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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极大地扩展了古罗马皇帝们对书的惩罚范围，把它施于一切对耶稣言行的理解与教会不同的人，甚至施于一切出自独立理性的作品。 印刷术的发明使书籍数量猛增，提供了加快民众理智发展的可能，无论政权和教会都面临自己宣传灌输的一套观念和信仰受到理智检查、审视的严重威胁，书刊检查机构便不失时机地随着印刷术的广泛使用而出现了。 这种机构在世俗政权和教会中都地位显赫，有着可怕的权限。 它以遍布于社会每个角落的特务去监视人的思想，用强力手段来控制舆论，防止人们接触新思想而以免使过去确信的东西遭到怀疑和动摇。 从此也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删除、涂抹、禁止、焚烧。 无数书籍因被删、涂、撕扯而残缺不全；大量书因一纸禁令而无出头之日；而许多书连同它们的作者或者持有者被投入火堆则使书刊检查制度始终伴随着血腥。 由罗马天主教烧死的布鲁诺和被加尔文烧死的塞拉维特只是无数因自己的言论著述而殉难的人们中间的两个著名人物，还有更多的殉难者，他们的身世和姓名都淹没在了无法穿透的黑夜之中。可以说，这种邪恶制度一发明出来就是专门为着践踏人类理性，绞杀人类理性最优秀的代表人物的。如果有人说，书刊检查制度的发明使人类向黑暗和愚昧倒退了许多年，这一点也不夸张。好在，书刊检查无法像恢恢天网那样疏而不漏，人类理智的成果虽然历经劫难却仍在暗中传播，在重重围剿中扩大着它们的影响。 公元前后，古罗马史学家克列穆齐。科尔特的著作被官方焚烧后却保留下许多手抄本在民间流传。 对此，以史学著作而名垂千古的塔西陀评说道：“这是对那些监督者的嘲弄。 他们梦想，他们无所不能的权势可以毁灭下一代人的回忆。 尽管当局疯狂扼杀理智，但他们的猖狂暴行却使自己蒙受耻辱，而使被害者获得荣誉。”遗憾的是，这种使迫害者蒙耻而使被害者光荣的蠢举一开始就被人们代代模仿和重复。到伏尔泰的时代，蠢举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因依赖于它的政权和教权早已对自身力量失去信心而更加肆狂。 伏尔泰痛恨书刊检查制度在历史上的血腥残暴，更痛恨它在现实中的肆狂。 他动员了一切方法去摧毁这种制度。 他以揭露和攻击使它声名狼藉。 但他更注重正面去雄辩地阐释人的表达权。伏尔泰把“写作的自由”看成是“人权的真正保障”。他在《哲学辞典》“出版自由”条中断然说道：“我们有文责自负地使用自己的笔杆和舌头的自然权利。 我知道很多书是冗长乏味的；可我不知道哪怕有那么一本书曾造成过真正有害的结果。“在《因卡拉之死论宽容》中也说：”无论何人，有权发表他认为正当的言论，只要它不妨害公共秩序。“
与此同时，他又反复向法国人民介绍曾在英国观察到和经历到的言论出版自由，借此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可资效仿的榜样。 更重要的是，他通过介绍英国，提出以法律来保障这种自由。 他说，英国法制“给予每个人以天赋的权利”，“这些权利乃是：人身和财产的全部自由；用笔向国家提意见的自由；只能在一个由自由人所组成的陪审员会面前才可受刑事审问的自由；不管什么案件，只能按照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来裁判的自由；放弃英国圣公会信徒对某些职位的特权，信仰的自由。”
这些差不多在所有君主政体都被剥夺的权利之所以在英国受到保障，是因为英国人民自己“制订了法律，或者他们相信是他们制订的”。⑥伏尔泰由此表达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成为自由，那就是只受法律支配。”而且这种法律应该是人民自己参与制订的而不是当局随心所欲颁布的。 这就使思考超出了言论出版自由，把它与人权和立法联系起来。“自由就是只受法律支配”，无异于宣布：在法国这个君主专制和教权无限的国家，个人要独立于这一切权力；也无异于宣布个人的思想信仰、言论不受政权与教权干涉，不转让也不交换。 这正是伏尔泰终生信守的。 他抵不住虚荣心的诱惑曾兴冲冲地在路易十五的宫廷中担任史官；又挡不住普鲁士王的恭维而满怀希望地投在普王麾下。 但是无论朝臣的身份还是上宾的地位都无法堵住他那让全世界都听得到的嘲笑和抨击，以至他最终不得不与帝王们“在不可调和的敌对中分道扬镳”（弗。 梅林）。显然，在伏尔泰看来，在这个他宣布“理性的日子来到了”的时代，一般人屈服于愚昧和黑暗去接受最荒谬的东西是理性时代的耻辱；理性发达的学者们对分明荒谬和不公正的现象装聋作哑，更是这个时代的耻辱。
三、宽容原则
每个人都以自己为正统，这些……只不过是人们互相争夺统治他人的权力和最高权威的标记罢了。——洛 克
个人的思想、信仰和表达的自由，要求人们和社会具备一种重要的文明素质或态度，这就是宽容。 作为个人的文明素质，宽容意味着承认与自己不同的思想、见解、信仰和生活方式存在的权利；作为社会文明的标志，宽容意味着社会不以任何方式去推行整齐划一的观念和信仰，不制造任何形式的国家宗教去凌驾于个人选择之上，而是允许不同的观点和信念平等地共存于社会之中，把和平的争论与对话作为传播真理的唯一正确方法。宽容的实质是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一方面承认任何人都有权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得出结论。 另一方面是承认自己认识的有限性和犯错误的可能性。 理性精神把任何以自己的观点去支配他人的企图看成是狂妄的和对别人的侮辱。 把宽容确立为人类精神活动领域的基本原则，是人类理性战胜偏见和狂热的最大成果。但宽容原则的确经过了漫长的艰苦历程，在这个历程中，伏尔泰发动的世界性的争取思想自由和宽容的斗争起了关键作用。 这场斗争的直接起因是前面提到过的那几次宗教迫害案件，但斗争本身在欧洲已经蕴酿了好几百年。 它的主要对立面是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内的制度化宗教的教权主义。天主教的罗马教廷既有着维持全球公正与和平的理想和努力，又有着维持其作为上帝代言人的独尊地位和充当一切人精神主宰地位的野心。 前一种努力使教会担当了教化、抚慰、播种文明的使命；但是独尊地位所具有的现实利益却诱使教会各级首脑经常放弃前一种可敬的努力，而去到处搜索和扑灭一切可能引起人们怀疑教会教义、动摇教会地位的思想和言行。 教会把有这种嫌疑的思想、言行统统叫作“异端”。于是，不容异见的不宽容就发明了异端裁判所，借助于恐怖统治去推行教义；又引发了大规模的宗教战争，试图用火与剑强迫一切人承认教廷的权威。 饱受不宽容之苦的新教徒在取得优势地位的地方，表现起这种邪恶精神的狭隘和残忍来也毫不亚于他们的对头。 不宽容在各教派之间煽起的仇恨和狂热造成了无数社会灾难。 异端裁判所的屠杀和战争中的互相残杀只是由此造成的无数社会灾难中最显见的。 更深刻的灾难是，不宽容在司法史上写下了最黑暗的一页：利用法律来谋杀异己；同时，它还必然伴随特务政治、告密制度。它们连成一座智力的和精神的无形监狱，去囚禁理智、泯灭良知。 而且，由于不宽容用恐怖手段支配人们的信仰，它实际上也就摧毁了真正宗教信仰的基础。 正如洛克在为宗教宽容辩护时所说，“真正的宗教的全部生命和动力，只在于内在的心灵里的确信，没有这种确信，信仰就不成其为信仰”⑦。结果，便产生大批盲信者、伪君子和形形色色卑鄙小人。 靠着不宽容造成的一潭死水的精神状态和普遍的智力迟钝局面，卑鄙小人就有了行恶的用武之地，可以专门去打击最优秀的人，去把那些心灵高尚、智力发达、情感丰富、内在生活有深度的人置于最困难的处境；还可以专门去败坏社会风气，去腐蚀人们本来就被狂热和无情的争斗扭曲了的人性。总之，宽容是要维护人类精神的丰富性，不宽容则以整齐划一去剥夺精神本来所具有的丰富性；宽容来自对理性的信念和对人的本质的尊重，不宽容既出自蔑视他人心理尊严的狂妄和自以为是，也出于狭隘自私的利益计较和罪恶的权欲。它意味着把自己的偏见甚至是谎言上升为原则强加于人，尤其当这种不宽容成为权力机构奉行的原则时，它就会用暴力把信仰和感情强加于人，而且一定要与人们的愚蠢、嫉妒、邪恶结成围剿杰出者和真知灼见的神圣同盟。反对不宽容的斗争早在有了教派斗争时就开始了，这是由那些受压制受迫害的教派为取得自己的生存权而进行的。不幸的是，基于教派立场的反不宽容很少能带来宽容的结果。如果斗争有胜有负，结果总是像烙饼似的把不宽容轮换着施于失败的一方。 真正的反对不宽容的斗争是由一些孤独的学者们进行的。 他们在精神上游离于任何教派之外，他们反对不宽容不是出于哪一个教派的立场，而是出于人类精神；他们的斗争也不是因为自己受到了压制，而是因为不宽容本身的邪恶，因为不宽容剥夺了人运用理性的权利从而侮辱了人，因为不宽容滥用暴力、纵容败德恶行、制造社会灾难。最早公开投入这场斗争的孤独战士是１６世纪一位流亡瑞士的穷学者塞巴斯蒂安。 卡斯特利奥。加尔文以“异端”罪名烧死科学家塞拉维特的事件震惊了他。 这位身在异国连居住权都没有的难民站出来向权倾一时、炙手可热、在新教中垄断着圣经解释权的加尔文挑战了。 他写了《为宗教宽容宣言》，怒斥以异端罪名谋杀无辜者，大声宣告了思想自由的权利。 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中，卡斯特利奥失败了，或许只是因为早逝，他自己才得免于被烧死的命运，而且，假如后来不是茨威格写下《异端的权利》一书，他的名字也许会永远被遮盖在历史的重重黑幕之下。 但是，卡斯特利奥以人类立场发言和斗争的精神是不朽的。 在他之后，这种精神在不同国界的学者们身上反复再现了，他公开宣告的原则在一百多年以后由英国的洛克在《论宗教宽容》一书中重新提出并作了有力论证。 接下来就是伏尔泰的斗争了。在伏尔泰的时代，英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对宗教信仰和思想的宽容。 但法国自从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后，压制与当局不同的宗教思想和政治见解的审查制度更加严厉。 这种状况使得“任何主张改革的哲学都不能不把宗教宽容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⑧。 在欧洲历史上蕴酿了几百年的宽容与不宽容的斗争，在１８世纪的法国已成一触即发之势。伏尔泰以他过人的敏锐不失时机地抓住了那些不断出现的宗教迫害案例，以骑士般的平反冤狱活动点燃了导火索，而且大张旗鼓地宣传和争取舆论把它变成一场世界性斗争。 使伏尔泰的名字和宽容原则的确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也许就是他发动的这场大规模斗争。 然而，他为此所作的事远远不止这场声势浩大的斗争。 他一开始写作生涯就从未停止过争取宽容。 在６０多年中，他不遗余力地揭露和攻击教权主义，声嘶力竭地反对宗教迷狂，不厌其烦地申说思想、信仰自由。伏尔泰为确立宽容原则所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借助于历史事实，通过比较来揭示出宽容带来和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