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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写作宗旨，伏尔泰把精神文化发展作为评价历史的标准，把法兰西科学院的创立作为路易十四时代的开端，以对内政、科学和文艺的出色描写使这部书成为近代第一部文化史著作。 伏尔泰认为，在路易十四提倡和保护学术文化的政策下，重视常识的精神和重视批判的精神发展起来，无形中消灭了许多迷信；到１６７２年，纯粹控告邪术的罪名在法院中取消了。 伏尔泰通过对路易十四文化政策和文化发展状况的颂扬，鞭挞了路易十五对文化的敌视和他在文化上的专制政策。 路易十四虽然在政治上专制，但和他那位心胸狭隘的继承人比起来，他的文化政策相对开明，对文人也相当尊重。而路易十五对文化艺术的轻视甚至受到过黎塞留元帅的谏责。元帅在一次晚宴席上婉陈国王对本朝一批名士礼遇不周，还举了俄皇、普王在这方面的作为。 路易十五却反唇相讥：“难道有必要接见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达朗贝尔、维尔内这等人；难道必须和他们平起平坐！”
然后还不耐烦地挥手说：“我请普鲁士国王代劳吧！”
两相比较，伏尔泰对前朝自然抱有好感和怀念，但这种感情倾向并没有支配他对路易十四时代其他政策的评价。 他指出，路易十四的好战和宗教上的不宽容也造成了许多灾难，特别是１６８５年废除南特敕令，把对新教徒的迫害推到了最高峰，导致了影响深远的严重后果。 他在书中还通过对教派之争的记叙，揭示出无谓的神学争论是对人类理性的侮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书以超越民族界限的开阔眼光，力求广泛和公正地介绍了当时欧洲各民族的文化成就，而且对与法国敌对的英国政治制度、文化思想和自然科学推崇备至。 还不仅限于对欧洲各民族的介绍，伏尔泰在该书中甚至专章讨论了中国。他一方面批评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和科学上的碌碌无为；但同时又对中国的治国方式、宗教宽容和伦理道德大加赞扬，以此来抨击欧洲的专制和宗教狂热、宗教迫害。 尽管关于中国的一些赞辞不切实际，但开了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先河。 这一点，后来在《论各国的立国精神和礼俗》（简称《风俗论》）这部重要著作中得到充分发挥。在《风俗论》中，伏尔泰表现出他是西方第一个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思想家。 他说他这部书旨在说明“人类是通过哪些阶段，从过去的原始野蛮状态走向现代文明的”。
他一反基督教神学家的说法，完全用一种理智的、非宗教的观点来解释世界史，把全部人类历史看作理性与迷信斗争的历史。他指出：东方各国文化，特别是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在起源上比《圣经》所说的希伯来人文化早得多，基督教各个教派宣扬的宗教史观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站不住脚。 这样，他否定了长期统治西方史坛的神学历史观。 这部书中，同样不仅叙述欧洲各国的文化概况，也介绍东方国家的文化。 而对中国，他从一种远距离的了解中获得一种审美效应，以至在书中盛赞中国的“理性主义”文化；从他并不真正了解的儒学关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政治性表达中找到论据去抨击法国专制政体。 尽管有这类判断上的不确切，《风俗论》仍不失为建立包括东方各民族在内的新的世界史体系的成功尝试，它为后来的文化史研究也提供了范例。
《路易十五时代》同样不限于记述路易十五个人，而是着眼于说明一个时代的面貌。 虽然这部出版于路易十五在世时的著作少了他惯常有的抨击时政的特色，而且时有阿谀之词，但是他的批判锋芒仍然掩不住。 这尤其表现在他对这个时代司法黑暗的揭露上。 他指出：在法兰西，许多残酷和荒谬的刑法照样有效。 虽然希腊人和罗马人早就全部废除刑讯，只有罗马暴君萨拉才采用没收财产的制度，但刑讯和没收财产的制度在现在的法国还继续保留着。 他愤怒抨击法国的法官甚至仍然还可以从以色列国王的暴政中找到法律判例。 纵使有些法官的辩护已证明某人无罪，多数法官却依然能把无罪的人判以死刑。至于《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史》则着重阐述了彼得改革的进步意义，表达了理性必将战胜迷信的信念。伏尔泰在他的所有史学著作中都实现着哲学和历史学的结合。 作为这种结合的一个突出成就，是他得以把历史设想为过程。 仅此一点，就是对后来一些人把１８世纪说成一个“非历史”的世纪的否证。 在伏尔泰之后的１８世纪所有伟大的历史学家都以他为楷模，法国的杜尔哥、孔多塞、英国的吉本都有意识地以哲学眼光来写历史。 而伏尔泰通过写历史去揭示人的精神发展、揭示理性如何穿透由偏见和迷信布下的雾幛而向前推进，同时又借过往的经验和教训来昭示后人。在这一点上，他甚至是以克罗齐为代表的现代史学流派的先驱。 伏尔泰还在他的所有史学著作中实现着史学和艺术的结合，抱着“写历史如写悲剧”的态度，以艺术大师的手法去记载过去人们的愚昧和妄行。 对此，狄德罗是这样看的：“其他的历史家叙述事实，只是为了向我们说明这些事实，你却是为了使我们从内心激起对说谎、愚昧、虚伪、迷信、宗教狂热和暴政的憎恨。“由于这一切，伏尔泰开了一代史学新风。
三、文学：伏尔泰手中最自由的武器
“参孙挥动刑斧之前，先有伏尔泰发出那锐利的笑声。”
出自海涅之口的这句名言，是对伏尔泰的文学创作的力量的一个精当评价。正如伏尔泰的历史著作不是纯粹写历史，而是负载着揭示人类心灵、揭示理性与迷信的斗争的任务；伏尔泰的文学也不是纯文学。 在理性与迷信、偏见的斗争中，在人权与暴政的斗争中，文学是伏尔泰手中最自由、最得心应手的工具。他把哲学精神贯注于文学中，调动了诗、戏剧、小说等一切文学形式去绘出人间世相，去表达他的理想、去鞭挞一切丑类，去触及一切与人类有关的问题。伏尔泰面对的和他要对之挑战的，是拥有各式各样坏蛋并且要凭借坏蛋而得以肆虐的专横权力。 和这样一个对手是无法展开辩论的，讽刺和嘲笑就成了伏尔泰最有力的武器。他那些神出鬼没、无穷无尽、随口可出，冷不防就会落到哪位教士、贵族、王公、国王及其御用文人头上的讽刺诗和讽刺短文就是他的笑声的载体。 运用这种灵活方式，无论是教会的荣誉、自以为是的神父，还是信口雌黄的无聊作家，都逃不脱他的讥笑。 他调侃教会荣誉：“愚昧”收到了一只匣子这是“偏见”送给她的礼物。我亲爱的，可不许向“理智”乱说的那回事：教会的荣誉不是开玩笑的东西。——《题在装殓遗体的小匣子上》
他笑骂愚蠢牧师：
地窖里有几只小老鼠，急忙去赞美救世主：世界多好啊！一切多美啊！
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一伙——这一点是很明白的。——《论人》
又对腹中空空、专门喜欢写大书的无聊文人发出滑稽的抱怨：竟然要“残酷地迫使我这样一个活人去阅读什么内容也没有的整整的九卷书”。
在伏尔泰手里，嘲笑是能够战胜一切的最有力武器，而且这武器使得他像对狄德罗传授经验时说的那样，可以对强敌“射出暗箭，又不露出双手”。赫尔岑也说伏尔泰的讥讽嘲笑摧毁力无穷，因为他的讥笑像闪电似的击中并灼伤他的敌人。 这样大的威力不仅是因为渗透于这种讥笑中令被笑者恼怒、胆寒的尖刻和锐利，还因为在他洋溢于笑声中、“使自己凌驾于逗人发笑的事物之上“
（《哲学辞典》，“笑”）的优越感面前，被笑者显得无比的卑微、琐屑和愚蠢。伏尔泰在文学上酷爱的是悲剧。 他的主要精力是从事悲剧创作，还常常在自己的家庭剧院内亲自参加演出。 伏尔泰写悲剧，是他的趣味所在。 但他更是为了以悲剧为武器向专制政体和教会发起进攻。他的第一部悲剧《俄狄浦斯王》是他在２３岁时根据古希腊诗人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剧改写的。 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勇敢高尚，富有智慧。 他刚一出生，就由于一道断言他日后注定要杀父娶母的神谕而被弃荒郊。 他竭力逃避这不幸的命运，却被命运一步步引向杀父娶母；他道破了天下最难解的谜，却猜不中自己的谜而葬送在对自己的迷误中，他拯救了忒拜城的人民，自己却受命运捉弄而落入灾难的渊底。 这个震撼人心灵的神话揭示了个人意志与不可知力量的冲突是人永远要面对的基本命运。 伏尔泰借用这个神话，否定了人间苦难是人的原罪造成的，控诉了神对高尚的人滥施淫威，恶意作弄人，制造人间悲剧。 他通过剧情发展，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深渊，神正阴险狠毒地把善良的人推入这个深渊。 在剧情发展的高潮，他让俄狄浦斯悲愤交加地发出抗议：“残忍的诸神，你们使我犯罪，而你们又因这些罪行来处死我啊！”
这个抗议揭穿了所谓全知全能全善的神的虚妄。 这是伏尔泰启蒙思想和哲学理念的一个基本主题。他的第二部著名悲剧是《查伊尔》。
它的故事背景是十字军东征时代的耶路撒冷。 苏丹奥罗斯曼是个勇敢的军人和宽厚的执政者。 他与美丽的女俘虏查伊尔相爱了。 但查伊尔是受过洗的基督徒，她与伊斯兰教的苏丹相爱是违背教规的。宗教成了他们之间感情的障碍，并且最终导致了悲剧结局：查伊尔被杀和苏丹自杀。 伏尔泰通过这个剧本提出了启蒙思想家们极其重视的人类情感问题，控诉了宗教偏见对基本人类情感的扼杀。《穆罕默德》则是伏尔泰反对教权主义的力作。伏尔泰处于基督教教权控制下的法国，为了避开教会和政府的打击，他借用了穆罕默德来作为一切制度化宗教的教士代表。 他笔下的穆罕默德是个骗子、滑头、冒名顶替者和恶棍。 他好不容易逃脱了因卑鄙行为而被判的死刑，又狡猾地利用了民众的迷信和因无知而对上苍产生的信仰，煽动一些狂热崇拜者跟随他，甚至一些高尚而诚实的人也上他的当，成为宗教狂热的牺牲品。 剧中的睿智老人萨菲尔悲痛地说：
迷信顽固的残酷性蹂躏了最美好的心灵。
而那位“暴政的祖师爷”则以阴谋和血腥造就了他的地位。 他向人宣布：
谁思考——谁就不是信徒；唯唯诺诺的沉默，——这就是法律！
这实际上是基督教的宗教裁判所借穆罕默德之口在说话。伏尔泰不仅写了大量悲剧，他也创作喜剧。 他的喜剧不像悲剧那样有着明确的启蒙目的，而是利用这种体裁给丑类们画像。 在他以喜剧笔法画的形形色色丑类中，很引人注目的是文人中那些为了在宫廷和教会的残汤剩菜中分得一杯羹的败类。 这些人对启蒙思想家进行围攻、诬蔑、告密、诽谤……，无所不为。 曾写过恶劣喜剧《哲学家们》攻击百科全书派的巴利索，还有文化鹰犬弗列隆都是这类人的典型。 伏尔泰自己就多次中过这些败类的暗箭，而他的还击则是永久性的。他为《百科全书》写了“文人”辞条，以后又在《哲学辞典》中写了“文学、文人或知识分子”条目。 这两个辞条都从特性、学养、社会功能、道德人格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