已从箱子里甩出来，在坡道上不紧不慢地跳着华尔兹。它一转一歪、一转一歪，顺坡而下。阳光照着它圆润的身体，忽明忽暗，忽暗忽明。
松井老头的家在坡道拐弯处。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响了他家的门铃。一个一瘸一拐的老人开了门，露出一张慈祥的脸，无疑这就是松井先生。我老实对他说：“对不起，让您久等了。您订的饭看着很干净，其实它已经在马路中间跳过华尔兹舞了———我刚才在坡道上翻过车，实在抱歉。”
“华尔兹？你说它跳过华尔兹？”松井老头乐了。他慈祥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是中国留学生吧？咱们初次见面。既然这碗饭跳过华尔兹了，那么你就放在这儿吧。我吃不吃没关系，关键是你的老板他要不高兴的。他不会关心你翻不翻车，他关心的是这碗中华盖浇饭的利润。这碗先放下吧，一会儿你再给我送一碗来。小伙子，驾驶摩托和驾驶飞机一样危险，你可要小心。”
善解人意，助人为乐。这是松井老头儿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老鬼子松井眉清目秀，不过他的左腿细得像根歪扁担。我摸过那条腿，是条没有肌肉的真腿。通过多次聊天我才知道，松井原是飞行员，二战中轰炸重庆时被中国军队击伤飞机而致残。我每次送饭，都要和他聊一聊。和他聊，我感到比听大学教授讲课还有意思。后来聊不过瘾，干脆休息日常去这个残疾老人的家。
松井先生温文尔雅，松井夫人也是个和善的日本妇女。她到处做临时工，每天勤奋地早出晚归。我就看见过她在离我们饭店不远的一家日本料理店里洗过盘子，昏天黑地猛干。她像外国留学生那样，她比松井先生小三十多岁。看着她轻盈的背景，我小声告诉松井一句中国的俗话：你是“老驴吃嫩草”。
但是，她知道他在侵华战争时轰炸过重庆。
老鬼子松井爱飞机。他迅速从书架上找出几本杂志，信手翻出其中的章节，给我讲解今日美国战斗机、中国战斗机、苏联战斗机、北欧战斗机的各种性能。他说今天的飞机和过去的飞机不同，备有自动装置。即使飞行员受了伤，自动装置也会帮助人安全降落。对此，我将信将疑。当他讲到侵华战争中日本的各种飞机和舰只时，我就专心地听。
“战前我受过高等教育，卢沟桥事变之后我就被卷了进去。我一开始就在空军。我驾驶过三种飞机，轰炸过重庆市。那个年代，不去是不行的。我的轰炸机被中国政府军地面部队击伤。我回国后，冷静地思考了几十年。
“1942年我回国后，躺在东京的防空壕里，听着轰轰隆隆的美国飞机声、炸弹爆炸声，我就想：我们去轰炸别人，所以别人才轰炸我们。美国人为什么和中国人在一起报复我们呢？我们日本国那么多敌人，全是我们自己树立起来的。
当时美国飞机几乎天天来轰炸日本，我的腿在轰炸重庆时被中国地面炮火击伤的部位还在恢复中，所以就天天躺在防空壕里。那时的日本，除去地震就是轰炸，大地总在波动。整个日本列岛处在恐慌和烈火之中。这烈火是我们日本兵在中国、朝鲜、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美国燃起的。如今，它烧到了日本本土。“
松井先生在谈到飞机时，总用一本书或一双筷子在空中比划着。他又拿出1945年在防空壕里写下的日记给我看：
“1945年3月10日，美军空袭东京，一夜之间夺去10万人的生命，使100万人失去家园。
从1942年4月18日开始，美军开始利用在太平洋上航空母舰起飞的飞机轰炸日本。空袭日本以来，美国飞机飞行一万七千多架次，共投下炸弹10万吨，使日本国民死35万人，伤42万人，有221万户受灾。“
松井先生说：“我当时一边写日记，一边鲜明地感到，这地面不断传来的爆炸声，正是世界人民对我们日本民族的怒吼和报复。
“1940年和1941年，我多次飞往重庆投过炸弹。我的飞机被击伤后，我非常害怕飞机落下去。被摔死的恐惧和被中国人捉住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尽管缺氧，我用尽生命的力量驾机往回飞行。
现在日本右翼势力竭力主张为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辩护，我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到，这种辩护对日本民族的将来，没有任何好处。忘记战争，就没有和平。光说东京挨炸不好，这样会使日本年轻一代产生错觉。我们日本产品要融入世界，心理也要融入世界，为各国人民所接受。“
松井给我看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照片，给我看空袭日本的照片，日本兵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