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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１９３０年３月１日，“无产者”社机关刊物《无产者》创刊后，陈独秀担任主编，几乎每期的重点文章都是一手操办。不仅如此，陈独秀还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积极筹措“无产者”社的活动经费，包括刊物铅印和油印费用。与此同时，他又着手整顿“无产者”社，用刚被开除党籍的何资深取代外甥吴季严担任秘书长，以充实领导力量。虽然此时“无产者”社成员仅仅100多号人，而且老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居多数，但陈独秀并不灰心丧气，反而摆出一副要与共产党争地盘的架势，大力扩充基层组织，仅在上海就设置了沪东、沪西、法南（法租界和南市）三个区委，与中共在上海的组织设置一模一样，此外在北平（今北京）也设立了一个支部。很多地方的机构是设置了，但往往是十羊九牧，有将而无兵，徒有虚名而已。
当然，陈独秀还是没有忘记攻击中国共产党。他在《无产者》创刊号上，发表题名为《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的文章，认为国民党政权正在走向“逐步统一与相当的稳定”，主张无产阶级应极力要求参加国民会议，批评共产国际和中共对革命形势的估计和策略口号是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是从“左”的方面消极抵制国民会议。４月３日，他又写出了《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的文章，７月１日在《无产者》杂志第３期发表。陈独秀引经据典地从西欧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出发，反对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农村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认为“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是背叛工人阶级运动，依靠这些“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组成的红军，“其前途不外是 （一）统治阶级的内战一时停止，‘红军便被击溃，或为所收买；（二）因自己内讧而溃败；（三）逐步与农村资产阶级（商人与富农）妥协，变成他们的 ‘白军’，或为他们的经济手段所压迫而溃散。”①然而令陈独秀的失望是，他的预言没有变成现实，红军正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并且日后成为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革命武装主力。
①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０８…３０９页。
当时，远在国外避难的托洛茨基，对于中国托派组织的问题十分关注，遥控和指挥了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他对陈独秀倾向、加入中国托派，在态度上经历了起初带有疑惑的审慎欢迎，到后来的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最初，托洛茨基主要从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那里，了解到陈独秀的一些情况，听信了他们的一面之词，因而对陈独秀并不怎么感兴趣。但是，自从“无产者”社给他寄去陈的《告全党同志书》后，托洛茨基的态度发生了１８０度的大转变，甚至要求中国的托派都要向陈独秀学习。
１９３０年８月２２日，托洛茨基分别致函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称赞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赞扬“陈独秀有很多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未有的”，要求“反对派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并严厉批评了“我们的话”派拒绝陈独秀派加入中国托派的做法。最后，他要求各派能摒弃成见，加速实现统一。９月１日，托洛茨基又分别写信给陈独秀和刘仁静，明确表示“陈独秀同志对于所有根本问题之立场完全与我们一般的立场相同”。这实际上是把陈独秀提高到中国托派领袖的地位上来了，为互不服气的中国托派组织，扫清了领导人的障碍问题。
与此同时，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国际托派“临时国际”书记局，发表 《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并寄到中国，催促中国托派小组织尽快实现统一。
托洛茨基的一再来信，迫使中国四个托派小组织转变老死不相往来的态度，分别派出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进行协商，并委托王文元起草中国托派纲领。但是，各派本来就是被迫坐在一起来谈统一问题，因而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彼此之间心怀鬼胎，各施诡计，争吵不断，最终无功而返。
看到四派迟迟未能实现统一，托洛茨基于是在１９３１年１月８日，又写来一封长信，力图调解各派之间的尖锐矛盾。他认为，现在进行统一的各派之间已完全没有原则的分歧，统一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大声呼“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
托洛茨基的来信，又使得四个托派组织不得不再次坐到谈判桌上，协商统一问题。一向对那些青年托派分子没有好感的彭述之，自恃有托洛茨基对“无产者”社的铁杆支持，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了。在统一问题上，他极力主张以“无产者”社为中心，遭到其他三派的激烈反对。于是他就指使参加协议委员会的另两个代表马玉夫、吴季严，想方设法阻止统一，致使协议委员会的工作受到阻碍，而他们向陈独秀汇报时，又口口声声说其他三派缺乏诚意。陈独秀一度听信了彭述之等人的话，对托派统一的前途，也感到心灰意冷了。
恰在此时，尹宽通过其他托派，了解到是彭述之操纵马玉夫、吴季严在阻挠各派统一协商的真相后，立即报告了陈独秀。陈独秀对彭述之等人的两面派做法十分气愤，遂决定亲自出马找其他三派负责人谈话，做工作，言辞恳切地宣讲中国托派团结和统一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同时，陈独秀对内部领导人员进行调整，召集“无产者”社全体会议，通过 《接受国际委员会来信之共同意见》，谴责彭述之等人的行径，召回参加协议委员会的马玉夫和吴季严，由自己亲自挂帅，与尹宽一起担任“无产者”社代表。陈独秀如此这般不计个人得失、大刀阔斧的行动，深深打动了各派代表，终于使协商工作进展顺利。由此可见，中国托派组织的最终统一，完全得益于陈独秀前后全力以赴的大力推动。
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至３日，中国四个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十月”社和“战斗”社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最终达成统一意见，在上海提篮桥舟山路租了一幢房子召开统一大会。“无产者”社负责布置会场，该社秘书长何资深具体执行。由于经费没有解决，最后由李仲山典当了一件猞猁皮大衣得了２００多元，才使得会议能够开下去。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何资深对会议进行了很严密的保护措施。他让王茨槐带着妻子和女儿一家子住进了房子，除陈独秀外，其他所有代表吃住都在会场内，不得随意出去，直到会议结束后方才离开。
参加会议的代表，是根据各派协商的每２０人出席１人的原则，由各派指定人员参加。“我们的话”派规模最大，有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张九等７人参加；“无产者”社其次，有陈独秀、郑超麟、江常师、蒋振东、王茨槐５人，第二天又补上彭述之，实际与会的有６人；“十月”社再次，有王文元、罗汉、宋逢春、濮德治（清泉）4 人；“战斗”社最少，仅赵济、来燕堂２人。
陈独秀任大会主席团主席。他首先提议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同志默哀３分钟，然后，作由他亲自起草的政治纲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完全是根据托洛茨基 １９２９年夏为中国托派写的“政纲”修改而成的。全文五个部分，第一，过渡时期中反对派之总任务；第二，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第三，过渡时期与我们的策略；第四、中国革命的前途；第五、共产主义的分派及反对派目前的任务。
陈独秀在报告中，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他认为现在是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世界革命是将来的事。他指出，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封建势力只是残余的残余。国民党对内高压，对外投降，目前国内没有革命形势，将来要用十月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他提出在纲领上只能写“人民政权”，不能写无产阶级专政，当前的中心口号是为国民会议而斗争，并提出一些民主要求，如８小时工作制等。
陈独秀的报告在会上引起了争论，王文元不同意“人民政权”的提法，濮德治则反对提 “国民会议”的口号。最后，大会还是通过了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以及尹宽起草的《职工运动问题提纲》、梁干乔起草的 《组织问题决议案》和王文元起草的《国民会议问题提纲》等四个文件。但陈独秀起草的另一个文件 《土地问题决议案》，因为提到红军是“土匪”，遭到青年托派的有意阻挠，未能通过，交特别委员会继续讨论。
会议决定了统一后中国托派的正式名称，仍采用“无产者”社的原名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叫“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最后，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由陈独秀、郑超麟、陈亦谋、王文元、宋逢春、罗汉、张九、彭述之、濮德治等人组成，其中陈独秀为总书记、郑超麟为宣传委员、陈亦谋为组织委员、王文元担任中央机关报主编、宋逢春任秘书长，组成中央常委会。并决定出版机关刊物 《火花》。
在大会闭幕式上，陈独秀致闭幕词，他踌躇满志地说道：“中国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期待我们，我们应担当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会后，他又要罗汉专门给托洛茨基拍了一份电报，兴冲冲地告诉托，他的中国同志正在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将飘扬在全国。
陈独秀高兴得太早了。四个中国托派小组织暂时搁置前嫌，实现了统一，但面和心不齐，虚有其表。统一会议刚一结束，各派之间就因本来固有的矛盾加上新的纷争，各展权谋，互施诡计，闹得不可开交，乌烟瘴气。陈独秀旧恨才去，又添新烦，只得拖着老迈的身体，不断在各派之间进行调解，以维持表面上的繁荣景象。
中国托派组织统一大会的召开，不仅标志着从中国共产党内部分裂出来的一批人形成了统一的反对中共的同盟，而且也标志着陈独秀最终完成了他一生当中的又一次重大转变。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至五届中央总书记，仅仅十年时间，就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总书记，陈独秀的历史归属就此基本定格。或许，有人会唏嘘感慨，甚至扼腕叹息陈独秀曲曲折折的人生之路。但是，正如一首歌曲所唱的，不是我们跟不上这个时代，而是这个世界变得太快。这句歌词用在陈独秀身上倒有几分相像。
３
就在陈独秀积极促成中国托派统一的过程中，他又遇到了晚年陪伴其度过余生的生活伴侣 ——潘兰珍。
在此，我们不妨简要叙述一下陈独秀的爱情婚姻生活。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一时的人物，陈独秀一生与三位女人结下姻缘。
陈独秀的结发元配是高晓岚，小名大众，１８７６年３月４日生于安徽统领副将高登科之家。１８９７年陈独秀与年长他３岁的高晓岚结婚，这是陈独秀