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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上海这几家电影公司每年拍摄的国产电影不到二十部，根本满足不了影院的放映。
那些外商开设的戏院可以直接从国外拿到电影拷贝，获得首轮放映权，不仅观众多，而且票价高，盈利丰厚。
等到他们放映结束，一周到两周之后，才会把电影的放映权卖给其他影戏院。
到那时候，观众早就没有了新鲜感，票价也提不上去，只能算是聊胜于无。
在上海，外商的戏院对于西方电影一直处于垄断地位。
想要打破这种垄断，除了拍摄出质量更好的国产片，还要能够直接和外国的电影公司联系，拿到国外最新的电影拷贝。
但中国的电影公司很难和西方的电影巨头们拉上关系，一般都是通过洋行这类中间人。
比如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就负责法国电影的引进。
不过这些中间人都不怎么靠谱，有时候花了大价钱拿到的可能只是一堆烂片。
没有自己熟悉的人在中间协调，只能是被国外电影公司坑的命运。
林子轩下一步准备在美国和法国开设明星电影公司的办事处，不仅要把欧美电影传入中国，还要把中国电影介绍到欧美等国。
至于院线的经营，他和西班牙人雷玛斯达成了协议，实行片源共享的策略。
明星电影公司的电影都会在雷玛斯的戏院放映，而雷玛斯手里的欧洲电影也会第一时间在林子轩的院线排片。
雷玛斯在上海经营戏院十几年，从一名流浪汉到如今腰缠万贯，可以说是一个传奇。
对于外国的商人来说，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这群家伙在自己的国家混不下去，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开启了他们的创业之路。
有人成功，有人失败。
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的创始人依靠在上海街头用留声机播放外国人的笑声。从而赚取了创业资金，而穷困潦倒的雷玛斯从同乡手里接过一台电影放映机，如今成为了戏院大王。
这就是上海，一座充满着各种机遇的大都市。
随着中国时局的恶化，北伐战争即将打响。现在的雷玛斯早已没有了当初打拼的豪情，也不愿意留在中国冒险。
他有了衣锦还乡的打算，可商人逐利，他又放不下影戏院的高额利润，一直犹豫不决。
更何况，他在上海拥有多家影戏院，不是想出手就能出手的，需要一个过程。
雷玛斯很佩服林子轩的眼光，有声电影的确很受欢迎。
目前，上海只有明星电影公司拍摄有声电影。所以和林子轩合作是双赢的局面。
而且，林子轩能够把握住中国人的心理，知道中国人喜欢看什么片子。
比如现在正在放映的这一部叫做《千王争霸战》的电影，就在上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电影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讲的是民国初年，北方千王带着徒弟来到上海闯荡，和南方千王交手，北方千王的徒弟和南方千王的女儿一见钟情。
然而，赌桌上无父子，双方不仅在赌桌上较量。还有场外的争锋。
最终，北方千王和徒弟被杀，南方千王的女儿怀着孩子离开上海，前往广州。
这是为下一部续集做的铺垫。
就连雷玛斯这种不怎么喜欢看中国电影的人也看的津津有味。因为电影中展现了诸多高超的赌技，什么听骰术，算牌、藏牌和换牌，还能通过各种手段偷看对方的牌。
更别说让人眼花缭乱的洗牌技术，以及主演们精湛的心理战术。
这简直就是一堂生动的赌术课程，让人对电影中的情节信以为真。
不少观众就是想要学到电影中的赌技才反复的进戏院观看这部电影。然后回去拿纸牌进行练习，目的是练成神技，发家致富。
正因为如此，有不少学者认为这部电影有鼓吹赌术的嫌疑，会让更多的赌徒家破人亡。
但林子轩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他在电影中设计了不少劝人戒赌的台词，让这部电影有了不少正能量，而且作为电影的主角都没有好下场，全都死于非命。
这也说明了电影的主旨，那就是劝人戒赌。
然而，在上海滩，观众看到的不是电影中千王的下场，而是其中高深莫测的赌技。
他们看到了一夜暴富，没有看到会死于非命，这就是赌徒的心理。
林子轩是开电影公司的，不可能放着这么赚钱的题材不拍，至于那些赌徒，他们既然去赌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赢了是他们的运气，输了只能怪他们学艺不精。
其他电影公司不由得摇头叹息。
看来这一次他们又要跟风拍摄赌片了，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上一次，他们跟风拍摄神话剧，除了张时川的《纣王和苏妲己》赚钱外，其他电影公司以赔钱居多。
和明星电影公司相比，那些电影公司拍摄的是默片，而且粗制滥造，毫无优势可言。
他们糊弄观众，观众自然不会买账。
正如明星电影公司的《三打白骨精》，就算在神话剧泛滥的时候照样以质量取胜，好的特效加上好的演员，才是一部好电影。
1924年1月21日，在苏联，列宁去世，苏联从此进入了斯大林时代。
在这个时候，德国的希特勒因为发动了啤酒馆暴动，政变失败从而被关进了监狱。
在美国，罗斯福患上了脊髓灰质炎症，高烧、疼痛、麻木以及终生残疾的前景并没有打击到他，在康复的过程中，他阅读了大量的名人传记和历史著作。
在英国，丘吉尔从军队转投政界，参加选举，但遭到了失败，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他从此疏远了自由党，投靠了保守党。
这些在未来能够主导世界命运的人正行走在他们人生的道路上。
第二百零五章另一个世界的文学
列宁的去世在中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此时孙仲山和苏联的关系不错，双方是合作关系，他还派了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学习。
苏联则给孙仲山提供资金和武器上的支持，赞助了200万卢布支持孙仲山的北伐战争。
即将在广州成立的黄埔军校也有苏联的参与，苏联的军事顾问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解决了黄埔军校创建初期的各种困难。
对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列宁更是他们的榜样。
1917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苏联正是在列宁的领导下，成功进行了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有人就认为这是中国除了学习西方之外的另一种发展方向，而且有了成功的先例。
于是，在列宁的死讯传入中国后，不少报纸都出现了怀念和介绍列宁的文章，上海的多家进步团体发起了悼念活动。
他们还准备举行悼念大会。
不过这并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在租界内的影响并不大，西方社会对苏联抱着警惕的态度，北洋政府的外交权一直受到西方各国的挟制。
直到1924年5月份，北洋政府才和苏联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上海大学同样发起了悼念活动，为此丁灵和她的同学们都参加了对列宁的悼念，还在大街上发传单，进行宣传。
她邀请林子轩参加，林子轩想了想，没有去。
其实，在这个时代，参加悼念列宁的活动没什么，只是他觉得自己和列宁不怎么熟悉，没必要凑那个热闹。
他倒是想起了在后世流行了一阵的苏联文学。
林子轩曾经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女主角冬妮娅印象深刻。
这一时期的苏联文学大多以描写十月革命为主。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展现了革命者坚定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小说。
但也有一些不关心政治的文学团体，它们宣扬非政治倾向的美学观。歌颂本民族过去时代的“伟大”，推崇古代语言和诗的形式的“纯美”。
当然，这些人有点不合时宜。
从后世的角度看，只有真正反应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那些歌功颂德的小说迟早会被人遗忘。
林子轩印象深刻的有一篇叫做《日瓦戈医生》的小说。
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在1956年创作的带有自传体色彩的小说。
帕斯捷尔纳克在创作《日瓦戈医生》时曾说过：“我想在其中提供出最近45年间俄罗斯的历史映像。”
作者通过十月革命和内战前后的经历。塑造了一位诚实、正直，但思想极为矛盾的俄国旧知识分子形象。
小说的主线是日瓦戈的生活史。
他既是一位医生，又是一位诗人和思想者，他的活动、言论和思考构成作品的内容主干。
而他本人又以诗歌和札记的形式记述或表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
小说描写了革命暴力的失误和造成的惨相，较为深刻和多方面地表现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革命时期社会付出的沉重代价。
因此，这本小说在苏联被禁了。
1957年被意大利出版商偷运出境，并在米兰以俄文发行。
隔年又发行了意大利文和英文的版本，并在西方社会得到了极大的反响，为作者赢得了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另外还有一本《静静的顿河》。获得了196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作者肖洛霍夫展示了1912到1922年间，俄国社会的独特群体——顿河地区哥萨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及国内战争中的苦难历程。
但作者被不少苏联文艺评论家批判为“异见分子”、“布尔乔亚的同路人”，说他是在宣扬“富农思想”。
肖洛霍夫为意识形态对立的东西方两个世界共同认可。
他也是惟一既获斯大林文学奖，又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这在苏俄文学史上绝无仅有。
这可能和他在每一个重要时期都站在苏联的主流意识形态一边有关系。
有意思的是，这几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都有过交锋。
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苏联对此反应强烈，苏联作家协会将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只是在他作了检讨并拒往领奖之后才恢复其会籍。
肖洛霍夫曾发表谈话，说“《日瓦戈医生》无疑是反苏的。把一个人开除出作家协会并不是在经济上使他为难，而是要激发他的天良。”
在1967年5月召开的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不同倾向的作家展开争论。
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给大会的一封信中提到出版自由的问题。
肖洛霍夫对一些青年作家的政治态度，特别是对“出版自由”之类的呼声感到恼火。认为这些作家是“持不同政见”的异己分子。
他宣称：索尔仁尼琴蹲过监狱，没经受得住严酷的考验，发疯了，不能让这样的人写作。
索尔仁尼琴便反击说：《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剽窃他人作品而来。
索尔仁尼琴在1968年因作品《第一圈》无法在国内出版而在境外发表，被开除出作协，随后获得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
1976年。他因出版描写极权主义的巨著《古拉格群岛》被驱逐出国，苏联解体后才得以回国，而《古拉格群岛》也被列入俄罗斯的中学教科书。
对于林子轩来说，苏联的文学既让他熟悉又感觉陌生。
在后世，他上学的时候就学过高尔基的作品，那首散文诗《海燕》可是如雷贯耳。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这句话在后世很少有人不知道，苏联的小说也能读到，但总觉得有点隔膜。
或许是因为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苏联已经解体了，成为了过去式，对于过去，人们大多只会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