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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的沉思很快被噩耗打破。人类学家失踪了，她帐篷里的个人物品也不见了。在我看来，更糟的是，心理学家似乎情绪不太稳，就像没睡觉似的。她古怪地眯缝着眼，头发比平时散乱。我注意到她靴子两侧沾有泥土。她倾向于将重心移到右侧，好像受了伤。
“人类学家在哪儿？”勘测员问道，而我站在一边，试图理清状况。我没说出口的问句是，你把人类学家怎么了？我知道这样问不太公平。心理学家跟从前并无分别；她的秘密魔法被我发现并不一定代表她就是个威胁。
面对我们逐渐增强的恐惧，心理学家作出如下奇特的陈述：“我昨晚跟她谈过。她发现这座……建筑……让她感到不安，甚至不想继续参与勘探。她已经回边界等待撤离。她带走了一部分报告，好让上级了解我们的进展。”心理学家总是习惯在不合适的时机露出一丝微笑，让我很想扇她一巴掌。
“但她留下了装备——还有枪。”勘测员说。
“她只带走必需的物品，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更多——包括额外的一把枪。”
“你认为我们需要额外的枪吗？”我问心理学家。我的确很好奇。我发现，在某些方面，心理学家就跟地下塔一样有趣，包括她的动机、她的理由。此刻为何不使用催眠？虽然我们都曾经过反射调节，有些事或许仍无法通过暗示来解决，或者重复多次效果便会减退，又或者由于昨天的经历，导致她现在精力不足。
“我想我们不知道会需要些什么，”心理学家说，“但假如人类学家无法正常工作，我们绝对不需要她留在这儿。”
我和勘测员瞪着心理学家。勘测员交叉抱着双臂。我们都训练过如何留意观察同事的精神状况，以发现突发的紧张或失常迹象。她的想法多半跟我一致：我们此刻需要作出选择。我们可以接受心理学家关于人类学家失踪的解释，也可以拒绝。假如拒绝的话，那就相当于指责心理学家欺骗了我们，因而在重要时刻对她的权力可以不予承认。假如我们沿着那条小路往回走，试图赶上人类学家，以证实心理学家的叙述……然后我们还愿意回大本营吗？
“我们应该继续执行原计划，”心理学家说，“我们应该去调查……那座塔。”在眼前的形势下提到塔，就像是公然乞求我的支持。
但勘测员犹豫不决，仿佛仍在抵抗心理学家昨晚的催眠暗示。这让我担心另一件事。在调查完地下塔之前，我不能离开X区域。这一事实已渗透我的全身。此种情况下，我无法想象这么快又失去一名组员，留下我独自跟心理学家相处。因为我仍对她不太放心，也不清楚孢子的效果。
“她说得对，”我说，“应该继续执行任务。没有人类学家我们也能应付。”但我专注地凝视着勘测员，以此向她俩明确示意，人类学家的事以后还要再查。
勘测员沉着脸点了点头，然后移开视线。
我听到心理学家长舒了一口气，不知是因为解脱还是疲惫。“那就这么定了。”她说，然后从勘测员身边擦过，开始准备早餐。以前总是人类学家做早餐。
在地下塔边，情况又变了。我和勘测员准备好轻便的袋子，带上食物和水，足够在下面待一整天。我俩都带了武器，也都戴上呼吸面具以隔离孢子，尽管那对我来说为时已晚。我俩也都戴着配有固定照明灯的硬质盔帽。
然而心理学家站在外围地势较低的草地上说：“我就在这儿戒备。”
“戒备什么？”我怀疑地问道。我不愿让心理学家处于视线之外。我希望她也身处勘探的风险之中，而不是站在我们头顶上方，暗示着居高临下的一切优势。
勘测员也不满意：“你应该跟我们一起。三个人更安全。”她的语气近乎恳求，似乎承受着巨大压力。
“但你们需要确认入口是安全的。”心理学家一边说，一边将弹匣压入手枪。刺耳的摩擦声造成的回音比我预期的更久。
勘测员紧紧握住突击步枪，我看到她的指关节都发白了：“你得跟我们一起下去。”
“大家一起下去的话，风险并无回报。”心理学家说，从她的语调，我听出其中含有催眠指令。
勘测员紧握步枪的手放松下来。一时间，她的面容似乎变得有些模糊。
“你说得对，”勘测员说，“当然，你说得对。非常有道理。”
我感到一阵恐惧。现在是二对一。
我思考了片刻。心理学家凝神注视着我，而我也与她对视，头脑中却闪现出可怕的景象。比如回来时发现入口已被堵住；或者心理学家趁我们走出来时，将我们逐一射杀。只不过一星期来，她每晚都可以将众人在睡梦中杀死。
“这没那么重要，”稍过片刻之后，我说道，“对我们来说，你在上面跟在底下一样有价值。”
于是，在心理学家警惕的眼神下，我们跟先前一样钻了下去。
我们刚到平台层，尚未抵达那较宽的楼梯和墙上的字，我便首先注意到……这座塔在呼吸。不仅塔有呼吸，而且当我走上前用手触摸墙壁时，其内部似有回荡的心跳声……它并非由石头构成，而是活体组织。墙面上依然空荡荡的，但浮现出银白色的光泽。世界仿佛在摇晃，我沉重地倚着墙坐下，勘测员来到我身边，试图帮我站起来。当我终于站起身，却发现自己在颤抖。我不知如何用文字来描述这骇人的一刻。这座塔是某种活体生物。我们钻入了一个有机生命体内部。
“怎么了？”勘测员问我，她的声音隔着面罩，显得很沉闷，“出什么事了？”
我抓住她的手，将她的手掌强行按到墙面上。
“放开我！”她试图抽回手，但我仍然按住她。
“感觉到了吗？”我毫不放松，“你能感觉到吗？”
“感觉到什么？你在说什么？”当然，她很害怕。在她看来，我的行为毫无理性。
我仍坚持道：“振动。类似心跳的节奏。”我放开她的手，退后一步。
勘测员深深吸了口气，继续把手按在墙上：“没有。也许没有。不，什么都没有。”
“那这堵墙，它是由什么构成的？”
“当然是石头。”她说。在我头盔灯投下的光弧中，她脸上布满深邃的阴影，眼睛显得很大，陷在一圈黑影里，面罩则使她看上去缺了鼻子和嘴。
我深吸一口气，想要说明一切：我被感染了。心理学家对我们的催眠比想象中更深。那些墙是活体组织构成的。但我没开口。相反，我“收拾起自己的烂摊子”，这是我丈夫常用的说法，意思是振作精神。我收拾起自己的烂摊子，因为我们还得继续前进，而勘测员看不到我所见的景象，也感受不到我所经历的现象。我无法跟她解释。
“没事，”我说，“我一时失控。”
“你瞧，我们现在该回到地面上去。你产生了恐慌。”勘测员说。我们都曾被告知，在X区域，可能会有幻觉。我知道，她认为我出现了此种状况。
我拿起腰带上的黑盒子：“不——它没有亮。我们很安全。”这是个玩笑，但相当无力。
“你看到了不存在的东西。”她不放过我。
你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东西，我心想。
“也许吧，”我承认道，“但那不是也很重要？不也是勘探的一部分？应该列入报告？我看到了你看不见的东西，这或许很重要。”
勘测员权衡了一下：“你现在感觉怎样？”
“很好，”我撒谎道，“现在没看见什么了。”我继续撒谎。我的心脏像是被困在胸腔里的动物，仿佛想要爬出来似的。勘测员此刻笼罩在一圈由墙壁的荧光所产生的光晕中。世界并未向后倒退，周围的一切没有离我远去。
“那我们继续，”勘测员说，“但你得保证，如果再看到任何反常现象都要告诉我。”
对此，我记得我差点儿笑出声来。反常？就像墙上奇怪的文字由微小的未知生物群落构成？
“我保证，”我说道，“你也会跟我一样，对不对？”转守为攻，让她意识到自己也可能出问题。
她说：“只是别再碰我，不然我会伤到你。”
我点头同意。她不愿意相信我比她强壮。
凭借这一并不完美的协定，我们继续走下楼梯，进入塔的脏腑之中，而在塔身深处，各种各样的生物层出不穷，仿佛瑰丽的恐怖秀，我虽然难以完全理解，但仍尽力而为。从我职业生涯的最初开始，我就总是尽力尝试。
我在一栋出租的房子里长大，其后院有个泳池，里面长满植被。每次有人问起我为何会成为生物学家，我都会想到那泳池，它就像吸引我的磁石。我母亲是一名忧虑过度的艺术家，获得过一定成就，但有点太嗜好酒精，并且总是在艰难地寻找新客户。而我父亲是个经常失业的会计师，专门研究迅速致富的方案，却往往一无所获。他们俩似乎都没有能力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有时候，我感觉就像是被扔进这个家，而不是在那里出生似的。
虽然那形似肾脏的池子相当小，但他们并无意愿或意志力去清理。我们搬进去不久，池子周围就生出高高的草来。莎草和其他高茎植物生长茂盛。围绕着泳池的栅栏边，灌木丛也越窜越高，遮掩住链条。泳池周围有一条地砖铺成的小路，砖块的裂缝里生出青苔。沉积的雨水使得水位缓缓升高，而水藻让水面变得越来越浑浊。蜻蜓不停地在这一区域盘旋搜索。牛蛙迁了进来，水中总是有弯弯扭扭的黑点，那是它们的蝌蚪。水黾和水栖甲虫开始以此为家。父母要我把三十加仑容量的水族箱处理掉，但我将鱼都扔进了池子，其中一部分在环境的突变中生存下来。本地的鸟类，比如苍鹭和白鹭，受到青蛙、鱼和昆虫的吸引，也开始出现。令人惊奇的是，池子里居然还有小乌龟，但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
我们搬来数月之后，水池形成了一个有效的生态系统。远处角落里有一张生锈的草坪躺椅，是我专门放置在那里的。我经常缓缓穿过吱嘎作响的木门，坐在那张椅子上观察池中的一切。尽管对溺水有一种强烈且理由充足的恐惧，但我仍喜欢待在水边。
屋子里，我父母跟世上所有普通人一样，干着各种繁琐无聊的事，有时还搞出很大声响。然而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迷失在水池的微型世界里。
我的专注无可避免地招致了父母毫无益处的说教，他们说我长年内向自闭，令人担忧，仿佛那样可以让我相信，他们依然拥有支配权。他们提醒我说，我朋友不够多（或根本没有），我好像不太努力，我应该做一份兼职。然而当我数次告知他们，我得躲着那些恃强凌弱的校霸，就像一只无奈的蚁狮，不得不藏身于校外废弃的碎石矿底下，他们却没有反应。而当某一天，我“无缘无故”往同学脸上揍了一拳，就因为她午餐时跟我打招呼，他们也没说什么。
于是我们继续执着于各自的理念。他们过他们的生活，我有我的。我最喜欢假扮生物学家，而这种代入往往导致你与模仿对象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哪怕只有远观才像。我把对池塘的观察写在几本日志中。我认识每一只青蛙，“老扑腾”和“丑跳跳”就完全不同，我知道哪个月草丛中会生出许多蹦来蹦去的小青蛙。我知道哪种苍鹭是迁徙的候鸟，哪种整年都会出现在此。甲虫与蜻蜓较难辨认，它们的生命周期也较难察知，但我仍勤勉地尝试了解。自始自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