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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你的腿脚虽像石膏塑的，心却是黄金铸的。”为了提神应付工作，老人已经必须一天喝１８杯咖啡。 结果，他严重失眠，神经衰弱，暴躁易怒，动不动就举起拐杖打人，据说还用“优雅和丰富的词汇”咒骂人。５月１１日，他发烧了。病情传出，无数民众肃穆沉痛，聚集在路旁，伫立在窗外。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病重的老人被平日簇拥着他的侄女德尼夫人和维莱特侯爵弃置在后院一间小屋里，孤独地受着病痛折磨。 不顾阻拦、偷偷溜进病房的日内瓦人拉克尔先生目睹了老人的惨状。 他看见老人独自走出浴室，冻得瑟瑟发抖，嘟嘟囔囔地埋怨没人照料他。拉克尔先生后来说，“那时我不敢详细说出伏尔泰先生临终前２０天的孤苦凄惨状况，我怕别人指责我是招摇撞骗，看到当时那种景象，真令人心如刀割，感到痛苦、恐怖！”
５月３０日，伏尔泰与世长辞。他曾担心死后遗体遭到教士们凌辱。 在２月那次吐血后对人说：“我不愿意像可怜的楼古佛烈那样被丢到垃圾场上。”
那时，神父们的确已经在跃跃欲试要以这种凌辱来报复他们的宿敌了。 当时正生活在巴黎的俄国人巴里亚京斯基禀告叶卡捷林娜二世：“有关伏尔泰生病和病情危急的传说很快就传遍了巴黎。 神父和信仰上帝的人们兴高采烈；而所有正直的人们却深为悲伤……但是，从不宽恕人的神父的仇恨表现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上。 伪君子们开始给巴黎大主教写信，要求伏尔泰如果去世了的话，不要埋葬他的尸体。 大主教郑重地答应他们这个要求……所有的神父都显出无耻的高兴。”④不过，他们高兴早了三个月。５月３０日，当伏尔泰终于不能再起来反对教会、再不能发出他那令教会胆寒的笑声时，教会就放心大胆地着手实施他们等待已久的报复计划了。 教会人士宣布老人为无神论者，不许把他葬在教墓上，威吓着要把他的遗骸弃在荒郊，如同４８年前对待天才演员楼古佛烈小姐那样。 爱护他的人们把他的遗体秘密运到香槟省，安葬在他的侄子当神父的舍利埃教堂内。１７９１年，在大革命高潮中，宪政会议决定把伏尔泰遗骸迁葬先贤祠。 生前被流放了近六十年死后遗骸又被流放了十三年的伏尔泰再次凯旋回归巴黎。 在隆重运送伏尔泰遗骸的灵车上，起义的法国人民写下一句概括了他一生全部活动的话：“他教育我们走向自由”。
注释：① 教友派：创立于１７世纪的一个基督教派别。② 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上海三联书店，第２３页。③ 安德烈。 莫洛亚：《伏尔泰传》，见《傅雷译文集》第１２卷，第４８８页。④ 转引自阿尔塔莫诺夫著《伏尔泰传》，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９页。
伏尔泰的精神遗产
想给天才下定义的人，对于天才感觉多于了解；应该由天才本身做自我介绍。 这篇关于天才的文章不应该由我来写，应该由那些给本世纪带来荣誉的特殊人物之一①来编写，这样的人，如果他想了解天才，只需要看看自己就够了。——狄德罗
伏尔泰漫长的活动跨了三个时代。 他从路易十四统治末期开始，以政治讽刺诗有声有色地拉开了活动序幕，然后横贯路易十五的全部统治时期，直至路易十六统治前期。 活动于路易十五时期的时间就将近六十年，加上在路易十六时期的那几年，大半个世纪，伏尔泰和他的朋友们以他们的笔令旧势力不堪招架，穷于应付。 伏尔泰很以自己手中的笔而自豪，说：“我没有王权，但我有一支笔。”他跟其他所有文化巨人一样，最充分地使用了手中的笔。 哪怕孤独一人，哪怕在最可怕的逆境中，他“写的作品也和作家协会所有作家写的总数一样多”（房龙语）。本书的开头曾提到过，伏尔泰死后由博马舍编纂出版的全集达９２卷之多，所涉内容几乎遍及人文学每个领域，甚至包括自然科学。 对他的著作，亚当。斯密这样评价：“理性受赐于他之处不可估量。通过他给予一切教派的狂信者和异教徒的大量嘲笑和讽刺，才有可能使人类的知性产生真理之光，使人们作好准备，去进行一切有理智的头脑应该进行的探索。 他对人类的贡献，远远大于那些板着脸的哲学家，后者写的书只有极少数人读，而伏尔泰的书是为一切人写的，一切人都在读。”②只要流览一下伏尔泰留下的遗产，就能领会到出自斯密这样严谨的思想家这番话的分量。
注释：① 指伏尔泰。② 引自约翰。 雷《亚当。 斯密传》，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７１页。
一、哲学上的两面出击
作为启蒙哲学家的伏尔泰写了大量哲学著作。 其中最重要的有《哲学通信》、《论形而上学》、《牛顿哲学原理》、《无知的哲学家》和《哲学辞典》。通常认为，伏尔泰的哲学在内容上没有提出自己的独创性观点，而是过去思想遗产的整理和发挥，尤其是当时最新成就牛顿科学和洛克哲学的介绍和阐释。 他的功绩在于，由于他的介绍和阐释，牛顿和洛克在１８世纪的法国有了无比巨大的感召力，从而使英国经验主义取代了思辩哲学的无据空论而在法国盛行起来。这种看法固然不错。 然而如果根据他的哲学在内容上对前人思想的依赖，便认为伏尔泰的整个哲学思想没有独创性，这就过于轻率了。著名的现代哲学家Ｅ。 卡西尔公正地指出，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哲学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独具特色的思维形式。 它一反经院哲学以来的“体系癖”，以自由的，生动活泼的精神去冲破体系的僵硬藩篱，又以自由的、生动活泼的形式把哲学从狭隘的理论框架中解放出来，使它不再局限于纯思维的王国，而是要求去“触及并探明那些产生了全部理智活动（如思维本身）的更深层事物”①；而且它的全部努力也并不像我们过去通常认为的是对生活和客观现象的反映和描述，相反，它注重创造，而且致力于解放这种创造性。例如，伏尔泰在一切哲学著作中都透出一种对思维自发的独创性的信仰。 他不采取构造体系的方法去谈哲学，而是以《哲学通信》、《哲学辞典》、以及哲理诗、哲理小说这类不受拘束极为自由的形式讨论哲学问题。 这样作避免了体系对思维独创性的妨碍，避免了体系对哲学思维范围的限制，而让哲学自由活动。 但是他采取通信、辞典这些反体系的哲学表达方式并不意味着放弃了体系精神，譬如像黑格尔说的，伏尔泰的哲学辞典只是一些关于世界的机智的独特见解，只是“零星片断的杂乱无章的表述”或“临时感发的转瞬即忘的空谈”②。 事实是，他让哲学自由活动，是既要运用哲学思维去审查过去的和现有的一切思想、制度、风尚习俗，又要去探寻出新的东西。 这种审查和探寻从各个不同方向都汇集到一个中心点，都在突出他那个世纪所发现的最重要的力量同时也是在过去许多个世纪中由于受到压抑而未能伸张的力量：这就是理性。正是对理性的伸张使伏尔泰和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哲学极富成果。 他们以哲学思维去触及一切，并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 他们在哲学上的失误在于，当他们在审查过去的哲学时，由于对科学和实验证据的推崇使他们过低估计了过去思辩哲学的价值。 伏尔泰刻薄地把所有柏拉图主义者都比喻为“优雅的饶舌者”；对笛卡尔、莱布尼兹这些１７世纪的哲学天才的评价经常失之于偏激和不公正，他甚至断言，从柏拉图到洛克之间什么也没有。 这种偏向导致一种哲学思维上的重大缺陷。 伏尔泰依托于洛克的感觉经验论，又把从牛顿物理学引伸出来的分析方法当作认识一切事物的基本方法，力求通过分析达到认识的清楚明白。 他忽略了世界由于本身的复杂而具有某些不可分析性，尤其在涉及人的精神世界、信仰等问题上时，分析方法是有限的。 对分析方法有限性的忽视使他在对具体的或现实的问题进行剖析时，处处都是最精彩最中肯最透辟的见解，但一接触到超现实问题，他的思想与其说是深刻的却毋宁说是机智的。 对此，安德烈。莫洛亚有一个中肯的批评：“一种完全清楚明白的学说不大容易把暗晦的世界表现真切。”
这一点，在伏尔泰对帕斯卡的批判上表现得特别突出。伏尔泰对于利用理性力量去破解人性之谜、洞悉事物本质十分自信。 出于这种自信，也出于要确立人和人的思维独立性的启蒙目标，他向１７世纪最深刻的哲学家和悲观主义者帕斯卡挑战。 在《哲学通信》中，伏尔泰就把帕斯卡看成他在哲学上必须面对的强大对手，以最长的篇幅批判了帕斯卡的《思想录》。半个多世纪后又以《最后的批评》来补充和支持了早年对帕斯卡的批判。 针对帕斯卡在《思想录》中描写人类的丑恶，伏尔泰宣布：“他雄辩地向人类发出咒骂，我敢于为人类辩护。”他指责帕斯卡把人类全都写成凶恶而不幸的，说他著文反对人性差不多和他著文反对耶稣会修士一样。帕斯卡把人比喻为被铁链锁着的待处决的死囚，每天从自己亲眼目睹的被处决的同伴身上看到自己的命运。 伏尔泰不无道理地为人类申辩道：“在一首讽刺诗里，人们尽可指出人类的丑恶面；但是，只须还保有些理智的人，就不得不承认在所有动物中，人是最完善、最幸福、也活得最久。 因此，我们不必诧异，与其因为不幸和生命短促而自怜，不如应该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长寿而惊喜、而庆贺。”③帕斯卡认为人类蒙昧而不幸，人的本性又显现出令人吃惊的冲突，整个宇宙却对此沉默无声，“人没有光明，全凭自己挣扎，仿佛在宇宙的这个角落迷失了道路，却不知道是谁把他放在此地的，不知道为什么到这儿来，不知道死后会变作什么样”。伏尔泰反驳说：“我们的生活并不像某些人要我们相信的那样不幸。把宇宙看作牢狱，把所有人看作马上要受死刑的罪犯，这是一种狂信者的观念。相信世界是福地乐土，那儿只有欢愉：这是一个花花公子的梦想。”④他认为一个哲人应该摈弃这两种看法，而坚决相信大地、人类和动物是按照上帝意旨而存在着的。帕斯卡揭示出人是充满矛盾的动物。对于认识自己，人的理性无能为力，他说：“谁能理清这团混乱？……高傲的人啊，要有点自知之明，懂得你与你自己处于什么样的自相矛盾之中。 谦卑些吧，软弱无能的理性；安静些吧，低能的自然：你应该懂得，人无限地胜过人，应该从你的主人那里学到你本一无所知的人类的真实状况。倾听上帝吧！“
伏尔泰承认人身上的矛盾，但他并不认为从中可以得出理性软弱的结论，而是把人的种种矛盾看作对人的丰富性和无限可能性的证明。帕斯卡攻击人的情欲，把情欲视作罪恶和不幸之源。伏尔泰却并不因为人有种种情欲而把人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