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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有信教自由，没有居所和生活保障，费尔奈是变不成天堂的，何况伏尔泰一贯认为没有财产的人会成为暴民，成为暴政和宗教狂的支柱。 于是他大办实业，除了关心农田生产、马匹驯养、马种改良，还组织农民开垦荒地，建造模范住宅，造好以后低价售给农民和贫民。 他收容了许多无家可归的人。 出于对高乃依的敬意，他抚养了高乃依的孙女，又把自己写的诠释高乃依剧作的书的稿费全部留作她的嫁妆，因为他自认是“伟大的高乃依的部下，理当为他的将军的孙女效劳”。
他还抚养了清贫的世家小姐华列古（即后来的维莱德侯爵夫人）。
他的庄园给许多被冤狱和宗教迫害弄得流离失所的人提供了栖身之处，其中有一百多个在日内瓦受新教迫害迁居来的家庭。 他资助他们办丝织业和钟表业，在他的全欧的哲学追随者中为他们争取市场，进行推销。 干起这一行来，伏尔泰的能耐和他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招数肯定会让现代的广告专家都目瞪口呆。 他把织造丝袜厂的第一双出品寄给旭阿索公爵夫人：“夫人！
只请你试穿一次，穿了之后可以把你的腿给任何人看。“他对所有在巴黎的朋友宣传费尔奈钟表：“此地的货色远胜日内瓦的……在巴黎值４０路易的打簧表，我在这里只要１８路易。如蒙惠顾竭诚欢迎……你可有极好的表，附赠极坏的诗，要是你喜欢的话。”东西价廉物美且不说，还有当今大文豪的亲笔诗相赠，人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他还印了广告传单寄给所有法国驻外大使，请他们推销费尔奈钟表。 他的最大一笔成功的钟表生意大概是跟俄国女皇做成的。他给叶卡捷林娜去信谈费尔奈的诚实的钟表制造商，怂恿她订购一批。 女皇请他代购“几千卢布”的表，不料却收到了满满一箱子表，里面还附有一张三万九千三百三十八银币的发票。 这笔数目让女皇着实大吃一惊，但还是硬着头皮买下了她这个“阿尔卑斯傻老头”的一箱表。 工厂全部盈利所得，他拿去用作了提高工人待遇和改善工人福利。伏尔泰更多的精力还是花在启蒙事业上的。 他在费尔奈时期写下了不计其数的作品。 其中最重要的如哲理戏剧《奥林匹亚》、《三头政治》、《西特人》；悲剧《拜火教徒，或宽容》；哲理小说《老实人》、《天真汉》、《有４０金币的人》、《巴比伦公主》；史学著作《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罗斯历史》、《议会史》；哲学著作《哲学辞典》、《无知的哲学家》，还有许多像《论信仰自由》（或《论宽容》）这样热血沸腾的政论文。在这官方难以追捕的偏僻古堡，伏尔泰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斗争。 他通过每天的往来信件和来访者与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注视着法国和整个欧洲的社会政治动态，又以信件和文章揭露黑暗现实，抨击社会的腐败和不公。 保存下来的伏尔泰的通信有一万多封，和他通信的有七百人之多，其中绝大部分信件写于费尔奈时期。 这位看起来似乎在宽大衣服下面佝偻着的老人，却像根弹簧般地随时都会跳起来去对抗世上的不公、卑鄙和黑暗。 当时在法国和欧洲经常流传着一些化名或匿名的文章和小册子，猛烈抨击教会的宗教迫害，抨击草菅人命的司法制度。 这些出自伏尔泰手笔的文章和小册子屡禁屡出，在２０年间如同雨点般从费尔奈发向欧洲各地，在民间，在文人沙龙、在贵族府邸传阅，朗诵，造就了对官方不利的舆论。１７６８年路易十五的王后玛丽。 莱什琴斯卡临终前念念不忘要惩罚伏尔泰。 路易王鞭长莫及，无可奈何地回答：“你叫我怎么办呢，夫人？要是他在巴黎，我倒还可以把他赶到费尔奈去。”
当他的百科全书派朋友们在巴黎为启蒙事业艰苦斗争之时，他不失时机地一次又一次公开掀起争取出版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斗争，与巴黎的斗争相呼应；还以自己不可动摇的威信巩固了启蒙运动的每一个新成就。 对启蒙运动的进展，伏尔泰充满信心，在致达朗贝尔的信中兴奋地写道：“世界正猛烈地从愚昧无知中求得解放。 智力上的伟大革命到处宣布自己的存在。”
伏尔泰从费尔奈发出的声音得到了最广泛的共鸣。 整个欧洲都在倾听他的声音，甚至包括除法国国王之外的所有欧洲国王。 当时的情况如他的早年传记作家和同时代人杜维纳所说，“任何一个国王都不能以类似的威力来驾驭社会舆论。”
费尔奈成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参谋本部。 全欧的进步人士纷纷来这里朝圣。 来的人中有诗人、学者，艺术家、政治家、各国亲王……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穿越英吉利海峡而来的后起的思想巨人亚当。 斯密。这位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和情感主义伦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是１７６５年到日内瓦的。他足足呆了两个月。让他逗留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巨大吸引力是与伏尔泰的会晤的愉悦。伏尔泰在地处日内瓦的快乐庄和法国边境的费尔奈庄园五、六次热情接待亚当。 斯密。 从此，亚当。 斯密总是怀着激动心情回忆那两个月的见闻和他同伏尔泰的会见。 当时，日内瓦正进行着旨在变贵族政治为民主共和国的斗争。 一般市民在伏尔泰积极支持下强烈要求得到参与政治的权利。 而迄今为止，这个共和国的政治一直由二百个有特权的家族掌握着，它就如伏尔泰所描绘的，是个“有若干聪明人的沉闷的女修道院”。但斯密现在却看到，日内瓦在伏尔泰策动下“每天都在上演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政治剧”。其时，在法国，伏尔泰又刚刚取得为卡拉一案平反的巨大胜利。 伏尔泰成了斯密最崇敬的在世的伟人。 天性宽厚温和的斯密最不能原谅的事情是别人以任何形式表现出对伏尔泰的不敬。 当诗人塞缪尔。 罗杰斯偶然把某个很机敏的作家说成“一个伏尔泰”时，他使劲敲着桌子对罗杰斯说：“先生，伏尔泰只有一个！”他对人说：“我不能宽恕约瑟夫二世。因为他装着哲学家的样子出去旅行，经过费尔奈时却不对研究彼得一世的历史学家表示敬意。 我由这事断定，约瑟夫不过是一个才智低下的人。”亚当。斯密的反应比什么都更能证明伏尔泰在全欧的崇高威望。人们以多种方式向伏尔泰表达敬意。 他这时是人们心目中德高望重的“费尔奈长老”。
１７０年４月，１７位法国著名哲学家在内克府举行了会议，会议通过决议：为了向他们这位百科全书派的“大祭司”表示敬意，向皮尔加订制一座塑像。 这１７位哲学家是狄德罗、达朗贝尔、爱尔维修、格里姆、絮阿尔、夏斯特吕爵士、舒恩伯格伯爵、马蒙泰尔、托马斯、圣朗贝尔、索兰、雷纳尔院长、伯尔纳、阿尔芒院长、莫尔莱院长以及内克夫妇二人；负责承担费用的是四位欧洲国王：俄国女皇、普鲁士王、波兰王、丹麦王。
二、抗暴骑士
我们的敌人在他们方面拥有天上的神恩、地上的财富、法冠、钱柜、宝剑和各种各样的坏蛋。——伏尔泰
１。让暴政臭名昭著
伏尔泰一生的活动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而对一切暴政的仇恨和反抗暴政的精神始终贯通于他的一切活动之中。 用笔来揭露暴政的丑恶与黑暗，是他为自己确立的一个基本任务。他２０来岁就以青年人的激情写下一首首号召人民反抗暴政的诗；当他的头脑经过系统的哲学训练被理论装备起来后，他在《哲学通信》和《论形而上学》等重要著作中就开始以充分的理性精神来抨击暴政、寻求暴政的根源了。 在第八封哲学通信中，他断言无限的权力必然导致暴政。 如果国王满足于或被限制于只作国家这艘大船的舵手长时，这大船就是平稳的；如果想作主人，就走向了暴政，就会引起无数风暴。揭示出掌权者的权力欲是暴政之源。 在《论形而上学》中又把问题引向另一角度：君王之所以能滥用权力蹂躏人民，给人们带来死亡和贫困，“那只是人们的过错，因为他们忍受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甚至常常把它们当作美德歌颂；他们只应怪自己，怪自己制定坏法律，或者怪自己胆小如鼠，不能使好法律得以实行”。
这寥寥数语击中了人们以愚昧造就了暴政又以奴性纵容暴政的可悲事实，揭露了不合理的立法和使法律形同空文是暴政下特有的现象。晚年的伏尔泰已是历尽沧桑、阅历丰富的老人。 他在这期间写的“暴政”辞条字字透出老人的智慧和斗士的犀利。他写道：“所谓暴君，就是除了自己的私意之外不知有法律，侵夺臣民财产，然后把臣民编为军队去侵夺邻国财产的主权者”。他接着区分了一个人的暴政和若干人的暴政，“若干人的暴政是……利用经自己篡改的法律实行专制的团体的暴政。”他表示痛恨任何一种暴政，但倘若非得在暴政中选择，他更痛恨若干人的暴政。 因为“如果我只有一个专制主，我看到他经过时可以闪避到墙根，或者匍匐下来，或者向他叩头，一视当地习惯而定；可是如果我有一个由一百名专制主组成的团体，我就不免每天把这种礼节反复行上一百遍了，这种事情，如果一个人没有一副非常柔软的膝盖，长久了是会觉得非常讨厌的……“在这调侃笑骂之中，暴政践踏人的尊严的性质变得十分刺眼，即使那些平日里逆来顺受得已经变麻木了的人也会重新感到屈辱。伏尔泰还运用艺术形式不遗余力地攻击暴政。 在晚年写的小说《巴比伦公主》中，他借四处游历的主人公之口称颂北欧国家的王权与人民的自由根据协定而并存，农民与王公一起参与立法。 对这些国家的人民敢于运用理性行事推崇备至。 伏尔泰更热情地赞扬了在残酷、无知、疯狂统治一切时脱颖而出的英国政府因为这里的王公”有全权做好事而无权做坏事“，而暴政下的官员却如《天真汉》中一法国官员承认的“我无权行善，我的全部权力就在于使我有时能够作恶”。
暴君把统治的稳定寄托在人民的愚昧上，他们自己的权力毫无限制，既没有协定可言，更不能共同立法。 他们对于人民既是立法者又是法官，而且还是他们自己所作的判决的执行人；假如愿意，他们还可以兼作原告。 伏尔泰自己经过的几次牢狱之灾和无数次逃亡就是这种情况。 暴政下的人民不啻是带枷的奴隶，不仅无权反抗，挨了打还得叩头，就像伏尔泰笔下的天真汉被无端监禁，获释后又被当局想拿他当典型到处招摇，以示当局的英明和宽厚，气得天真汉撕碎请柬，和难友一起痛骂“他们把人当作猴子打了一顿，再叫它跳舞”。
通过这些对比性描写，暴政的不合法性和非理性昭然若揭，暴政对人的侮辱也更加昭彰。伏尔泰更深恶痛绝的是有组织的宗教暴政。 每当提起这种自以为“具有迫害特权的正统派”所代表的一整套制度时，他都要加上一句口号：“粉碎败类！”这种切齿痛恨乃因为宗教暴政最大的罪恶是制造了愚昧。 对伏尔泰来说，一切制度化的宗教，包括基督教都是邪恶的；是限制人们的生活、钳制人们的思想、迫害持有不同信仰和意见的无辜者的货色。对宗教暴政的仇恨使他在《哲学辞典》中“论人”一词下，把教士列为一切罪恶的职业之首，他认为虽然“有些职业必然使人心残酷无情——兵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