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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革命的大地震震垮了旧世界已经腐坏了的部分，也损坏了许多健康有益的东西，还无情地吞噬了许多有罪者和无辜者的生命。 好在，这场革命一开始就作为目标要争取的东西没有在大震荡中被毁掉，这就是体现在《人权与公民宣言》中的那些目标和原则。１７８９年８月由国民议会通过了《人权与公民宣言》。
它包含了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主要内容。如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百科全书派的自然权利理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伏尔泰的个人自由必须受到保护，使之免受警察的专横和司法机关的错判的思想以及卢梭的人民公意和国民主权的理论。 所有这些来自十八世纪启蒙学者的思想都“曾力求突出和规定对于人类最为基本因而又最为普遍适用的原则”。③法国革命中出现过可怕的混乱和暴行，但是又以这部宣言向全世界宣告了“人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的原则，传播了新时代的福音。它不仅经受住了法国革命的震荡和以后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而成为法国宪法的基本的原则，而且成为人类自由权利的基本宪章。如果要问伏尔泰和其他启蒙学者的思想通过法国革命给予人类的究竟是什么，那么应该说正是由这部人权宣言所体现的一切，而不是伴随着革命曾一度出现的那种摧毁一切的无政府状态和残酷性。
三、并非结论
他为人类作了多少事啊！——别林斯基
伏尔泰的活动太复杂了，人生轨迹太丰富了。 但是在这复杂丰富的活动和人生轨迹中清晰可辨的是伏尔泰对不公正的憎恨，对一切罪恶的谴责，无论这罪恶是腐败还是战争，是宗教暴政还是世俗政权的虐狂。 但在伏尔泰漫长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与其他启蒙学者一道呕心沥血地确立一些普遍价值，不屈不挠地为维护公理而斗争。这种对普遍价值和公理的信念，现今在一些把无价值、无信仰标榜为现代性的人眼中已是被嘲笑的对象。 然而人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不仅要靠食物、空气维持生命，而且更要靠信念生活，靠拥有某种价值而生活。 在涉及人和社会的问题上，任何“无价值”或者“价值中立”的标榜都是虚伪的。 因为这种标榜本身就是对人类基本价值和原则的冷淡表明了一种价值倾向性，而且这类标榜还往往掩盖着对某种不便公开言明的目标的追逐。 当这种标榜成为一种时髦时，它起着扰乱和消融基本的价值界限的作用，制造出一种新的愚昧；使人们的是非善恶感变得迟钝。而这些就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着、蔓延着，准备着人的生存陷阱和灾难。 在这种情况下，回过头去了解像伏尔泰这样的先哲，了解和感受他那个时代的精神状态，重温经由他们的探寻和奋斗而确立起来的普遍价值，可以疗治现在人们常患的价值失落症、良心麻痹症以及由此导致的其他各种病症。例如，整个十八世纪对理性的信仰激发出一股巨大的精神能量，它使一切都受到分析、讨论、质询。 比起我们自己近几十年来要么精神沉寂，要么走马灯似地从一个潮流扑向另一个潮流，十八世纪的精神激发状态是一个更符合人的物种尺度的状态，而后一种状态则多少显出某种人性退化之虞。因为，精神沉寂意味着人的理性受到压制或是被人弃而不用，而不断趋附时潮则是在表面的忙碌热闹下遮盖着精神上的惊人贫瘠和庸懒，它们都是精神贫弱的不同表现。两相对照，１８世纪的精神状态很可以震颤一下某些当代人麻痹了的神经。至于伏尔泰他们倡扬和实践的世界主义，实际上是公民意识在国家、民族、人类关系上的体现。 今天，它不仅是抗衡不断引发战争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原则和精神素质，而且由于它具有使人心胸博大、眼界开阔的特性因而能使爱国主义这一人的宝贵精神素质免于走入迷途，尤其是在下面这种情况下它的这一作用更具现实意义：时下，在一些人身上，爱国主义被扭曲成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表现为一种装腔作势的自大狂；与这种病态并存的是，又有一部分人拼命去表现和炫耀种种可称之为殖民地心态的卑下作派，倾心于模仿另一种文化的皮相，而且模仿的往往是在另一种文化中也被视为垃圾的东西……
伏尔泰一生作了很多事情。 由于他的活动和著述，他成了给十八世纪带来荣誉的特殊人物。 而他提供给人类的一切在他去世两个多世纪后并未过时，他自己也因此而当之无愧一直享有崇高荣誉。 在他生前死后，进步人类由衷地献给他无数赞辞。 拜伦在长诗《查尔德。 哈罗德》中赞伏尔泰用语言的巨大力量“时而战胜愚蠢”，时而“威胁王位”；卡莱尔说，“他的一生都是在反对谬误和不公平，解救卡拉们，揭穿占据高位的伪君子的假面具中度过的。 ……尽管他是以一种古怪的方式，但他毕竟像一个战士那样进行了战斗。”④巴尔扎克把伏尔泰列入那种在历史上不多见的因其思想而力量无边的人之中，这些人不像帝王的统治根深蒂固的习惯所具有的抵抗力，他甚至天真到去禀告国王，普通教育可以在十年内改变人民以往一切偏见。但不论包括伏尔泰在内的启蒙思想家们对理性的信仰有多么天真，这种信仰释放出一股巨大的理性力量，它使一切既有的东西都受到了怀疑、分析和讨论。 只是他们把理性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这使他们还在确立对理性的信仰之时便已经在他们的努力中隐伏着一种理性的僭妄，试图用理性去认识一切、评判一切、解决一切。 人们在生活中面对复杂的世界和问题，理性须臾不可缺。 然而又有许多事情纯粹依靠理性去解决或处理是不够的。 当伏尔泰只靠理性去向帕斯卡的思想挑战时就经常显得捉襟见肘；甚至在文学欣赏上，排斥一切神秘的纯粹理性也会造成障碍和局限，使伏尔泰不能理解塔索和弥尔顿这样的诗人。 这个问题也是后世众多批评的一个焦点。 在１９世纪，拉法格就曾刻薄地说：“１８世纪的狄德罗、伏尔泰、卢梭、达朗贝尔和孔狄亚克之流，使这个资产阶级过多地用了思想，以至它不得不企望休息”。⑤不过，问题显然不在于拉法格说的是“过多”运用了思想（或理性），而在于他们还未能对这种新信仰以必要的限制。如果说伏尔泰他们过分倚重理性导致了被１９世纪末以来批评人们所批评的理性的僭妄；那么，同样无可怀疑的是，去批评理性的僭妄，去发现理性力量的限度的，也首先是像伏尔泰等人一样调动了理性的全部力量去不断探究的人，而肯定不会是把理性弃置一旁只凭感悟力的人，无论这样的人有多高天赋、多敏锐的感受性；更不会是懒于思索、精神庸怠的人。事实上，１８世纪对理性的信仰，成果是极其丰硕的。 这尤其体现在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凭借理性确立的新原则上。 这些新原则包括思想、信仰和表达的自由，宽容原则，尊重公理、世界主义、和平与反战等原则。 它们一方面为人们以理性的和平道路来消除社会灾难、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精神构架，表明了理性精神既不是嗜血的也不是反叛的，而是在实践上既反对不负责任的乱民情绪，又有别于不深思熟虑的激进主张。 另一方面，伏尔泰和他的同道们对这些原则的坚信以及他们为实现这些原则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又有力地证明了伏尔泰他们的怀疑并不纯然是否定性的，更不是一无所信，毋宁说，他们的怀疑正是为了真实地相信，合理的怀疑是坚实的信仰的另一面；或者也可以说，理性精神本来就同时包含怀疑和信仰。当伏尔泰们试图以理性去洞察一切事物，破解一切谜底时，他们是走过头了，也由此暴露了理性能力的有限。 但他们在以理性探索来确立这些原则时，却表现出了理性精神的谦卑和谨慎、也表现了理性能力在其适用范围内是极其卓越的。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主要是由伏尔泰对这些原则所作的阐释中进一步看到。
四、思想、信仰和表达的自由
他们认为……人人都不应当是门外汉……人们的常识有权表示自己的赞同，自己的判断了。……把能思维的人当门外汉对待，是最残酷的。 那些人用自己的天才、热情、聪明、勇敢英勇地争取到了这种从事主观认识、洞察、信服的伟大人权。——黑格尔
在“自由”辞条中，伏尔泰坚决主张自由就是“做你愿意做的事”，而不是表现在诸如你可以“自由地向左或向右吐痰，向左或向右侧着睡觉，溜达四个圈儿或五个圈儿”之类琐屑场合。 他认为只能用于这类场合的权利对于人没有什么用处。 其实如果以为这就算享有了不过一朝一代，而是影响绵延几个世纪。⑥在巴黎纪念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时，雨果则发表了震惊世界舆论的著名演说：“他在一百年前与世长辞，但他曾造福人类因而永垂不朽。”
“伏尔泰独自一人，向社会上一切邪恶的联合力量宣战，向这茫茫的恐怖世界宣战，并与之搏斗。 他的武器……是那轻若微风重如霹雳的——一支笔。”
“他用这武器进行战斗，用这武器赢得胜利。”一如雨果所说，人类至今也需要向这位睿智的老人请教。作为一个斗士，伏尔泰还享有一种特殊荣誉：对于一切试图遮蔽理性，愚弄人民的机构或一切反人类的暴君来说，死去的伏尔泰同他生前一样可怕。１７８５年，在伏尔泰去世七年后，并不慷慨的教会赠巨款给路易十六的政府，交换条件是取得国王颁布禁止出版伏尔泰全集的命令。 由于十八世纪是伏尔泰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朋友们的世纪，这个世纪就成了梵蒂冈教廷书目委员会最紧张最忙碌、发布禁书目录版次最多的世纪；而伏尔泰的名字从十八世纪开始，一直出现在禁书目录上，而且属于作品全部遭禁的作者之一，直到１９４８年版即最后一版禁书目录。 了解一下是哪些作家与伏尔泰一道遭禁是很有助于我们了解伏尔泰的荣誉的。 与他一道作品全部遭禁的有：布鲁诺、笛卡儿、斯宾诺莎、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赫、卢梭、休谟、拉封丁、让。 梅叶、巴尔扎克、乔治。 桑；部分遭禁的有：雨果、康德、海涅、爱尔维修、蒙田、密支凯维支、孟德斯鸠、斯汤达、福楼拜、洛克、帕斯卡……好一份卓越人物的名单！书目委员会的搜索员好一副捕猎卓越人物的特异眼力！
关于禁止这批作家作品的原因，宗教裁判员梅里。 德利。 巴利如是说：“文学和科学价值并不能使违反信仰和崇高风俗习惯的书籍具有传播的权力；谬误的罗网越精巧，恶越是具有诱人的吸引力，镇压谬误就应当越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