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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来了？”福尔摩斯把脚搁在地上，让自己在床垫上坐直。他刚说完这句话，却立马尴尬得红了脸——是他睡在她的小屋，抱着她死去儿子的剪贴簿，就算有人要问这个问题，那提问的人也应该是她。但蒙露太太并不介意他的存在，这反而让他更加不自在了。他环顾四周，看到了靠床头柜摆放的拐杖。“没想到你会这么快回来，”他一边说，一边心不在焉地摸索着，抓到了拐杖的把手，“希望你这一路不是太累。”他为自己如此浅薄的话语感到羞愧，脸越发红了。
此刻，蒙露太太站在书桌前，背对着他（他坐在床上，也背对着她）。她解释说，她觉得还是回到小屋比较好。福尔摩斯听到她平静的语气，不安的感觉消失了。“我在这里还有好多事需要处理，”她说，“很多事情要办——罗杰的事、我的事。”
“你一定饿坏了吧，”他拄好拐杖，“我让那个女孩子给你拿点东西来吃。要不，你就去我的餐厅吃饭？”
他不知道安德森的女儿在镇上买完了杂货没有，他站起身，蒙露太太却在他身后回答：“我不饿。”
福尔摩斯朝她转过身，她正斜眼盯着他（那充满嫌恶之情的空洞眼神从来没有正眼瞧过他，总是把他放在视线边缘）。“你还需要什么吗？”他只能想到这样的问题，“我能做什么？”
“我能照顾好自己，谢谢您。”她把目光彻底转开了。
她松开交叉抱在胸前的双臂，开始翻看桌上的东西。福尔摩斯观察着她的侧影，突然明白她这么快回来的真正原因了：她想要好好地终结生命中的这一段篇章。“你要离开我了，对不对？”他还没有想清楚，就已经脱口而出。
她的指尖拂过桌面，掠过画笔和白纸，在光滑的木桌表面停留了一会儿（罗杰曾经就在这里写过家庭作业，画了那些挂在墙上的精美图画，显然还认真地看完了他的杂志和书）。虽然孩子已不在人世，但她仿佛还能看见他坐在那里，而自己则正在主屋忙着煮饭打扫。福尔摩斯也仿佛看见罗杰坐在桌前——跟自己一样，他俯身趴在桌上，从白天坐到黑夜，又从黑夜坐到黎明。他想把自己的所见告诉蒙露太太，告诉她，他们都想象着同样的画面，但他并没有说，他只是保持着沉默，等待着从她嘴里最终说出的确定回答：“是的，先生，我要离开您了。”
福尔摩斯心想，你当然是要走的。他理解她的决定，可她确定的态度让他感觉很伤心。他结结巴巴地开口了，像是在恳求她再给他第二次机会：“拜托，你不需要如此草率地决定，真的，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一点也不草率，您明白吗。我想了好几个钟头——我怎么看待这件事都不可能再改变主意了——对我来说，这里没有什么价值了，除了这些东西，其他都不重要了。”她拿起一支红色的画笔，若有所思地在指间转动着，“不，这个决定一点也不草率。”
一阵微风突然轻轻吹动了罗杰书桌上方的窗户，树枝从玻璃上擦过。一时间，微风变强，晃动着窗外的大树，树枝猛烈地敲在窗上。蒙露太太的回答让福尔摩斯沮丧不已，他只得叹了口气，又问：“那你会去哪儿呢？伦敦？你准备做什么呢？”
“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我的生活无论怎么样，都不再重要了。”
她的儿子死了。她的丈夫死了。她亲手埋葬了她最深爱的人，也从此把自己埋进了他们的墓中。福尔摩斯想起了年轻时曾经读过的一首诗，其中的一句话一直萦绕在年少时他的脑海中：我要孤独地去了，你也许能在那里找到我。她的绝望让他无言以对，他走上前，说：“怎么可能不重要？放弃希望就等于放弃了一切，你可不能这样，亲爱的。无论境况如何，你都必须坚持，如果你不坚持，那你对儿子的爱又该如何延续呢。”
爱，这是一个蒙露太太从来不曾听他说过的字眼。她瞥了他一眼，用冰冷的眼神阻止了他。接着，她似乎是不想再讨论这个话题，便把目光转向书桌，说：“我学了很多关于这些东西的知识。”
福尔摩斯看到她伸出手去拿装蜜蜂的玻璃瓶。“是吗？”他问。
“这两只是日本蜜蜂，很温柔、很害羞，对不对？跟您养的那些蜜蜂不同，对吧？”她把玻璃瓶放在自己掌心。
“你说得对。看来你真是做过一番研究。”蒙露太太掌握的这点小知识让他觉得惊讶，可当她不再说话时，他又皱起了眉头（她的目光仍然停留在瓶子上，紧盯着里面死去的蜜蜂）。他无法忍受沉默，便继续说：“它们是非常了不起的生物——正如你所说的，非常害羞，但在消灭敌人时，却是不遗余力。”他告诉她，日本大黄蜂会捕猎各种类型的蜜蜂和黄胡蜂。一旦大黄蜂找到蜂巢，就会留下分泌物以做标示，这种分泌物会把附近区域里的大黄蜂都召集起来，对蜂巢发动攻击。但日本蜜蜂能够探测到大黄蜂的分泌物，从而让自己有时间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攻击。当大黄蜂进入蜂巢后，蜜蜂会把它们各个包围，用自己的身体把对方团团围住，让它们处在四十七摄氏度的温度中（这对大黄蜂来说太热，而对蜜蜂来说却刚刚好）。“它们真的是很神奇，对不对？”他得出结论，“我在东京碰巧遇到了一个养蜂场，你知道吧。我很幸运地得以亲眼见到它们——”
阳光穿透云层，照亮了窗帘。就在这时，福尔摩斯感觉自己此时发表这样的长篇大论实在是不合时宜（蒙露太太的儿子被埋在坟墓里，自己能给她的居然是关于日本蜜蜂的介绍）。他摇摇头，为自己的无助和愚蠢而懊恼。就在他思索该如何道歉时，她把玻璃瓶放在桌上，用激动而颤抖的声音说：“这都没有意义——它又不是人，您怎么这么说——它们都不是人，只是些科学知识和书本上的东西，被塞在瓶子里和箱子里的东西。您难道知道爱一个人的滋味吗？”
她沙哑的声音中带着轻蔑与鄙视，福尔摩斯被她尖刻怨恨的语气激怒了。他努力让自己在回答之前平静下来，可他发现自己的手已经紧紧抓住拐杖，指关节都开始发白。你知道什么，他想。他愤怒地叹了一口气，松开抓住拐杖的手，蹒跚走回罗杰的床边。“我没有那么死板，”他在床脚坐下，“至少，我自己不愿意这么认为。但我要怎么跟你说，才能让你相信呢？如果我告诉你，我对蜜蜂的喜爱既不是出于任何科学研究的目的，也不是来自书本上的说教，你会觉得我更有人情味一点吗？”
她依然盯着玻璃瓶，没有回答，也没有动。
“蒙露太太，随着年纪的增长，我的记忆力恐怕也在逐渐衰退，你肯定很清楚这一点。我经常把东西放错地方——我的雪茄烟、我的拐杖，有时候甚至是我的鞋——我在口袋里找到的东西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这既让我觉得好笑，也让我觉得害怕。还有的时候，我会忘记我为什么从一个房间走到了另一个房间，或是怎么也看不懂自己刚刚写下的句子。但有其他很多事情，却牢牢地烙在我的脑海里，似乎永远都无法磨灭，这真是矛盾极了。比如说，我对自己的十八岁就记得非常清楚。我当时是个高个子、独来独往、算不上英俊的牛津大学学生，每天晚上和教数学与逻辑的导师在一起。导师是个循规蹈矩但很爱挑剔的人，并不讨人喜欢，和我一样住在基督教会学院，你也许听说过他的名字，刘易斯·卡罗——我叫他C。L。道格森教士。他发明了神奇的数学谜题和字谜游戏，还有最让我感兴趣的密码文，他的魔术手法和折纸艺术直到今天还令我记忆犹新。还有，我也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候养过的一匹小马，我记得我骑着它，奔驰在约克郡的荒野上，在石南花盛开的花海中迷了路，但我却那么高兴。在我的脑海中，还有其他很多这样的场景，很容易就回想起来。为什么它们能保存下来，而其他的记忆却烟消云散了呢，我也说不上来。
“但还是请你听我再说一件关于我自己的事，因为我觉得它很重要。我知道，你看着我的时候，一定觉得我是个没有感情的人。孩子，你会有这种感觉，错更多地在我，而不在你。你只认识年老时的我，隐居在这与世隔绝的养蜂场里。每次我多说几句话，往往说的也都是蜜蜂。所以，我不怪你对我有这样的看法。可是，在四十八岁之前，我从来不曾对蜜蜂以及蜂巢的世界产生过一丝一毫的兴趣——到了四十九岁，我的脑子里却除了它们再没有别的了。我该怎么解释这一切呢？”他深吸一口气，闭了一下眼睛，继续说，“你知道吗，当时我在调查一个女人，她比我年轻，跟我素昧平生，但我觉得她是那么迷人，我发现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她——我其实也不完全明白个中缘由。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非常短暂，还不到一个小时，真的。她对我一无所知，我对她也知之甚少，只知道她喜欢看书，喜欢在花丛间散步，于是，我就和她一起散步，知道吧，在花丛间漫步。这案子的细节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最终她还是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我无法解释自己的心情，只感觉好像是弄丢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内心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空洞。可是，可是，她又开始在我思绪中出现了。她第一次出现时，我的头脑很清醒，觉得也没有什么，后来，她一次又一次出现，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了——”他沉默了，眯起眼睛，仿佛在召唤着过去。
蒙露太太回过头看了他一眼，微微做了个鬼脸：“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吗？”她开口说话时，光洁的额头上显出皱纹，而深陷的皱纹成了她脸上最显眼的地方。福尔摩斯没有看她，而是把目光投向地板，仿佛盯着一样只有他才能看见的东西。
是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他告诉她，哪怕是凯勒太太在他面前现身，穿越历史的长河，向他伸出了她戴着手套的手，也都没有什么意义。在物理和植物协会的公园里，她曾经抚摸过蓝荆棘和颠茄、马尾草和小白菊，又把一朵鸢尾花捧在手心。她缩回手时，发现一只工蜂飞到了手套上。但她没有退缩，也没有把蜜蜂抖落，更没有一下把它捏死，而是仔细地看着它，露出崇敬的表情（她好奇地微笑，用深情的语气悄悄说着什么）。工蜂停留在她手上，并不急于离开，也没有把刺扎进她的手套，似乎和她一样，也正打量着对方。
“那种亲密的交流，我没法用言语来准确描述，从那以后，我也再没有见过类似的画面。”福尔摩斯抬起头，“总而言之，那交流持续了也就十来秒钟，绝对不会再长了。然后，她觉得是时候该放走这个小东西了，便把它放回了它来时飞出的花朵。这短暂而简单的经过，这女人和她温柔的手，还有她曾经全心信赖、握在手中的生命，促使我一头扎进了蜜蜂的世界，并全身心投入了进去。你看，这并不是什么精确计算的科学，亲爱的，可它并不像你说的那样毫无意义。”
蒙露太太仍旧盯着他：“但那很难算是真爱吧，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