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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们宣扬的“道德‘其实就是恶德败行。 他借小说《有４０个金币的人》揭露，那些托钵僧名为赤足游方，实际上光房租年收入，一个修道院就上十万金币。 他搜集古今大量事实，揭露全部教会史是充满迫害、抢劫、谋杀等暴行的历史，其中，宗教法庭更是犯下了无数反人类的罪行。 至于教皇，他设立各式各样可以游手好闲的圣职去为害百姓，简直就是可恶的”两足兽“；而教会说的那个上帝，伏尔泰在《哲学辞典》“宗教”一词下断言“第一个上帝是遇到了第一个傻瓜的第一个流氓创造出来的”。
宗教暴政还煽起狂热，大行杀戮，使人间长久笼罩在血腥之中。 他在史诗《亨利亚特》中，用了大量篇幅记叙法国历史上的宗教大屠杀——圣巴托罗缪之夜的屠杀：法兰西遭受着大难大灾，是因为神圣但特别可怕的根源在为害，正是宗教的违反人性的狂热，使法国人手执武器投入浩劫。
在《巴比伦公主》中，他再次控诉了这个惨案：为了一部经典的辩论竟然杀死全国一半人口！伏尔泰还揭露，在整个欧洲，每一世纪都有一百万人死于宗教迫害，累计起来，在有了基督教的１７个世纪中，已共有１７００万人丧生。伏尔泰甚至认为，劣迹斑斑的暴君也是借着宗教道德的名义作恶的，因为他们“全部是领头叫喊神颁赐了善恶规范的人。 这邦地上的灾星没有一个不是照宗教的规矩办事的”（《论形而上学》）。作为揭露教会的一个重大步骤，伏尔泰于１７６２年两次出版了天神论者让。 梅叶的《遗书》，向各地散发，鼓励朋友们传播和宣传它。 这部由一个生前默默无闻的神甫秘密写作的揭露教会的著作公诸于世，震动了世界舆论，给了教会声誉一次重创。无论宗教暴政还是政治暴政，都像瘟疫一样到处传播腐败和恶习。 这是因为暴政利用人的邪恶并且拼命调动和褒扬邪恶。 这样，在暴政下，一方面是告密者、骗子、伪君子、伪学者这些败类像蔓草一样滋生；另一方面是人们因善良、勇敢、正直、博学、敏慧而到处遭难。 两种暴政的结合，更把宗教的偏执和顽固与国家机器的强力和残酷连在一起，不断制造灾难。 伏尔泰对暴政的抨击，剥离掉了君王或教廷受命于天、代上帝行道的神圣性，露出了这一切不过是“罪大恶极的罪行高踞着宝座”的真相。
２、实战较量
伏尔泰打亮了所有的灯，雇用了庞大的乐队，邀请大家来参战，逼得敌人走投无路。——房 龙
在以笔去动摇暴政方面，伏尔泰战绩卓著。 但他并不止于此，他还以实战去撞击暴政。 在他漫长而复杂的毕生经历中，最精彩的部分要数为受暴政迫害和虐杀的人打抱不平。这种活动，早在１７３０年法国著名演员楼古佛烈小姐逝世后就开始了。 这位死于全盛时期的艺术家曾给当时的舞台带来了表演风格上不常见的自然和朴实；但她去世后却被抛尸荒郊，原因是她从事的演员职业是受歧视的。 年轻的伏尔泰以十字军骑士般的劲头去鸣不平，捍卫天才的尊严。 这次只身撞击暴政的实战以他的被追捕和逃亡生涯而告结束。但３０年后，伏尔泰已驾驭着欧洲舆论。 如果说他是一只躲在费尔奈的野兔，这只野兔却如安德烈。 莫洛亚所说，会“令狮虎却步”。
１７６１年，他写下著名的《凭吊楼古佛烈小姐长短句》，重提旧事，再次揭露教会把天才演员的遗骸扔到粪土坑的野蛮、卑鄙行为，诗中以强烈的对比怒斥了教会制造的偏见：“像楼古佛烈这样优秀的女演员，要是在古希腊，人们会为她建立祭坛；但是在今日的法国，人们却不肯将她埋葬！”这首诗只是马上要开始的大的战斗的序幕。伏尔泰的一切揭露，都志在打翻摧残人的暴政，特别是把宗教与政权力量纠缠在一起的暴政。 这种暴政经常借助于黑暗的司法制度来推行。 法国官方制造的一大堆法律丑闻给伏尔泰进行这种战斗提供了机会和靶子。１７６２年３月，伏尔泰在日内瓦结识了因受迫害从法国南部行省朗格多克首府图卢兹逃出的新教徒让。 卡拉的家人，了解到以法律名义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卡拉之子麦克。 安东尼因债台高筑和忧郁症而上吊自杀。 当地天主教徒向警察指控老卡拉是因为儿子要违背他的意志改宗加入天主教而杀死了儿子。 一个青年的自杀事件突然被渲染成一个新教徒家庭反对天主教的罪行，自杀者本人也突然成了殉教天主的英雄。 迷狂教众要求处死卡拉的嗜血呼声在教士的参与下推波助澜形成高潮。 卡拉全家连同客人都被逮捕了。 法官们并不想弄清真相，一位法官提出去现场调查，被１２票对１票否决了；他们也根本不去推敲：６３岁的卡拉能否不经任何搏斗把２８岁身强力壮的儿子挂到门柱上吊死。 老人在严刑拷打下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申辩自己无罪，结果是被判施以车裂酷刑。１７６０年３月９日，死刑在市政广场执行。 受刑的卡拉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不屈的老人。 亚当。 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中记叙了当时的情景：卡拉在生命最后时刻祈求免除的不是酷刑，而是被强加的罪名所带来的耻辱。 在他被处车裂、快被投进火堆时，会同处刑的神父要他为被强加的罪行向上帝忏悔，他回答：“神父，你能使自己相信我有罪吗？”
安德烈。 莫洛亚也记叙了卡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挂念的是妻儿，尤其对他出于礼貌而留在他家就餐的那位客人被牵连而感到遗憾和歉疚。 行刑时，卡拉被刽子手先用铁棒打断臂骨、腿骨和肋骨；随后是车裂，死后尸体又被焚烧。 狂热的天主教徒像过盛大节日一般兴高采烈地观看了这一幕。伏尔泰起初听到这个案子时并没有在意。 他因戏剧问题与日内瓦的加尔文派牧师的冲突一直没有停息。 他认为新教徒丝毫不比天主教徒好，并不把卡拉被判死刑看成是宗教迫害。 但几天后一位审判时正在图卢兹的商人到了费尔奈，伏尔泰了解到一些实情，他发现自己先前的态度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在此后的四年，平反卡拉冤狱成了他的大事。 在这几年的斗争中，被国家的罪行所震惊的伏尔泰脸上没有泛过一丝微笑，他觉得在这样的罪行面前微笑，自己也似乎成了有罪的同谋犯。 他倾其全力去打这一仗。 先是访问了卡拉的遗孀，找到后慷慨解囊，托人把她带到巴黎，雇了一位最有名的律师照顾这位精神崩溃的不幸女人；他又与卡拉信奉天主教的儿子取得了联系，帮助这个孩子逃出学校到费尔奈找他。 在安顿卡拉一家的同时，伏尔泰像一个职业律师一样精心准备控告图卢兹法庭。 他给第一个知情的人写信收集情况；又推动每一个在法国有影响的人给国务大臣写信，要求重审卡拉案件。 最后，他把所有事实汇集成题为《关于卡拉家庭的最原始材料》的小册子出版，这本小册子由卡拉案件幸存者们的书信组成，是一份不表露伏尔泰自己观点的纯客观材料，它只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话。但伏尔泰自己也不沉默。 他为平反冤狱写了《因让。 卡拉之死论宽容》。
这篇文章一反他惯常的喜笑怒骂和幽默，文风认真，不偏不倚带有一种不寻常的严正和说服力。 为了避免自己由于愤怒而有所失误，他还专门雇用了法律顾问来检查和修改他的结论。 在他看来，与杀人犯作斗争既不能说笑话更不允许有疏忽。他对这篇论文赋予了以理性去解除迷信、战胜狂热和盲从的重任。 就是在这篇论文中，他明确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伟大原则：宽容原则。 他认为宽容是“理性的特权”，是哲学的真正本质，只有通过它才能解除迷信的双手的武装，而“这双手长期以来已被鲜血染红了；从迷醉中苏醒过来的人类精神，对自己在盲从主义影响下所干出的种种过火行为惊讶不已”。
他呼吁结束宗教战争，呼吁各种宗教，各种教派兄弟般地相处，并以各自的方式服务于人类，以求共同幸福。但眼下最紧迫的是揭露罪行。 他在文章中愤怒揭露穿着法官外衣的杀人犯，写道：“图卢兹法官车裂了最无辜的人。几乎整个朗格多克由于恐惧在呻吟。”
他又愤怒地驳斥了杀人犯的帮凶、那些阻挠案件重审的狂热教徒：“有些盲目的教徒公然主张与其使朗格多克省的１２位法官承认错误，不如车裂一个无辜的老加尔文教徒。甚至有人说：‘法官的人数多于姓卡拉的人数’，由此得的结论是卡拉一家应为保全法官的荣誉而牺牲。”
当法庭背靠政权力量以高压手段不让伏尔泰和他的律师们接触判决的原始文件时，伏尔泰在他一生中打得最艰苦的这场战争中毫不气馁，不懈地作鼓动工作。 他发起一场宣传战，使卡拉案件成为欧洲所有国家所有家庭关心的事，把全欧洲的舆论争取到自己这一边。 声援者包括了法国的旭阿索公爵，普鲁士王腓特烈大帝、俄国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甚至有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各地成千上万的人，连同英格兰国王、俄国女皇都为帮助卡拉一家而捐款。政府被伏尔泰掀起的风暴吓坏了。大法官终于在１７６５年决定重审卡拉一案，包括启蒙学者杜尔哥在内的五十个受托推事组成特别法庭对此案进行重新审理。 １７６６年３月９日，特别法庭撤销了图卢兹法庭的判决，宣布卡拉无罪。 人们还说服路易十五赐给卡拉的遗孀和孩子们一小笔钱。 处理卡拉案件的地方官被解了职。政府最终以委婉态度处理了这件事。 但胜利了的伏尔泰由这一场战斗意识到卡拉案并非个别。 此后，他把余生中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一个接一个平反冤狱上。１７６６年，法国驻印度长官拉利伯爵与英国人战败被诬卖国而判死刑。 在他死后经伏尔泰的辩护而恢复了名誉。１７６９年，图卢兹附近一个新教徒乡绅因在家中盛情招待过一位前来参观的加尔文牧师，结果被剥夺财产，罚作划船苦工。１３年后，已年近８０的伏尔泰知道了这件事。他着手争取这位受害者的权利，直到政府退还部分罚没财产，让他和妻儿返回家园为止。 另一位受害者是因为参加了新教徒的露天集会而被抓。 他被罚作无期划船苦工。 他也经伏尔泰多方调查而获释。 这些事，只是无数经伏尔泰平反的案件中的几例。他着手的第二个大案是为图卢兹附近村庄一位叫西尔文的新教徒平反。１７６４年，西尔文的女儿在修道院的异常气氛中精神分裂，投井而死。 西尔文一家重遭卡拉的命运。 西尔文夫妇被判吊死，女儿们被判观看父母死刑，然后终身流放。伏尔泰处理完卡拉案件便立即转到西尔文一案。 图卢兹法庭仍然拒绝提供任何资料。 伏尔泰开始了又一轮宣传，请普鲁士王、俄国女皇和波兰国王捐款、声援，直到迫使法国国王过问这件事为止。１７２年，在伏尔泰不屈不挠进行上诉的第八个年头，西尔文被宣判无罪，西尔文一家的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