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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凝视着空空的页面，用圆珠笔敲击桌子，发出规律的嗒嗒声。他回想那拉发病前后的所有细节，在直线格里写下：发病几乎毫无预兆。如果说有什么兆头的话，就是那双不断扭动的手，还有黑雾笼罩的眼睛。
那双手无比强硬，力道大得惊人，可她差不多是一个瘦弱的少女。华文虽然体型偏瘦，和同事扳手腕时，却也总能获胜。险些被这姑娘摔倒，她身上该有两个男人的力气才说得过去。华文想对这次事件做一个总结，可思绪总是无法摆脱这些令他疑惑的细节。
恐惧。
他最终写下这两个字。恐惧。
人在极度恐惧的时候，会爆发巨大的潜能。有人在极度恐惧中可以狂奔五千米，有人可以弄翻一头熊，这在平时是根本做不到的。但是，等等，这并不是问题的重点，重点是，这幻想中的恐惧并不亚于真情实感的恐惧。恐惧，不仅虚构出一个外在的形象，还唤起了一个人激烈的反抗。华文清楚地看见这一幕，那拉攻击的对象，是虚无。说到底，她同时扮演了敌我两种角色，一个那拉在恐吓另一个那拉，另一个那拉在狂暴地反击前一个那拉。也许，这个幻想的怪物，有一天真会杀了这个姑娘。
恐惧还有不容忽视的感染力。譬如说，那耳语般的叹息声。华文阻止自己回想那忽远忽近的叹息，毕竟，那晚他喝了不少啤酒。酒精放大了错觉。不过如此。
后来，那兆同在与华文的通话中，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但他依然坚持那拉只是走入了死胡同，“不能仅仅因为她砸碎了一个鱼缸，就将她关进精神病院”。沉默了很久，那兆同说出了和那拉同样的请求，“请尽一切所能帮帮她”。
华文在电话另一端陷入沉思。那拉的被害妄想症，看来已经朝着狂躁型精神分裂症发展，如果没有果断的措施，是很危险的。接受这个患者是一个冒险。然而，恐惧，在他心里勾起了难以言说的吸引力——就像那拉无法摆脱怪物或者说无法摆脱自己勾画的恐惧，换言之，她深陷于恐惧的魅力。这种陷入，换个角度看，就是迷恋。而他对这件事的迷惑，也正在转变为迷恋。他迷恋恐惧，不仅因为恐惧是他研究的课题，还因为恐惧本身吸引他。恐惧是一切事情的原初力，他想证明这一点，像证明一个哲学命题一样。还有迷恋的问题，到底是人过于迷恋恐惧呢，还是恐惧一直在追逐着人？现在，这样一个链条在他眼前基本形成，恐惧化身为“鬼”，追逐那拉，而他将不得不追逐恐惧，虚无的鬼影。自然，那拉跑在最前面，最终的问题是，他什么时候才能追上那拉？如果那拉在追逐恐惧，那么他要做的，就是让恐惧停止移动。如果鬼影保持不动，追逐也就被迫瓦解了。
“好吧。”
挂上电话时，华文对自己说，好吧，要将恐惧从她的幻想中分离出来。
无论怎样对付恐惧，在此之前，那拉需要做一系列的心理测试，以评估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如果那拉的确已经发展到狂躁型精神病，或是精神分裂症，华文也只能如实相告。这超出了他的治疗范畴。
华文选择了一组情感测试题、一组图画测试题和一组行为测试题。问题十分繁琐，一般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完成。华文在测试题上标好时间，退出治疗室，留那拉一个人答题。他得和那兆同谈谈。如果测试结果表明那拉已经超出心理治疗的范围，那么不管那兆同是否愿意，都该将那拉送往专科医院。他要说的，就是这些。
那拉用半小时答完了所有问题。结果显示，那拉只有轻度的心理问题。就是说，她的心理状况接近正常！这个结果让华文十分意外。他无法相信在精神崩溃后，她会以如此快的速度恢复正常。华文看了看那拉。她的头发纹丝不乱地梳在脑后，扎成一个马尾巴，额头明亮，眼睛那么干净，一尘不染的样子。华文念了一下测试结果。
“这下你信了吧？”
“信什么？”华文问。
“我没有病。”
那拉紧盯着华文，甩了甩马尾巴，等着确认。
“我希望你的心理正如测试结果一样健康。不过，这些数据只有参考价值，它……未必能给出一个完全准确的结论。它也会有误差。”
“你是说测试无效？”
“不，它至少证明你父亲的观点，你不该去精神病院，却不能证明你看到的东西是真的。前天晚上，你看到了什么？”
“你还是以为，我看到的只是幻觉？”
“当然是幻觉，现场有四个人，只有你一个人看见了。”
“可它在，一直都在。”
“现在还在吗？”
“在。”
“它在哪里？”
“你身后。”
华文没有回头。
“有多远？”
“十米开外。”
华文不需要回头，三米外就是墙和窗子。他盯着那拉。她一动不动地坐着，手平放在膝盖上。
“你不看看它吗？”
测试显示，他几乎可以将她看做正常人。
“那拉，如果你想证明自己没有病，最好的方式，要么证明‘它’是存在的，要么，你证明给自己，‘它’不存在。”
“我看不见你做的梦，可这并不能证明你不做梦。”
“有谁在醒来后还会做梦呢？人一旦醒来，梦就消散了。很少有人能记住自己的梦。你的梦却不分白天和夜晚都跟着你。尽管，梦是我们共同的经验，可噩梦醒来的时候，人是会明白，那只是一场梦。”
“可那不是一场梦，它一直都在。即便在看不见的时候，它也在。净园，所有盆花一夜间枯死，谁也弄不清楚鱼是怎样一条条溺死的，没有鸟飞落在这个院子里，整个院子听不到别的声音，虫鸣声，甚至没有一只耗子，每年，花园里的草都在疯长……”
“那拉，这不是证据。”
“什么才是证据？”
“人证，物证。”
那拉闭上双眼。
“那拉，我很想帮你。不过，你得告诉我它是谁？我不是问你鬼是谁，而是在问你用幻觉伪装成鬼的这个人是谁，或者它谁都不是，只是一个创伤经历。”
“我也想知道它是谁。”
“我们总会知道的。”
华文以这句话结束了这次治疗。
接受那拉，是这个测试得出的结果。况且，没有病人，心理科诊室就会面临关闭的危险。他无法将她推给精神病院，他不愿失去第一个患者。这是另一种恐惧。恐惧的种类很多，很庞大。恐惧决定和预示了我们的需要。华文将那张写有“恐惧”的纸撕下，揉成一团，丢进废纸篓。
水鬼
夜晚是伴随着钟表的嘀嗒声，一声声来临的。净园没有声音，钟表的声音，是伪装的声音，除了让寂静变得难以遏制，没有任何用处。一分钟过去了，又一分钟过去了，还有一分钟，即将过去。此外，便是另一种无声。一点点动静。它的动静。通常，它没有动静，它从未发出过声音，它不屑于这么做，它知道，当我看见它，一切都来了，单调的脚步声，水的滴答声，它逼近时的冷气与寒霜，它站在墙角注视我时，被拉长的时间。
华医生确定通过治疗，能治好我的幻觉。可惜，他无法看见它，无法体会它到来时，逼真的恐惧。在表针走在21点43分的时候，我拿不定主意，是否回头，看看一步步逼近的恐惧。爸这会儿放下老花镜，将妈拉进与客厅相连的房间，他们在窃窃私语。现在，客厅里只有我，还有我身后的它。他们总在我需要的时候，借故离开。而它总会出现在这样孤立的境况里，给我独自面对它的机会。我无须回头就知道，它穿过围栏、墙壁，站在爸那只绘着兰色花朵与藤蔓的大瓷瓶后面。它还在向前走，身体穿过瓷瓶光滑的边沿，接近我。它寒冰的眼，死盯着我。然后它停下来，站住了。它在等我的尖叫与惊厥。我闭上眼，一切都停止了。这时，电话响了。
我拿起电话，却听不到声音。对方挂断电话，我握着听筒，听着忙音，玻璃的反光里，它消失了。这次，它出现的时间很短。我没有惊叫，也没有弄碎东西。我放下电话，不再说没有意义的话，我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将妈关在门外，好让她一个人专心忙碌着。她打开每一个抽屉，每一扇柜子的门，仔细检查。爸在楼下做同样的事。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不想我知道。好吧，我也没有好奇，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我得想想，为什么它刚出现，就走了？
爸敲了敲房门，问我睡了没有。爸还说，如果我有什么不好的感觉，他就在外面。爸分明告诉我，这一夜是他值班。从医院回来后，妈就将床铺从楼下搬到了楼上，睡在我卧室外面的房间。这是两个相通的房间，又各自独立。我有一个独立的阳台，外间原是我的画室。自从我被认定病得越来越重后，我从学校带回的写生作业都被收起来。他们说，等我病好了，会想到要看这些习作。华医生说，“把幻觉画出来”。可是，你怎么能将那么恐怖的一张脸画出来？如果华医生愿意，有一天，他总会看见它。
我在胡思乱想中睡去了。我睡得不很沉。我变成了两个人，一个走在一条铺着石子花纹的路上，一个躺在藕荷色的床单上。我走得很慢，像一个被妆容约束的古代女人，缓步前行。我前面还有一个人在走，头也不回地走。我想看清她的脸，可任我怎么加快脚步，总也追不上她。后来，任我怎么使劲，也无法走得更快。我很累，忽然知道自己是在梦里，躺在床上的人，才是此刻的我。于是我接着睡，陷在厚厚的床铺里。
我越陷越深，陷进了水里。这是一条河流，我想我还是从水里游上岸吧，但是我不能动，只能躺在水里。为什么总是水？这个梦太糟糕了。我在水里挣扎，试图叫醒外屋的爸，但爸竟然默不作声。我挣扎了足够长的时间，才醒了过来，睡衣早被汗水浸湿。昨晚我没关上窗户，也没有拉上窗帘，却没有一丝风吹干身上的汗水。汗水，是我梦里挥之不去的河流。
他们愿意我一直睡着。
爸习惯早起，我从靠近阳台的窗户看见爸刚拿回新鲜牛奶。这是新的一天，但愿一切会好。我弯腰捡起地板上的一片纸，是我顺手画下的钢笔速写，爸在速写里拿着放大镜赏玩一件小玉器。这张纸软塌塌的，被水浸过，笔迹模糊，一碰即碎。如果华医生想要证据的话，这就是。总是这样，一张信笺，一小片纸，一摊即将消失的水迹，窗玻璃上的水渍，在所有与水有关的梦里，都能看见这类东西，湿淋淋的，是它曾经来过，却无法保存的证据。
弃婴
苗秀娥第三次坐在心理诊室外的长椅上，从编织袋里拿出一团毛线球，将毛线缠绕在右手的小手指上，起针织一顶帽子。退休后，所有她无法打发的时间，都拿来做这些编织活计。有时快织完了，又将织物重新拆散，团成毛线球，从头织起。她在陪着那拉，无所事事的时候，就在做这类事。现在，她将毛线和织针带进了医院，她的工作，是等待。苗秀娥坐在心理诊室对面的长凳上，不时抬头看看紧闭的房门。
在最初的几年里，苗秀娥一直相信，是那个女婴自己选择了一个家。选择了父母，姓氏，还有她的成长之地。她的一声啼哭让自己彻底摆脱了弃婴的命运，也改变了苗秀娥和那兆同每况愈下的婚姻。像一种高效黏合剂，她将他们牢牢粘在一起，时至今日。
女婴一点一点长大，睡姿还依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